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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病:足球流氓,英格蘭紳士的暴力變身

2016/06/16 張鎮宏

夏季,足球的夏季,足球流氓的夏季。 圖/歐新社
夏季,足球的夏季,足球流氓的夏季。 圖/歐新社

2016的夏天,全世界最憂鬱、無力且惹人嫌的工作,莫過於在法國當警察了。日常庶務、防範恐攻,與面對無止盡的街頭勞動抗爭(反勞工法)之外,6月10日至7月10日在法國舉行的2016歐洲國家盃足球賽,更讓工作神經早已緊繃到斷裂的法國警察忙到無力。在這為期一個月的狂熱賽事中,除了擔心觀光客走失或是恐怖攻擊,更迫切、直接的治安威脅,卻是來自各國的「足球流氓」(Football Hooligans)。

在6月10日歐洲盃開幕之後,法國境內接連三天出現球迷騷亂:6月10日開幕戰當晚,英格蘭球迷在馬賽街頭醉酒鬧事,並在市區衝著馬賽市民高喊「ISIS,你們在哪?」(馬賽地區北非移民眾多),最終法國警方只好動用催淚瓦斯強制驅散;隔天,英格蘭人再度在馬賽街頭與法國當地球迷產生衝突,並還引來了同組的對手——俄羅斯球迷——三方在街頭上混戰,法國警察只好再度動用催淚瓦斯配上水砲車「強勢鎮壓」;接著6月11日比賽日當天,同樣的三方混戰再度上演於馬賽街,但這回俄羅斯人佔了上風,在球場外不僅以數量優勢「KO」了英格蘭人,球場內的俄羅斯球迷更是在比賽結束後,挾帶著煙火越過了隔離區,無分老幼婦孺就對著看台上的英格蘭球迷一陣暴打,失序的狀況在歐洲盃歷史中也堪稱離譜,「震怒」的歐洲足協(UEFA)更對英、俄雙方發下了狠話:「再鬧一次就直接淘汰!」

對於英格蘭的足球流氓來說,這一回在法國被法國條子與俄國毛子「聯手」修理,丟臉的等級形同「國恥」——畢竟英格蘭球迷在過去可是「足球流氓」的始祖與代名詞,就算英格蘭隊從1966年贏得世界盃(唯一一座大賽獎盃)後,就再也沒拿過冠軍頭銜,但英格蘭流氓的橫行霸道卻是越發張狂,全世界鬧事、破壞、鬥毆的彪炳戰功,也為失控的足球文化贏得了「英國病」(English Disease)的特殊稱號。

但英格蘭的足球流氓從何而來?所謂的「英國病」只有英格蘭才被詛咒嗎?

2004年的美國電影《歐洲派》(Eurotrip),大大惡搞了英格蘭的足球流氓。

全世界鬧事、破壞、鬥毆的彪炳戰功,也為失控的足球文化贏得了「英國病」的稱號。 圖...
全世界鬧事、破壞、鬥毆的彪炳戰功,也為失控的足球文化贏得了「英國病」的稱號。 圖/歐新社

▎足球流氓的老祖宗:鄉里「釘勾枝」

做為現代足球發源的英國,在中古世紀就已發展出類足球運動。

在中世紀的英格蘭農村地區,「足球」是一種地方的季節性儀式,鄉間鄰里通常會在「懺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過去復活節40天齋戒的前一天,如今已成為各國狂歡、或瘋狂食用鬆餅的慶祝節日)或其他基督教聖節裡群聚,並屠宰牲畜,摘下其膀胱充氣為「皮球」(一說為人頭...但那可能是更古老而不可考的年代),村民們在一路踢著追著這顆「球」,直到指定的目的地(「得分!」)。

這時期的足球比賽毫無規則且滿是暴力,因為在慶祝宗教節日的目的之外,中世紀的足球賽往往也成為年輕鄉勇「釘勾枝」的機會,各種土地糾紛、人情宿怨,也都能趁著足球賽一併「處理」。之後隨著這種運動儀式的習俗化,各地的參與也就越來越普及,每場「球賽」往往能聚集數百名鄉民參與,甚至演變成定期的鄰里械鬥——這也就是「足球流氓」在英格蘭的開端。

