MIG德國製造1890（上）：浪漫民族變鐵血的「帝國大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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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英國記者威廉斯（Ernest Edwin Williams）出版了一本震撼英國讀者的暢銷書——《德國製造》（Made in Germany），書中無情地提出警告：德國已成為世界工廠，並且挾著經濟優勢與軍備擴張的雙重加持，威權專制窮兵黷武且外交姿態咄咄逼人的德意志帝國即將取代自由主義的大英帝國，成為新一任的世界霸權。而內部問題嚴重的英國，面對德國崛起這個外部挑戰的催化，終會重蹈古代羅馬帝國衰亡的覆轍。

這位記者接著比較了英德兩國的產業風氣，他一邊數落英國企業家的腦袋僵固老套卻還驕傲自滿、沈溺奢華享樂，一邊則憂心地見證了德國競爭者的各種「狼性」：他們務實有彈性，並且極擅鑽營取巧，仿冒商標、削價傾銷等手法樣樣不擇手段，這使得英國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節節敗退。據此，威廉斯聳動地描繪出一幅英國紳士的生活被德國貨所淹沒、陷入永劫不復的景象：

德國這個當年的吳下阿蒙，今日竟在生活消費與高級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主宰了大英帝國，甚至讓紳士們開始懷疑人生、對天國救贖產生絕望，這完全是英國所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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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代以前，尚未統一成帝國的德意志諸邦靠著民間家族資本與廉價血汗勞力起家，以英國貨為模仿對象，憑藉劣質廉價的山寨產品在市場中逐漸鑽出一片藍海。長年不堪其擾的英國乃在1887年通過《商品標示法》（Merchandise Marks Act），羞辱性地規定所有德國貨都必須標示為「Made in Germany」，以便向消費者清楚暗示：這是品質低劣的山寨貨，購買前請三思！

只是，MIG這個最初由英國人發明的、對德國貨的嘲諷，隨後卻反而變成了對自己的詛咒。

自從1871年德意志帝國成立後，德國以國家資本大舉扶植產業、並且充分利用英國建立的自由貿易體系快速進行經濟擴張，據此累積的資本繼而投資在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上，終而讓英國跌落工業霸主的神壇。

到了《德國製造》一書出版的1890年代，MIG其實已不再是劣質山寨貨的恥辱烙印，而成為技術先進、物美價廉的象徵——這也是讓作者威廉斯憂心恐懼的來源。數年之後，市場局面變得更加諷刺：很多道地的英國貨甚至被迫要冒用MIG的標籤，不然消費者不肯買單。

原本準備給德國穿小鞋的《商品標示法》出台不到15年，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國就在自家主場被一波帶走，還丟臉地淪為MIG的山寨國，這種自立flag、挖坑自埋的戲劇性發展，自然也被德國得意洋洋地拿來當作自己已擺脫過去民族恥辱、實現「大國崛起」的勝利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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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像《德國製造》這樣長自己威風、滅他人志氣的絕佳素材，當然要被翻譯成德文，以便為德意志的民族自信錦上添花。替該書德譯版作序的德國經濟學家伍特科（Robert Wuttke）便將德國經濟的勝利歸因於德意志國家體制的優越：我們的國家權力夠強勢、有效率，並走在一條與英國完全不同的道路上，這讓德國注定成為世界霸權。

簡言之，有別於西方主流的英式議會民主與自由經濟的路線，德意志民族的民主發展是循著「德意志特色路線」（Deutscher Sonderweg）——以「有序的自由」（geordnete Freiheit）為前提，結合威權治理與國家資本，帶來比英式的西方路線更加優越的成果。此一「德意志特色民主」的成果又可歸因於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優越，而德國在《商品標示法》一事上的完勝，更代表著德意志民族樸質務實的美德，最終戰勝了盎格魯薩克遜無恥無德、居心叵測、蚍蜉撼大樹不自量力的邪惡意圖。

