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鬥爭：濟州四三事件留下的「正當性」疑問

2018/05/16 許仁碩

2018年4月，先是濟州四三事件70週年紀念儀式盛大舉行，文在寅總統一席訴求和解共生的致詞，廣獲大眾好評。緊接著是月底的朝韓和談，兩國元首一同釋出了睽違多年的大和解氛圍。一時之間，韓半島似乎迎來了一個空前溫暖的春天。

然而，在盛大紀念儀式的同時，民間也有著許多對四三事件的主流歷史詮釋不滿的聲音，在主旋律外隱隱浮現。而當中有許多人寄望著朝韓和談的進展，希望能以此為契機，再次將四三事件的論爭，端上檯面。

▌誰是「犧牲者」？

所謂濟州四三事件，發生背景是在二戰之後，韓半島被美俄分割統治，美國軍政統治下的生活困難、政治鎮壓與分裂政策，導致民眾強烈不滿。在1948年4月3日，濟州島的左翼游擊隊發動襲擊，意圖阻止美國統治下的南側獨立舉辦大選，主張應在統一後再行選舉。韓國政府則採取焦土政策，展開長達數年的強硬掃蕩，到1957年落幕為止，估計造成約3萬人犧牲。

而後，伴隨著韓國民主化的進展，四三事件的平反聲浪也漸漸高漲，終於在1999年通過了《四三特別法》，並展開真相調查以及犧牲者補償。然而，當時委員會碰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到底誰才是應紀念、賠償的「犧牲者」？

以當時濟州島的局勢而言，傷亡者中可粗分為政府立場的「討伐隊」、抗爭立場的「武裝隊」，以及無武裝的「居民」。最後委員會作出的結論是，將「討伐隊」與「居民」皆認定為「犧牲者」，「武裝隊」則被以「違反自由民主基本秩序」、「不受我國憲法秩序保障」為由，排除在「犧牲者」之外。

根據學者高誠晚的研究，委員會的此一作法留下了兩大問題：首先是希望透過將討伐隊與居民重塑為相同的「犧牲者」，希望雙方放棄對立，利於和解與國民團結。然而，根據調查，死於討伐隊者約佔8成，武裝隊則約佔2成。國家一面承認公權力的罪行，但一面又將實際執行者一同列入「犧牲者」之列，結果反而是給了一面以「和解」為名的「免死金牌」，堅持追究者反而會被指責為「挑起對立」。

其次，調查報告書將事件主要歸因於當時美國軍政的橫暴，甚至開槍鎮壓和平示威民眾。然而，將當時反對政府的武裝隊以前述理由排除，拒絕回復其名譽的做法，等於是仍將事件責任歸咎於武裝隊。而在排除了武裝隊後，所建構的「良民虐殺」主流敘事當中，當初反抗軍政、訴求民主與民族統一的「民眾抗爭」敘事恐就此淡去，濟州人反抗主體性也不復存在。

韓國政府則採取焦土政策，展開長達數年的強硬掃蕩，到1957年為止估計造成約3萬人... — 韓國政府則採取焦土政策，展開長達數年的強硬掃蕩，到1957年為止估計造成約3萬人犧牲。圖／濟州島四三事件70周年紀念委員會提供

▌美國該負責嗎？

除了「犧牲者」的爭議之外，另一個四三相關的論爭，則環繞在「美國的責任問題」。

根據報告書指出，在4月3日後，武裝隊一度與濟州的警備隊達成和平協議，有望和平解決。但後來美國軍政府堅持徹底鎮壓，並撤換了主張和平解決的相關首長，使得情勢終至不可收拾。但報告書將鎮壓的最終責任歸咎於當時的韓國總統李承晚，並未進一步討論美國的責任。

除此之外，當時韓國民眾抗爭的主要訴求就是「民主」與「民族」，「民主」是反對軍政府的壓迫，「民族」則是要求統一。一開始美俄雖預計要進行統一選舉，然而雙方都希望確保所扶植之勢力篤定當選，最終使得談判陷入僵局。美國因而轉向讓南側單獨選舉，並強力反共，以確保親美勢力執政，四三事件即是其中一環。

追根究底，是美國將自身利益放在了半島人民的意願之前，才引發了濟州抗爭的火種。

1948年5月5日，駐朝鮮美國陸軍司令部軍政廳（USAMGIK）軍政長官——威廉... — 1948年5月5日，駐朝鮮美國陸軍司令部軍政廳（USAMGIK）軍政長官——威廉．迪恩少將（左，William Dean）——視察濟州島。圖／南韓國史館