這種「鄉民足球」(Folk football)從12世紀之後流行於英格蘭,但隨著時代演變與人口增加,鄉民足球的暴力特性也就越來越強,各種伴隨著球賽興起的燒殺擄掠,也開始引發都市商人的不滿。像在1314年時,當時的倫敦市長法登(Nicolas Farndon)就在市場商人的要求下,發佈了史上第一筆「足球禁賽令」,以足球影響生意與造成破壞為由,禁止「足球群眾進入倫敦」。

但倫敦市長的禁令顯然撲滅不了英格蘭對足球與械鬥的熱情。到了19世紀,鄉民足球已成為了動輒4、5百人的大型鬥毆派對,狂熱的暴力祭典,更讓鄰近的歐陸各國大感驚恐,在1829年時,一名法國訪客在親眼見證了德比郡的「鄉民足球賽」之後,半是驚愕半是疑惑地問到:

如果這就是他們所謂的『足球』,那他們的『鬥毆』還能是什麼?

「如果這就是他們所謂的『足球』,那他們的『鬥毆』還能是什麼?」19世紀的英國足球...
「如果這就是他們所謂的『足球』,那他們的『鬥毆』還能是什麼?」19世紀的英國足球。 圖/英國國家足球博物館

▎紳士與暴力電視機

鄉民足球的流行一直持續到了18世紀,相關當局對於這種週期性的暴力械鬥以及其牽扯出的掠奪、糧食暴動...等「不法行為」容忍度越來越低,同時工業革命的到來,也重新塑造了英格蘭農村的人口結構,而進到城市裡英格蘭人也因此接觸到了「現代化」的第一個階段。

在1848年一群劍橋大學的學生東拼西湊,硬是為足球這項運動湊出了一套明文「劍橋規則」(Cambridge Rules)之後,現代足球才終於隨1863年英格蘭足總的成立而正式誕生。當時為了「馴化」年輕學生們過剩的精力,並避免原始足球的暴力延伸「傷了貴族子弟之間的和氣」,英國的公學體系也積極地參與足球的「規則化」,這不但奠定了現代足球的規則基礎,也將「維多利亞的紳士精神」融入了這時期的足球意識中。

現代足球的出現,轉移了鄉民足球的暴力因子:過去動輒數百的參賽者被限制為每隊11人、從甲地打回乙地的無限足球也被限制在百來米的長方型球場裡、鄉民足球強身體魄「尋冤仇」的「解怨」功能也被仕紳們主打的「運動家精神」取代。社會文化的改變加上都市化、城市流行的推波助瀾,19世紀所出現的上流足球也逐漸流入勞工社會與農村,雖然足球場邊偶有群眾狂歡失控、球迷入侵球場狂歡,或者是比賽結束之後的太嗨騷亂,但整體來說足球已不再如同過去一般狂野。

英國的公學體系也積極地參與足球的「規則化」,這不但奠定了現代足球的規則基礎,也將...
英國的公學體系也積極地參與足球的「規則化」,這不但奠定了現代足球的規則基礎,也將「維多利亞的紳士精神」融入了這時期的足球意識中。 圖/英國國家足球博物館

如此這般的健康、清新,也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中葉,直到另一項時代的科技發明,才又把人類給踢回暴力的深淵——那就是電視轉播。

20世紀初誕生的電視,被認為是近百年來改變人類生活型態的最重要發明之一。在二戰之前,《BBC》就已在1936年開始放送足球相關的比賽內容,戰後更隨著家庭電視的普及而出現了錄播甚至直播的球賽節目。雖然足球賽的全面直播,直到70年代之後才開始普遍,但轉播科技仍扭轉了足球的型態:電視的轉播突破了球賽的物理限制,球隊與比賽本身也更藉由全國性的曝光而成為國民的討論話題、甚至滲入流行文化;但轉播中出現的不只有球員與比賽,場邊吶喊、鼓譟的球迷們,他們的激情——甚至是暴力舉動——也更受媒體轉播的刺激而被釋放。

