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在瘟疫蔓延時？英國伊姆村「自我隔離」的犧牲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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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全球，英國也從一開始希望透過多數人感染以達「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的方法，轉而祭出嚴格的居家隔離措施，並宣布「全國封城」（lockdown）。強生（Boris Johnson）首相近日丟出了三個字「留在家」（stay at home），並破天荒地宣布薪資補貼計畫作為紓困措施。

封城之際，英國媒體紛紛開嗆，尤其以小報為最，以「自由終了」或「軟禁」為頭版標題大作文章。但即便政策大轉向，封城首日的倫敦地鐵依舊塞滿了乘客，顯然離風行草偃的期待仍有段距離。

從疫情爆發以來，許多國家紛紛祭出隔離手段作為防疫措施，這在歷史上並不陌生。在倫理、人權、公共衛生等領域裡，這種限制人身自由以阻絕疾病傳染的形式不斷地被討論，似乎沒有一個答案是絕對正確的。隨著疫情蔓延，英國中部小鎮伊姆村（Eaym）的故事又再度被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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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姆村位在英國中部的德比郡（Derbyshire），是一個人口數僅僅近千人的小村莊。伊姆村發生在17世紀瘟疫流行時的故事，大致是這樣的：1665年——也就是倫敦發生大火並順勢消滅瘟疫的前一年——離倫敦大約160多英哩遠的伊姆村也爆發了瘟疫。

首先是村裡一位裁縫師助手第一個發病，然後是他的兩個繼子。後來疾病一發不可收拾，疫情整整蔓延了14個月，最後在村民「自願被隔離」下，雖然犧牲了260人的性命，卻也阻止了疾病擴散至鄰近的地區。

當時的伊姆村，在教區牧師威廉・蒙佩森（William Mompesson）的發難之下，村民自願與外界隔絕接觸，包括那些沒有發病的人，都在當年的隔離措施中，守在圍牆裡與感染者共同生活。除了隔離以外，牧師也採取了其他防疫措施，包括將教堂禮拜改在戶外舉行，讓村民將泡過醋的錢幣（當時村民認為有「淨化」作用）放在村子周圍的石頭上，和村外的居民換取食物。這場疫情最終在歷經一年多後結束，伊姆村民的故事被後人記述，傳頌，成為拯救更多人性命的義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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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的今日來看，隔離措施總是充滿爭議，也絕不是一件容易妥協的事。回顧歷史，也有人問，當年伊姆村的牧師號召大家就地隔離，究竟是英雄式的義舉？還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倫敦帝國學院的流行病學學者狄德洛（Xavier Didelot）曾經以伊姆村存留下來的歷史文件，包括教會所記錄的出生死亡紀錄，與壁爐稅（hearth tax）的資料，對照各戶的地理位置，來模擬瘟疫在伊姆村的傳染過程，並且分析隔離對於抑制疫情的效果。

事實上，300多年前的英國鄉下，對疾病的認識其實仍一知半解。當時人們以為疾病可能透過瘴癘之氣（miasma）來傳播。因而，教會牧師採取了改變聚會方式與大規模隔離來控制疫情。狄德洛教授以統計模型來推算，證明了隔離的方式確實有效防止了疾病的散播，這樣的研究成果似乎讓當今的隔離政策取得了正當性。

不過，狄德洛的推算，更進一步指出隔離措施所帶來的影響。比方說，他的研究也發現，居家隔離導致了家戶中迅速的人傳人感染效應。在那些死去的犧牲者之中，繳不起稅的家庭，孩童更有可能得病，似乎也透露了健康不平等的訊息。同時，經過科學分析，推論當時居民總數應為700多人，而非一般周知的300多人，因此犧牲者的比例減低，某種程度也減弱了故事的悲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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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疾病進行隔離，本來就是一件行之有年之事。不過，歷史學家們也提醒，即使隔離本身是一個有力的方案，不代表政府必然只能仰賴這個做法。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醫學史教授麥尼（Graham Mooney）便撰文提醒：

隔離雖然可能有效防止疾病傳播，也可能加深了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同時，由於隔離本身缺乏精準的定義，因此隔離政策施行的同時，也可能把一切對人的限制合理化了，並且還會讓人民感到困惑，甚至對掌權者失去信任。再者，大規模的隔離，其實也引發了針對某些族群與某些地方的歧視，這在300多年前的伊姆村也經歷過。