然而，這種霸氣「德意志特色路線」的出現、以及軍國威權咄咄逼人的姿態，在數十年前，無論是對英法等周遭國家、甚至是對德意志人自己來說，都是難以想像的。

1871年以前，位處歐洲中央的德意志諸邦，數百年來都被周遭強權當作衝突的緩衝區。列強刻意維持德意志各邦離散破碎的狀態，一方面瓜分勢力範圍、另一方面也以之為交換利益解決衝突的籌碼。為了避免大戰，弱小的德意志地區注定要扮演歐洲強權爭霸下維持緊張平衡之犧牲者的角色，注定要成一盤散沙且任人宰割。

這種地緣政治上的命運，再加上德意志地區歷經1618到1648年慘烈的「三十年戰爭」、以及1806年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的解體，這一連串政治經濟發展發展的悲劇，都造成德意志人長期的心理創傷。尤其對照英法比荷等鄰國在同一時期紛紛高速起飛、成功轉型為現代化民族國家與工業經濟，這些鄰國的成就都不啻是往德意志的傷口上灑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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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德意志人先後藉著反拿破崙戰爭以及反維也納秩序，匯聚起民族統一運動的潮流。此一民族運動的基調是學者和詩人的浪漫主義與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與後來軍國色彩種族主義式的德意志民族主義相去甚遠，但隨即在1848年被普魯士與奧地利聯手鎮壓下去。

種種歷史創傷與政治挫折，讓德意志帝國成立之前的德意志人顯得自我糾結、內縮、憂鬱、且愛幻想以避世。他們自嘲把海洋讓給英國、把陸地讓給法國，而把虛無飄渺的天空留給自己的空想。

此時，歐洲各國對德意志的印象也普遍是人畜無害的：德意志是落後地區，其人民雖然時而粗野好爭鬥，但大抵都淳樸又聽話，是逆來順受、只關心小確幸的順民；此外，德意志人也有做學問與藝術的才華、並帶有一種憂鬱文青的性格，他們不是在郊區小徑上從事哲學玄思、就是在深夜昏黃的燈火下寫詩。也因此，德意志經常成為鄰國文人逃避工業社會、懷舊投射的對象，例如法國文豪福婁拜（Gustave Flaubert）就稱德意志人是浪漫的「夢想家民族」（是的，各位解封後想到歐洲旅遊的讀者諸君，世上最浪漫的地方，不是巴黎，是德意志——這還是法國文人認證的）。

直到德意志帝國在普魯士主導下完成建國之初，上述對德意志人「人畜無害」的正面印象，在英國都還蔚為主流。但事實上，德意志地區的大一統已意味著歐洲地緣政治上天翻地覆的鉅變：從此，歐洲的心臟地帶再無緩衝區，且統一的德國實力已超過法國，獨成一強，嚴重破壞了歐洲的平衡、甚至可能導向毀滅性的大戰。對此，時為英國下議院反對黨領袖的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68年卸任首相，於1874年又再度上任）就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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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德意志帝國成立之初，英國卻甚至還有點樂觀其成——因為強大的德國正好可以被利用來牽制法國、並阻擋俄國勢力的擴張。此刻，英國認定的頭號勁敵依舊是法俄這兩個老敵手，而非人畜無害的德意志。

另一方面，德意志帝國總理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的執政也有力地安撫了英國的疑慮，使之能對大一統的德國繼續放心。俾斯麥為了避免強敵環伺的新生德國成為眾矢之的，採取韜光養晦、和平崛起的策略，在地緣政治與殖民競爭上都擺出被動低調的姿態，以獲得列強的信任。（類似的策略在二戰後的西德又重現了一次，亦即所謂「放棄主權以贏得主權」，Souveränitätsgewinn durch Souveränitätsverzicht。）

在外交舞台上，俾斯麥進一步扮演起「誠意公道伯」（ehrlicher Makler）的角色，以極其繁複之多邊捭闔、挖東補西的手腕，展現德國無意爭霸的低調姿態、勉力維持列強的均勢平衡，同時也為德國爭取到了發展的餘地。

如此韜光養晦的策略，其實也是出於內政上的不得不然：德意志帝國並非真正意義的民族國家、並非是由下而上之民族主義運動的結果，而是靠著普魯士王國的鐵與血、在短短9年內透過幾場大戰所強行建立的、以德意志民族為名、但卻以封建領主之聯盟政權為實的國家。