二戰之後的英國,失去了昔日帝國的霸權光環,即使經濟獲益於戰後重建的紅利,但社會卻處處可見帝國崩解的陰影。在這段時間,英國勞工階級獲益於重建期的經濟,可支配的收入增加,各種發自於中下階級的次文化也蓬勃成長。這個時期的英國誕生了搖滾樂,街頭上的摩斯族文化(Mods)也讓工人青年的個性更顯狂放;但同一時間,英國在海外的殖民勢力也面臨崩解,海外勢力的撤退也帶來一批又一批來自於南亞、非洲或加勒比海的「帝國移民」,但本土與外來文化的摩擦,卻也掀起了一波波英倫的反移民浪潮,像是1958年倫敦諾丁丘的種族暴動、或是1970年代光頭黨流行的「暴打巴基斯坦」(Paki-bashing,指針對南亞社群的攻擊事件),都是帝國崩解之後的後遺症。

這股躁動的街頭情緒與張狂的時代流行,再配上以地緣關係為基礎的足球社群、媒體轉播所強調的激情與雄性文化的球迷特色,種種元素都成為鼓動球迷暴力的推手,再配上電視轉播、媒體報導所鋪陳的「展演舞台」,「足球流氓」於是迅速帶動起了新一波的暴力文化,以球賽或球迷背景的鬥毆、鬧事遂自60年代開始燒遍全英,平均每個球季都有至少25起的大規模暴亂通報。

「足球流氓」於是迅速帶動起了新一波的暴力文化。 圖/美聯社
「足球流氓」於是迅速帶動起了新一波的暴力文化。 圖/美聯社

▎流氓之路:害人也害己

在場內被對手球迷欺負?糾人打回去;在客場會遭遇沒品的主隊球迷?糾人打回去;在路上遇到不是本地的隊伍?還是糾人打回去——足球流氓的出現就像是傳染病一樣地在英格蘭蔓延,這樣的惡性循環於是也被稱為「英國病」(English Disease)。

60到80年代的「流氓全盛期」,不列顛的足球流氓也發展出了幾套常用的「對決常態」。他們稱呼彼此的幫派們為「Firms」(公司,更貼近情境一點的翻譯或許是「黑色足球企業」),除了在場邊鼓譟、酒吧砸廠之外,球場出入的聯外道路也往往是足球流氓們幹架、突襲對手球迷的高風險戰場。

當時的球迷們也喜歡越過看台上的隔離區,衝進場內或者是敵隊球迷群裡挑釁。這種被稱為「Taking ends」的活動,或許是搶走對手的旗幟、或者是狠揍對方趕下看台來出出風頭。雖然「Taking ends」不常造成球迷傷亡,但無止盡的看台暴動,對於維持秩序的警方與期待家庭票、女性觀眾入場收入的球隊來說,都是令人煩不勝煩的流氓現象,於是英國境內,甚至是歐洲的球場,也就陸續在看台築起隔離牆、鐵絲網來隔離球迷。

但這樣的結果卻造成了兩次重大的球場悲劇,像是1985年的海塞爾球場慘劇中,在球場內暴亂的利物浦球迷們為了躲避警方追捕產生推擠,因而衝倒了看台上的球迷隔離牆、壓死了另一頭39名來自義大利的尤文圖斯(Juventus)球迷。而球場的隔離鐵絲網,更是讓1989年希爾斯堡球場慘案中,讓利浦球迷踩踏事件失控、救援與疏散也難以進行的主因之一。

1985年的海塞爾球場慘劇。 圖/美聯社
1985年的海塞爾球場慘劇。 圖/美聯社

1989年希爾斯堡球場慘案。 圖/美聯社
1989年希爾斯堡球場慘案。 圖/美聯社

英格蘭的足球流氓在中世紀生根、隨電視機崛起,但「英國病」對世界的暴力征服,卻是在1970-80年代的事情。當時本土的足球聯賽隨科技進步後,頻繁的電視直播而更見熱鬧;對外,英格蘭的足球更是一度「統治」了歐洲大陸。

1976年到1983年之間,來自英格蘭聯賽的幾支球隊——利物浦、諾丁罕森林、阿斯頓維拉——接連地在歐洲冠軍盃(歐冠,也就是現在的「歐洲冠軍聯賽」)封王,6年6冠都來自英格蘭,球隊在歐洲的成績與能見度,也連帶讓球支持者們在歐洲「走路有風」。