比起伊姆村，當今冠狀病毒引發的隔離措施，規模可說是史無前例。隔離所引發的效應，也常常始料未及。牛津大學的人類學教授項飆定義了兩種疾病控制時的人口移動：一個是SARS流行期間被稱為「鍊式反應」（chain reaction）的人口移動，指的是規模較縮限在農民工階層的流動；如今大規模地毯式監控下的全區域隔離與移動，則被稱為「網格反應」（grid reaction）。

項飆認為：「網格反應就像COVID-19病毒一樣，是具有高度傳染性的。」網格反應可能引發進一步傳播病毒的遷移，例如從湖北逃離隔離封城的人聚集在溫州，使得該地成為另一個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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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有別於過往對傳染病的陌生，當今對疾病的認識與控制的技術也越來越精準而細致。300多年前瘟疫蔓延時，被懷疑是傳染媒介的瘴癘之氣，如今終於現出原形。現在眾所周知的便是，伊姆村裡第一位發病的 George Viccars 是一位裁縫師助手；疾病的傳入可能導因於一堆從倫敦運達的布匹，因為裡頭可能藏著帶有病原的鼠蚤。

科學的進步也讓疾病的面貌更加清晰，人們得以在更早的時間釐清致病原因，並取得疾病控制的先機。只不過，從這波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看來，我們依舊能看到政治動作、社會氛圍與文化差異，成為疫情蔓延的關鍵因素。伊姆村民壯烈犧牲的說詞，也難以被複製並且為當今的政策背書。比方說，世界衛生組織（WHO）強調了「中國巨大的犧牲」，恐怕粉飾了有關當局在疾病初發時政策上的顢頇。

至今，伊姆村民的事蹟，大多以一種史詩般的事蹟來流傳。然而如果對當時社會的權力關係有所了解，或許村民也不見得能對隔離政策有什麼反對的空間。除了教會本身的權力，據說在蒙佩森牧師做出隔離決定時，率先響應的地方人士，還有鄰近幾英哩外的德文郡（Devonshire）公爵；他安排了在隔離區周邊換取食物的措施。地方仕紳與教會的一搭一唱，還能讓當地人有什麼其他選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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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今日的大流行與過往不可同日而語，伊姆村民的「英雄式犧牲」一再被提起，意味著一種人性典範，用以提點當今人們面對疾病可能存有的僥倖心態，而不好好依循專業人士的建議來做好所有防疫的措施。《衛報》專欄作者辛斯里夫（Gaby Hinsliff）不掩對當今人性的擔憂，她說：

她的意思似乎是，寧可相信伊姆村的大愛。而這恐怕是當今準備面對冠狀病毒大流行的英國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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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伊姆村的故事甚至被寫進詩歌，甚至改編成電影。英國民歌手羅伊貝利（Roy Bailey）創作的〈伊姆村的玫瑰花〉（Roses of Eyam），是這樣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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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300年的悲傷記憶，如今的伊姆村設立了博物館，每年有上萬計的遊客與學童到訪。將瘟疫的相關知識傳遞給下一代，成為村民的主要任務。整個村落宛若一個露天博物館，讓拜訪當地的人們實際循跡走過犧牲者的路徑。當年村民用來換取食物，將泡過醋的錢幣置放其中的石井，也成為遊客必訪之地。在每年的8月底舉辦「甦醒週」（Wakes Week）活動，用嘉年華的慶祝方式，來紀念那段黑暗的過去。

當地的教會會在8月最後一個週末舉辦瘟疫的紀念禮拜，牧師帶領會眾從教會走向 Cucklett Delf，那正是當年教會在瘟疫隔離期間舉辦戶外禮拜的地方。不過，這些故事，大致也被剪裁出一個被後人寧可如此詮釋的版本。如歷史學家霍布斯邦所言，這項被「發明出來的傳統」，用以建構地方的認同，並且發展當地的文化遺產觀光。有趣的是，這個傳統也在2001年一度被限制在教會園區裡舉行，原因乃是為了控制當年流行的手足口病疫情。

也許，伊姆村民帶給當今人們的啟示，依舊是無私的精神。但是，那也可能是後人撰述時加以強調附會的。畢竟，一個被大瘟疫吞噬的小鎮，不可能在第一時間就被視為賢者之鄉。就像是全世界各地的「麻風村」一樣，往往背負著疾病的原罪，也可能經歷了殘忍的壓迫。居民長年與汙名共生，歷經一代又一代，只有在知識啟蒙之時，才逐漸將汙名轉化。然而，被神聖化的歷史，也需要另一波理性的除魅，我們才得以克服此刻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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