也就是說，表面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儘管政治與經濟已整合成一體，但仍缺乏一個真正統合的民族社會。無論是重農的東部與重工的西部之間，新教的北部與天主教的南部之間，或是貴族、市民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都還未形成穩定之民族共同體的共識。此時德意志帝國離散的社會地景，恰恰就是整個歐洲內部差異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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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在這種狀態下成為一個強權民族國家，就像是先弄來一部高檔車，都已經開上路要跟人尬車了，才急忙摸索學習如何駕駛。也因此，俾斯麥不得不傾盡全力專注內政，完成所謂「內部建國」（die innere Reichsgründung）的任務。

由於德意志地區整合成一個大規模的國內市場，建國之初就立刻喜迎一波企業整併擴張、熱錢大舉湧入的景氣。到了1873年，德意志地區登上了20年來經濟飛速成長的高峰，史稱「創業大榮景」（Gründerboom），但不幸也在同一年碰上維也納股市崩盤所引爆的世界性金融災難。

德國的創業大榮景隨即嘎然終止、一夕翻盤成「創業大碰壁」（Gründerkrach）。原本作為經濟龍頭的鋼鐵業（包含鐵路建設）面臨飽和的瓶頸，使得接下來的20年裡，德國景氣動盪起伏、經濟成長迅速趨緩。創業建設的榮景夢醒、失去經濟紅利的加持之後，德國此刻才被迫要直視過去高速增長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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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西漂族」主要是年輕未婚的「農民工」，他們被人力仲介招攬進例如魯爾工業區的西部大城，住在集體工寮裡，既無投票權、也無法享有一般市民權利。再加上景氣波動劇烈，也讓許多西漂勞力在城市闖蕩後被迫失業返鄉，但回到家鄉後卻已無法再融入當地。

這種社會隔離、無序混亂、飄零失根、且失去價值觀的共同經驗，造就出一群聲勢愈來愈浩大、情緒愈來愈躁動的無產階級。他們既沒有躺平、也沒有當起「魯爾大神」，而是匯聚成組織性的工人運動，並讓社會民主工人黨（SDAP，即當今的社民黨SPD）在德意志帝國的政治版圖中快速崛起。

原本德意志地區的三層階級社會——土地貴族與文化菁英（官僚、律師、學者）階級、自由主義的新興工業資本家階級、傳統市民階級（例如手工匠、小生意人），現在又突然加入了龐大的無產農民工成為登場參戰的第四階級，這就使得階級衝突更加複雜激化：

德意志民族數十年來追求大一統之夢，換來的竟是一場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大亂鬥。對於過去熱情主導民族統一運動的1848浪漫世代而言，1871年的德意志帝國不啻又是另一場烏托邦夢碎的創傷——1848世代的民族主義甚至還被俾斯麥所刻意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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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德國社會內部嚴重對立的困境，俾斯麥的「內部建國」事實上就是被迫以國家主導取代社會運動、自上而下強勢建立德意志民族之想像共同體的努力。

這種由俾斯麥所主導的、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會稱之為「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的共同體想像，既非像美國和法國那樣建立在特定的立國價值上、亦不像德意志民族統一運動世代那樣從思想文化上熱切苦索「何謂德意志」的答案。

相反地，德意志帝國的官方民族主義所依據的是素樸且空洞的異己之分，本質上是透過內部獵巫的方式、設定「帝國敵人」（Reichsfeinde）來誘發的仇恨與激情。被利用來轉移內部壓力、塑造仇恨共同體的「帝國敵人」先後分別是：

官方的仇恨煽動與愛國宣傳，恰好又與俾斯麥個人的領袖魅力、以及統一戰爭大勝法國後社會普遍崇拜軍人的風氣相結合，迅速轉變成擁抱軍國、期待強人威權統治的民族激情。排他的仇恨一發不可收拾，開始要求淨化民族成分，也順勢將社會中反猶太主義的傳統暗流給檯面化。

▌接續下篇：〈MIG德國製造1890（下）：「天命暴走」的偉大民族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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