▌當代政治與歷史詮釋的糾葛

這些歷史問題，之所以綿延至今日，主要還是與當代政治有關。致力於國家暴力研究的學者徐勝指出，當時抗爭者所意圖阻止的該次大選，正是目前大韓民國的「建國大選」。

若肯定了對大選的反抗「具正當性」，那麼相對就動搖了目前整個韓國的正當性基礎，因而難以被接受。而美國的正當性也隨著韓國長年的對美從屬，以及駐韓美軍作為遏止朝鮮威脅的力量，而顯得無可挑戰。

徐勝認為，當時的抗爭者雖然打著左翼或勞動黨的旗號，但與其說是明確選擇了社會主義陣營，倒不如說是為了達成自治、自決的目的，而工具性的選擇了與美國軍政府對立的一方。但對韓國民眾而言，由於長年的記憶斷層以及反共教育，當年濟州島抗爭者的統一訴求及其背景，都被簡單與「朝鮮煽動」劃上等號，進而與被當代韓國社會視為威脅的朝鮮政權連結。

在事件爆發後，有許多濟州人偷渡逃往日本，這些保存於在日濟州社群中的四三歷史記憶，在記憶重建與平反運動上，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但反對者經常將這些四三論述，視為朝鮮政府操作下，意圖透過在日社群顛覆韓國政權的產物。例如以四三事件為題材，寫下名著《火山島》的在日作家金石範，在朴槿惠政府任內就被以「發表反國家言論」為由，禁止入境。

因此就徐勝等抗爭論者而言，雖早在四三特別法立法就已預見，採取「良民虐殺」觀點的和解論述，有可能會導致前述的問題。但之所以願意妥協，並非棄守立場，而是認為應優先確立四三的正當性，打破數十年來的沈重禁忌。唯有確保了言論空間，運動才有辦法往下走。

濟州四三事件的受難者遺骨挖掘，直到2008年——也就是慘案後的60年——才正式啟... — 濟州四三事件的受難者遺骨挖掘，直到2008年——也就是慘案後的60年——才正式啟動。圖／濟州島四三事件70周年紀念委員會提供

在事件爆發後，許多濟州人偷渡逃往日本，這些保存於在日濟州社群中的四三歷史記憶，在... — 在事件爆發後，許多濟州人偷渡逃往日本，這些保存於在日濟州社群中的四三歷史記憶，在記憶重建與平反運動上，有非常關鍵的作用。圖／歐新社

▌朝韓和談與濟州四三展望

時至今年的濟州四三70週年紀念活動，對於「民眾抗爭」以及「美國責任」的論述，雖然仍未見於官方立場，但已經開始出現在許多系列活動，或是民間自發紀念的旗幟、標語、文宣上。

徐勝則認為，對於朝鮮威脅的恐懼，在韓國擁有跨黨派的民意基礎，也構成了壓抑抗爭史觀以及對美究責的社會氛圍。目前運動雖有進展，若要真正成功挑戰主流敘事，仍須冀望於朝韓和談後雙方的和解空氣。就算文在寅政府有心，恐怕也難在短期內克竟全功，而是需要與主流民意長期且持續的溝通。

一如徐勝所預期的，文在寅總統在70週年紀念儀式的致詞當中，並未著墨於當時的美俄割據、民眾抗爭等政治背景，而是延續著當年調查報告的敘事，將濟州四三定位為國家對良民的屠殺，呼籲超越左右對立，應在「同為犧牲者」的最大公約數下，追求不同意識形態間的團結與和解。而在朝韓和談之後，文總統也公開宣言，韓美關係不會因此有任何改變。

唯有韓國社會從對朝鮮的恐懼以及對美國的從屬中解放，才有辦法重新審視、討論四三歷史的詮釋與評價，以及認真釐清美國的角色及責任歸屬。韓半島之春，或許如文總統所宣言般地已經到來，但70年前韓半島人民所想望的，民主政治與民族自決的果實，仍待接下來漫長的耕耘，才知結果。

濟州四三紀念公園，行蹤不明者墓區。當時有許多濟州人沒有直接被處決，而是被送往各地... — 濟州四三紀念公園，行蹤不明者墓區。當時有許多濟州人沒有直接被處決，而是被送往各地監獄服刑。隨後韓戰爆發，各地監獄都發生了撤退前或佔領後，對敵對勢力囚犯的屠殺，這些墓是那些服刑後就此下落不明的濟州人。圖／作者許仁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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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仁碩

台北人，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於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委員。主要從法律社會學視角出發，關注東亞的警政體系、社會運動與歷史議題，並致力於研究教學、媒體寫作與社運實踐，希望為人權盡一份心力。為《轉角國際》、《鳴人堂》、《蘋果日報》專欄作家及《端傳媒》評論作者，外文評論散見於《Asia Democracy Network》與《朝日新聞論座》。譯有《憲法九條：非戰思想的水脈與脆弱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