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G德國製造1890(下):「天命暴走」的偉大民族復興?
以俾斯麥為首的貴族保守派,原先純粹是把這種民族激情當作清掃政敵並宣洩社會壓力的工具,然而德國社會的民族激情卻在國際風勢的助長下延燒開來——1873年世界金融危機後的長期景氣不振,各國保護主義抬頭、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加深了國際衝突的憂患意識與仇外情緒,終而讓俾斯麥一手催生的德意志民族情緒快速蔓延,逆向滲入保守派、中間派自由主義者、以及菁英知識份子的圈子裡。
1890年,功高震主的俾斯麥因與新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之間的齟齬而被迫下台,德國正式進入所謂「威廉時代」(Wilhelminismus,1890-1914)。此刻,政壇已無俾斯麥,威廉二世全面主政後一掃建國以來「韜光養晦,和平崛起」的姿態,大步跨上浮誇傲慢、侵略性擴張、與列強對幹的「戰鷹」之路。
威廉時代的德國之所以能這樣改弦易轍,確實也有相當的底氣支撐:1895年起,德國即走出前此20年的世界不景氣,獨領風騷地迎來一波經濟奇蹟。靠著官方的主導與國家資本的加持,出現了集中化、科層化的官僚權貴資本主義,同時也透過國家資源大量投入基礎科學研究與教育訓練,成功實現產業升級:德國跳脫了傳統鋼鐵業的窠臼,在新興的電機與化工領域上取得技術突破,成為全球尖端科技產業的領頭羊。
德國電機產業(如火車頭、汽車引擎等)規模之大,其在1913年的用電量是英、法、義之總和的120%、並佔全球出口產值的30%,獨霸市場、大幅領先英美兩國。此外,德國的化工產業亦展現出其雄厚的科技實力、在如染料混色的領域實現獨占,讓原本獨霸染料技術的英國被迫只能輸出原料至德國加工、再屈辱地向德國高價買回成品。
此一發展擦亮了西門子、賓士、AEG、BASF、拜耳等「Made in Germany」的金字商標,這些德國大企業掌握的新科技專利,總數是同等規模之英國企業的10倍以上。隨著技術上的海放英國,德國經濟在世界生產總額的佔比,在1871到1913年之間,從4.9%翻了3倍,來到14.8%,反超英國、僅次於美國。相反地,英國的佔比則從19.9%銳減至13.6%。
總而言之,1890年代以後的德意志帝國已具備與英國一爭高下的經濟條件,而這也是英國記者威廉斯《德國製造》一書讓英人普遍恐慌的背景。
但不可諱言的是,德國官方此時侵略性的外交姿態,也是被民間社會一發不可收拾的民族狂熱所由下而上地綁架的結果。
威廉時代的德意志民族主義顯得高度浮誇且極端:俾斯麥的「內部建國」整體來說是失敗的,德國社會內部之階級、地域與信仰文化的衝突,事實上並沒有因為愛國熱情與對外的同仇敵慨而得到緩解,反而還更加激化。
這些社會衝突在現代民族國家中,理應靠議會政黨政治來緩衝妥協,但這在德意志帝國的憲政體制下是做不到的:帝國行政大權在皇帝手上,議會政黨既不必為執政負責、彼此自然毋須務實妥協。因此各政黨反而各自高舉極端的意識型態,讓議會政治成為吵吵鬧鬧的零和遊戲,也為各社會陣營之間的對立火上加油。
原本應該代表人民、屬於「西方民主」之概念的帝國議會與政黨政治,因此荒腔走板而普遍被人民所鄙視。德國人於是轉而期待威權的國家力量,一把抓起管理者、照護者、教育者、以及保護者的角色,扮演起「國家爸爸」(Vater Staat),強力抹平社會裂痕、清除民族內部的雜質,最後帶領德國昂首晉升世界霸權、實現德意志民族真正大一統的百年夢想
1906年的柏林甚至發生一件荒誕卻如實反映時代精神的事件:由於社會充斥軍國崇拜,一位工廠裡的鞋匠自己cosplay成帝國陸軍上校走上街頭,剛好遇到一隊士兵經過,在鞋匠有模有樣的號令下,竟然讓這隊士兵闖入市政廳逮捕了市長,並且還沒入了市府庫裡的公款。
軍國崇拜、極端狂熱的民族主義之所以盛行,恰恰是因為它的支持群眾正是德國社會的中流砥柱:自由主義的工業資本家、求穩定的中產階級、以及知識菁英。資本主義自由貿易、中產階級、高等教育,這三個理應導向西式民主的關鍵要素,現在卻寄望於軍國威權式的「國家爸爸」——這就是威廉時代對民族國家現代化問題所給出的「德意志特色方案」。