但與此同時,英國的經濟卻在70年代末期陷入蕭條,失業率不僅重創了戰後剛崛起的英國藍領階級,隨後上台的柴契爾夫人與其保守政府為了重振經濟,更選擇一連串的私有化與去工業化政策,跟不上的轉型步伐的勞工與城市,遂陷入了衰退、被淘汰甚至是消失的命運。這段時間裡,工人運動與政府在街頭的對抗漫長無盡,而中下階層——特別是角色壓力最沉重的年輕藍領男性——對社會與主流價值的無力、不滿與失落,也蔓入足球流氓的文化社群,讓無處揮發的精力轉化成鬥毆的暴力血性。

英格蘭的流氓球迷隨著球隊,一起在歐洲「東征西討」,這些成群結隊的年輕男子往往在異國街頭喝得酩酊大醉,接著「據地為王」開始破壞街道、球場,對往來的路人商家、敵對球迷甚至是鎮報警察大打出手。但這樣的「鬧事日常」卻在1985年歐冠決賽中釀成了前述的海塞爾球場悲劇,在場內騷亂的英格蘭人被歐洲足協認為是「害死人的兇手」,而對全英格蘭的球隊施以長達5年的「歐洲禁賽」,英格蘭足球在歐陸賽場上的輝煌時代於是黯然而終。

足球流氓與球迷失序所能造成的破壞,自此之後開始以悲劇之姿反嗜英國社會。在海塞爾球場悲劇後的4年,利物浦球迷又發生了希爾斯堡慘劇,雖然在事後20多年的調查與究責之後,這場殺死96名球迷的踩踏意外,已被證實是球場設計不良與現場警方出入管制失誤所致,但「足球流氓」在社會的刻板印象,卻讓當局借力使力地推卸掉了責任。

當時的柴契爾政府為了對抗工運與社會騷亂與警方的「過從甚密」,比起為「惡名昭彰」、政治傳統又傾向工黨的利物浦球迷討回公道,柴契爾政府更無法接受警方的社會形象與威信受到挫敗。在這樣的態度之下,檢警官方於是配合媒體(梅鐸集團,特別是《太陽報》)「帶風向」,不斷釋出錯誤的驗屍與口供結果,將肇事責任與壓力導向「足球流氓酗酒後推擠鬧事,自己人害死自己人」的輿論結論。

《太陽報》在希爾斯堡慘案時的報導,讓利物浦人至今仍無法原諒梅鐸集團。 圖/《太陽...
《太陽報》在希爾斯堡慘案時的報導,讓利物浦人至今仍無法原諒梅鐸集團。 圖/《太陽報》

接連的悲劇扭轉了英格蘭的球場生態,為了向球迷們表達「來看球不會害死你」的安全保證,各種球場設計與場外管制也都更趨嚴格:像是球場裡也引進了更制度化訓練的保安(Stewards)來引導並預先控看台秩序,過去分開球迷的鐵絲網與隔離牆也被拆除,球場內購票採用實名會員制,原本炒熱氣氛、讓球迷跳上跳下的看球站票也都因安全問題而被取消。

球場之外,社會對於足球暴亂的厭煩,也促使警方更為深入地取締足球流氓。在過去,足球流氓團體的場外鬥毆,通常不會招致重罪,但為了打擊足球暴力英國政府也推動了反足球流氓的立法,讓司法當局可以對製造騷亂的球迷施以「禁賽令」——只要有相關暴力情事,就不得於比賽日出入球場周邊地區,否則就將加重判罰入監服刑。

雖然這些手段大大提升了英格蘭的球場安全,足球比賽日也曾以往的肅殺「拼生死」轉成了更仕紳化、溫馨化的家庭娛樂場域,但足球暴力卻只是轉換而沒能被根除,英格蘭的足球流氓文化,亦順著潮流,走入了另一階段的發展超展開。

足球暴力卻只是轉換而沒能被根除,足球流氓亦順著潮流,走入了另一階段的發展超展開。...
足球暴力卻只是轉換而沒能被根除,足球流氓亦順著潮流,走入了另一階段的發展超展開。 圖/路透社

▎流氓與Burberry

不過當鬥毆與鬧事的惡名越來越響亮的同時,英格蘭的足球流氓也發展出了自己一套的「品味模式」。與大眾想像中,足球流氓就是光著上身、露著毛茸茸的大肚腩的醉醺醺莽漢不同,承襲60年代街頭次文化的英格蘭足球流氓,反而融和了一部份的「Teddy Boys」(港譯:古惑仔)特質——喜好穿著華服,極力在外表上展示自己的外在「品味」。

大部分的足球流氓其實鮮少在「車拼」的時候,穿著球隊的球衣或者是代表色——因為大多數的球迷衝突都是球場外的「突襲」,穿著球衣走來走去,也太容易引起對手的注意,同時在80-90年代開始,英國警方對於足球流氓的取締也逐漸加重,為了避免查緝,足球流氓們才發展出了「便服文化」。

各派系的「Firms」通常會選擇「指定品牌」當作自己的標誌服裝,其中像是英國常見的Stone Island、或者是更「本土傳統」的Aquascutum、或者是Burberry,都是球場附近常見的服裝標誌。

但對服裝的品牌形象來說,被足球流氓「青睞」並不是什麼太令人歡喜的消息——例如國際知名的Burberry就對於足球流氓很是頭痛。與足球萬人迷貝克漢(David Beckham)一家代言關係過從甚密的Burberry,在千禧年前後曾被英格蘭的足球流氓給害慘,因為太多Firms選擇Burberry的產品——特別是經典格紋棒球帽以及米色的飛行外套——讓這家傳統老店的公眾形象大受影響,其經典格紋與騎士商標,更一度與足球流氓劃上等號,各地還出現了以「House of Burberry」(朴茨茅斯)、「Burberry Boys」(桑德蘭)為名的流氓天團,惡名昭彰的鬧事者形象,也在2003年逼得了英國全境的酒吧發起抵制運動,禁止「著Burberry品牌者入內飲酒」。

在對階級風格頗為敏感的英國社會裡,足球流氓的青睞,簡直是Burberry的噩夢——因為Burberry非但沒因此而在零售銷量上獲益,足球流氓圈裡的流行反倒讓大量仿冒品充斥於英國市場。「社會觀感不佳」的使用者形象,更讓這個創立於1856年的百年品牌,變成了「Chav」(英國人對於浮誇但又沒品味的年輕人蔑稱)意象的同意詞,而被同行以及高階消費者們所嘲笑、鄙棄。

在足球流氓的「壓力」之下,Burberry隨後展開了長期的轉型期(包括停止生產那曾經「經典」的格紋棒球帽),直到近年才成功藉由低調奢華的路線,暫時甩開了「球場愛用者們」的注意力。

「Chav」示意圖。 圖/維基共享
「Chav」示意圖。 圖/維基共享

▎醫治英國病

80年代的足球暴力讓「英格蘭=足球流氓」的惡名招搖至今。但2、30多年過去之後,足球界的流氓生態其實早已物換星移。

90年代開始英國警察聯手足球俱樂部打擊足球流氓,各種取締、緊賽、罰款、入獄等,有效地汰換掉了80年代那幫「硬骨頭」。而因應國內日趨嚴格的管制,足球流氓的網絡雖仍存在,但為了躲避緝捕,其鬥毆的方式也轉而地下化,敵對的流氓團體之間會透過網路,在非比賽日的第三地「約定對決」——就像電影《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一樣。足球對於這些團體僅是號召彼此的一種社群認同,流氓間對賽事的涉入與干擾也就相應降低。

但在國內如此,出了國的這些傢伙卻又是另一回事。自90年代開始,以英格蘭國家隊為號召的足球流氓,在國際媒體跟前出醜的機會反而越來越頻繁。新一批在海外鬧事的流氓骨幹,更多是來自於低階聯賽來的流氓團體——這些球隊平時並不常有跨國或歐陸的比賽經驗,同時英國警察對於低階賽事的維安與追蹤,也不如對待英超聯賽一般的謹慎,因此許多漏網之魚的草根新面孔,也就成為千禧年前後英格蘭足球流氓的鬧事新生代。

幾個代表性的「戰績」像是:1995年2月,一批右翼傾向的英格蘭足球流氓渡海遣入了愛爾蘭首都都柏林,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參加」愛爾蘭國家隊與英格蘭的友誼賽,但一開賽這批英格蘭流氓就先在看台上動手,「先拆座墊」在球場內砸場鬥毆,最終兩隊的友誼只開啟了27分鐘就被裁判宣布「放棄比賽」。