而對民主發展的「現代化理論」的無情嘲諷,也許不必等到21世紀的10年代,它在百年前可能就已經上演過一遍了。
德國主流對上述方案的信念,當然也來自於外部的刺激:19/20世紀之交,歐洲列強爭先恐後地進行軍備競賽與爭奪殖民地,然而卻砲口一致地要求德意志帝國必須維持俾斯麥政策、安分守己不得擴張。此一雙重標準讓德國人倍感歧視、怨怒不已,且根據時下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深恐德意志種族會因此落後於人、喪失「生存空間」並慘遭淘汰滅族。
德意志揮之不去之落後弱小的過去形象,加上現在被列強聯手排擠,歷史的自卑感與當下國際競爭的生存恐懼彼此交纏,頓時翻轉成狂妄的自我膨脹,並發展出一套優越感爆棚的德意志文化論:不同於西方理性科技資本市儈的「文明」(Zivilisation)與斯拉夫(即俄羅斯)奴役不自由的「亞洲性」(Asiatentum),德意志涵納理智、道德、藝術的深刻「文化」(Kultur)才是人類的希望。德意志民族的歷史使命,就是要堅持「德意志特色路線」,成為世界主宰、為人類帶來「文化」並開創未來。
自卑與狂妄的並行不悖,讓威廉時代的德意志帝國處於一種矛盾弔詭的狀態:隨著國家硬實力愈發強盛,社會集體心態卻愈來愈敏感易碎。在恐懼自卑的同時,也尋求一切極端的解決方案。
此時國際迎來一波大眾媒體的蓬勃發展(有學者將之與21世紀的社群媒體潮相類比),德國大眾輿論中的「意志崇拜」(der Kult des Willens)蔚為風潮,煽動仇英情緒,並以一副事在人為、不在乎外交後果的態勢,大力鼓吹德國以「全有或全無」的堅決果斷來冒險擴張勢力,亦不惜一戰與大英帝國火車對撞。
甚至還有極端民族主義不顧一切的瘋狂輿論,主張大德意志的版圖「一點都不能少」,劍指要立刻併吞奧地利等帝國境外的德語區,以完成真正的民族一統大業。
德國大眾媒體放飛自我的鼓譟叫囂,也在隔海的英國媒體上引發反彈。世紀之交,雙方即陷入一場混雜政治宣傳與操控媒體帶風向的長期資訊戰:英德輿論對彼此的敵意快速上升,直到1903年初,格雷(Edward Grey,後於1905-1916任英國外交大臣)接受媒體專訪時,稱德國已取代法俄,成為英國「最棘手的敵人與最大的威脅」。
至此,輿論對英德兩強對撞爭霸的想像已大致明朗。同年,作家奇德斯(Erskine Childers)出版小說,描寫德國藉助愛爾蘭分離勢力以入侵英格蘭,挑動了英國大眾恐德的緊繃神經。1907年,英國外交官、英德混血的德國通克勞(Eyre Crowe)的備忘錄,深切剖析了德意志社會扭曲膨脹的民族優越感與擴張欲,再度震撼了英國輿情、引發對德政策的大辯論。
輿論民情在相當程度上對英德官方的衝突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例如為一戰埋下長遠伏筆的巴格達鐵路計畫(die Bagdad-Bahn):德國企業與開發銀行先英國一步,在1890年代進入波斯灣地區,計畫興建柏林到巴格達的鐵路。隨後伊拉克發現油田,巴格達鐵路計畫因而讓英國眼紅且倍感威脅。為此,威廉二世在1899年親自到倫敦找他阿嬤——維多利亞女王——商談德英合資開發,英方初步表示同意,卻遭到下議院與報紙輿論的激烈反對,只能作罷。德國不得不獨資開發,後乃白熱化成英德雙方在波灣爭霸的態勢。
在德國這邊,帝國官方在地緣衝突的激化與輿情狂熱的挾持下,缺乏長遠視野,走上了膝反射的擴張路線、並與英國海軍對幹競爭軍備。德國深恐英、法、俄三國結盟,亟欲避免被左右包夾的態勢。
然而,德國愈是恐懼「天下圍德」(die Einkreisung),反應就愈歇斯底里、外交動作也越加極端,在一連串國際衝突中挑釁激怒英國,並形成惡性循環。這種「總加速師」的姿態終於使得英國分別在1904與1907年與法俄結盟——民族狂熱的德意志帝國自我實現了「天下圍德」的惡夢,歐洲也集體朝向世界大戰的方向夢遊前行。
直到大戰前夕,1914年7月31日的《巴爾幹談話》中,威廉二世都還宣稱:
德國是最愛好和平的,只因全世界嫉妒德國的崛起,將劍推到我們手上、逼我們開戰。
就在這樣民族狂熱、集體夢遊的年代裡,「Made in Germany」躍上了世界的舞台,成為在民族仇恨與階級對立的厚重陰霾中閃亮耀眼、暢銷無國界的普世通貨。
但從某方面來看,威廉時代的MIG和民族狂熱一樣,都是對「德意志民族如何完成現代化」所給出的答案,只是兩者回答的角度迥異。
德意志帝國建國之後,柏林就不斷派遣所謂「文化專員」(Kulturattaché)赴英考察,除了作為企業間諜之外,其任務更是要找出英國之所以能成功轉型為工業化文明社會的秘方。隨後德國人找到的答案是:英式文化的形式是反貴族、反浪漫主義的,它接地氣、貼近日常生活世界、講求實用的功能性風格,這恰好能無縫銜接上現代工業文化。
為此,德國人開始在MIG上實現這種現代化的功能性風格。在工業設計的辯論中,德國人先是試圖將規格化、功能性的風格連結回自身傳統,亦即德意志庶民純樸的「家鄉風格」(Heimatstil),旋即又捨棄了這種特殊歷史的成分,轉而以德意志手工藝匠人精神的抽象意象來作為MIG的內涵。據此,MIG的設計形式一步步去除歷史性、規格化,最後變成普世的現代文明中,客觀、理性、功能性的代名詞。
在MIG的世界裡,德意志的民族性即無異於普世的現代性,德國人愈捨棄自身歷史傳統、愈是去除一切德意志民族的特殊意涵,所製造出來的產品就愈能彰顯出獨特的德意志精神——看看萊卡(Leica)相機、AEG水壺(AEG-Wasserkessel)、以及包浩斯(Bauhaus)建築,人們都可以從它們剔除歷史傳統的、功能性的簡約工業設計中,見到某種既普世、又十足典型的德意志特色。
這種普世的MIG價值,在民族狂熱的威廉時代也被寄望為民族擴張的手段:德國將可藉由MIG的市場霸權來主宰世界產業的標準規格,從德國製造到德國標準,全球人類將在德國的帶領下完成工業文明的進化。
MIG和民族狂熱雖然取徑不同,但都同樣指向德國人對「何謂德意志」的特殊想像:它與其他擁有具體歷史、傳統價值的民族大不相同,是代表普世精神的文化概念,而「德意志特色路線」,就是透過自我淘空與自我膨脹的糾結過程,實現一種極為幽微且易碎的自我肯定。
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創傷之後,德國終於放棄了所謂「德意志特色路線」,徹底西方化、完成「邁向西方的漫漫長道」(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的最後一里路。有趣的是,經過此一轉變,MIG還是MIG,依舊是普世工業設計的典範,甚至在捨棄了德意志特色的民族狂歡後,Made in Germany反倒更徹底突顯出德意志特色了——工業、理性、現代文明。
※補充說明:本文寫作時參考了下列書籍,推薦有興趣的讀者可延伸閱讀(可惜目前台灣皆無中譯本):Maiken Umbach的〈Made in Germany〉,收錄於Étienne François與Hagen Schulze編纂的《德意志記憶之地》(Deutsche Erinnerungsorte);政治學家Andreas Rödder的《誰懼怕德國?》(Wer hat Angst vor Deutschland),論述19世紀以來德國的自我想像與歐洲各國對德國的印象轉變;著名史家Hagen Schulze清晰銳利的《德意志簡史》(Kleine deutsche Geschichte);以及畢勒斐德學派大師Hans-Ulrich Wehler的鉅著《德意志社會史1849-1914》(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1849-1914)、與其簡明精要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us)中關於德意志民族主義的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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