之後在1996年於英格蘭本土舉辦的的歐洲國家盃,或是1998年世界盃、2000年歐洲盃中,英格蘭球迷們也都毫不客氣地在街區鬧事、酗酒、鬥毆。特別在2000年荷蘭舉辦的歐洲盃賽事裡,英格蘭與「宿敵」德國隊好巧不巧地抽中了同一小組,而兩國的足球流氓在英德之戰開賽前,也在布魯塞爾號召了近千人「全民開打」,鬧得比利時雞犬不寧,逼得主辦的歐洲足協祭出了「足球流氓再鬧一次,英格蘭就退賽」的嚴正警告——但諷刺的是,鬧事的德國與英格蘭隊之後卻手牽手地小組淘汰,鬧完一回的兩國流氓們也只好摸摸鼻子打包回家。

2000年歐洲盃,英格蘭球迷大鬧布魯塞爾,讓主辦的比利時頭痛不已。 圖/路透社
2000年歐洲盃,英格蘭球迷大鬧布魯塞爾,讓主辦的比利時頭痛不已。 圖/路透社

1998年在法國舉辦的世界盃,英格蘭隊對陣突尼西亞隊的比賽竟被選在馬賽球場,大批...
1998年在法國舉辦的世界盃,英格蘭隊對陣突尼西亞隊的比賽竟被選在馬賽球場,大批的英格蘭足球流氓於是在馬賽大亂鬥,對城中所有的北非裔面孔嚷著要「所有突尼西亞人都滾出來!」 圖/美聯社

2016年歐洲盃,英格蘭球迷重返馬賽,並又一次上演了18年前的亂鬥戲碼。 圖/路...
2016年歐洲盃,英格蘭球迷重返馬賽,並又一次上演了18年前的亂鬥戲碼。 圖/路透社

為了箝制激進球迷們的鬧事,英國檢警也加強了取締權限,像是在各種國際大賽開賽之前,提前提報「重點對象」、暫時沒收護照以阻止他們出國搗亂。同時歐盟各國的警察也會彼此配合,例如2006年在德國舉辦的世界盃,英國與波蘭警方都有派遣執法人員前進德國,協助主辦單位指認足球流氓,並參與鎮暴球迷騷亂的清場戰術。

但即便警方通力合作,2006年的世界盃卻仍成為英格蘭球迷砸場的舞台——畢竟在老對手的家裡,不鬧事對這群人來說可真說不過去。大批英格蘭球迷在法蘭克福、司圖加特都與德國球迷發生街頭衝突,納粹禮、二戰軍歌、歧視性言論(「土耳其人都從德國滾出來!」)都讓英德足協臉上無光。

不過英格蘭的足球流氓如果真的那麼囂張,為何在2016年法國的歐洲盃賽場之外,又會發生如馬賽騷亂——英格蘭球迷連三天被俄羅斯足球流氓圍攻、狠揍——的情事呢?其實自冷戰結束之後,昔日東歐的鐵幕大門早已開啟,但開放之後的經濟自由主義浪潮,亦讓各國出現了程度不一的社會失序,而重演了英格蘭在1960-80年代之間,球場暴力文化的往事,像是俄羅斯、波蘭、烏克蘭等地,近年「建立」的足球流氓大軍,聲勢多比英格蘭的本土流氓更為龐大,結合政軍黑幫的故事,往往也與在地政情盤根錯節,而衍生出另一種版本的流氓故事。

只不過英格蘭的流氓「傳說」相對悠久,球迷醉醺醺失態的模樣與英國紳士的形象反差也更大,一時之間要讓「英國病」變成「俄羅斯病」、「波蘭病」,就算是全球化時代,代名詞形象的轉換也還需要更多一點時間。

2016年歐洲盃,英格蘭與俄羅斯的小組比賽賽後,俄羅斯的足球流氓衝過隔離區,暴揍...
2016年歐洲盃,英格蘭與俄羅斯的小組比賽賽後,俄羅斯的足球流氓衝過隔離區,暴揍英格蘭球迷的「英國國恥」畫面。 圖/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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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鎮宏

台北、突尼斯、英國東北;政治大學阿拉伯語系、英國杜倫大學國關所中東組;現為鍵盤筆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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