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來的德國人(下)自我疑懼的「無敵人之國」
「敵人回來了。」
德國社會學家納瑟希(Armin Nassehi)的這句話,最能夠概括聯邦德國自2022年3月起的社會氛圍,與1969年後到今年烏俄戰爭前的新東進政策與和平主義,有什麼根本的差異。
3月初,德國國防部長蘭貝希特出訪羅馬尼亞,總統總統史坦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也臨時決定隨著輪調立陶宛的德軍,高調訪問位於該國的北約軍事基地,藉此明確向北約東線國家保證德國的軍事支持——至少,駐防的德國士兵往後終於不必再抱怨沒有足夠的厚夾克和內衣褲了。
德國除了將全速完善軍需後勤之外,更已開始準備大規模升級更新武器系統。
3月14日,防長蘭貝希特公開表示要對美採購35架可搭載核彈頭的F-35匿蹤戰機,取代現有的龍捲風戰機——根據北約核威懾的概念,在極端危機的情況下,德國戰機有義務搭載美軍的核子武器執行任務,而比起老舊的龍捲風,F-35則更能滿足這項北約義務。
18日,德國總理蕭茲與普丁熱線通話,強力施壓要後者立即停火並坐上談判桌,根據克里姆林宮方面表示,這場電話對談相當「強硬」。
「在和平與戰爭、正義與不正義的問題上,德國不能保持中立。鑑於德國過去發動戰爭與種族屠殺的罪責,我們對此負有特別的責任。」外交部長緊接著就宣布了聯邦德國的新國安策略:
「德國不會再因為經濟或能源的依賴,而對這一切沈默吞忍。就算石油或天然氣禁運會帶來艱難,我們也必須為自由與國家安全站穩立場。」
這位綠黨外長隨後又明示了德國所該負的特別責任為何:作為歐盟與北約中能與美國並肩的經濟強國,德國必須捍衛民主自由、並且保障東歐國家的安全。
當「來自金星」的德國轉趨強硬,要在地緣政治上擔任重要玩家,甚至開始積極面對「核參與」時,這個重新擁有敵人的國家,要怎麼扮演好這個新的角色?
新的國安政策所意味的遠遠不只是增加軍費與國防改革,而更是社會全面轉型的嚴峻挑戰,包括:如何擺脫對俄羅斯的高度能源依賴、如何調整經濟以應對禁運制裁乃至於去全球化的衝擊、如何在衝擊之下維持社會的穩定、如何應對威權國家資訊戰/混合戰的攻勢......等等——而在這民主抵禦威權、歐洲地緣政治新局面的棘手問題之外,同時更有疫情與氣候變遷的難題待解。
挑戰千頭萬緒,但最關鍵的環節,還是在於如何重新凝聚社會對價值與信念的共識。
總理蕭茲的國策大轉向目前之所以能受到跨黨派的背書、反戰和平主義者的妥協容忍、乃至於主流民意同聲一氣的支持,主要仍是出於緊急局勢所迫。的確,自從普丁下令入侵烏克蘭的那一刻起,客觀情勢就已讓德國不太可能再走過去的老路。前此的政治信念因為「敵人」重新降臨於歐陸而崩毀,然而新的信念卻也並沒有因為敵人的出現而自動誕生。
德國社會的自我想像毋寧還是和平主義的,或更確切地說——已開始嚴重自我質疑的和平主義。德國人並沒有一夕之間就從金星移民到火星、去當美國鷹派的鄰居。
烏俄戰爭爆發之前,《華爾街日報》駐德記者潘契夫斯基(Bojan Pancevski)曾形容反應遲疑的德國就像是一列停在月台的火車,車站整個著火燒起來了,卻遲遲不肯開走。戰爭爆發後的德國社會當然不一樣了,但情況也並非皆大歡喜的列車就此高速往前奔駛,而更像是車上的人倉皇跳車,結果車站燒了,原有的列車也被拋棄了,然後在鐵軌上徒步奔逃的人對自己問起了哲學三問:
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往哪裡去?
德國社會在震撼與同仇敵慨之餘,也更在重新自我定位。這樣的自我質疑與反思,也正是對21世紀以來西方自由主義信念日漸嚴重之自我懷疑與徬徨的延續與回應。
所謂西方自由主義信念是一套由進步史觀所串連起的一系列價值:人類進入現代之後,必定朝向民主政治、資本主義經濟、法治國的治理、開放的公民社會、以及國際關係的多邊主義發展,終將超克戰爭暴力、威權獨裁、傳統封閉的社會、以及弱肉強食的國際秩序,實現人類的自由——「金星人」所說的語言,其實就是自由主義。
根據此一信念,所有國家若不是已經走在這條自由主義的道路上、就是正在準備踏上這條道路——國與國之間因而只有「先進」與「後進」、「已開發」與「開發中」、或頂多是「正途」與「暫時偏離正途」的分別,而非不同道路的選擇。自由主義即是人類政治理念發展的終極目標,人類摸索政治理念的歷史已經終結了,自由主義就是人類得出的最終結論,它已再無競爭敵手。
這套信念在冷戰結束後的1990年代進入高光時刻,隨即在2000年代開始快速失色。美國911事件揭開了自由主義信念走下歷史神壇的序幕,它向世人揭示著:世界上存在著永遠無法被自由主義信念說服的對立者。
隨後西方發生金融危機、貧富差距擴大、無法被代議民主代言的民粹潮、族群分眾碎片化、社會共識解離等困境,乃至於世界上出現越來越多不符合自由主義進步史觀的「例外」,例如所謂的「中國模式」、俄羅斯的民主轉型失敗、以及部分民主國家的再威權化,都不斷地動搖自由主義的信念。
此外,就如《明鏡週刊》的評論所言,舉著自由主義大旗的西方國家也時常抱持道德雙標(如美國扶植中南美的獨裁政權、德國經濟依賴中國且對其人權問題立場軟弱)、或對追求自由民主的他國人民袖手旁觀(例如對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的顏色革命),這一方面使得西方內部的自我批判蔚為顯學,另一方面更讓威權、民粹、以及犬儒順勢搭上便車,假借西方的自我批判來見縫插針地裂解西方價值。
以上種種境況,都讓自由主義在近年來幾乎成了萬用沙包,所有對建制現狀的不滿都可能被上綱成自由主義本身的問題:例如陰謀論者把建制派幻想成幕後操控一切的敵人,在資本主義批判的大纛下,華爾街甚至被認為比發動戰爭的威權強人更加邪惡。又例如從未經歷過真正獨裁統治的人們,痛罵COVID-19防疫措施為「獨裁」、是證明自由民主國家虛偽的又一例證。
2020年代的現在,中國大談「東升西降」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西方已倉皇從阿富汗撤軍,美國社會內部撕裂嚴重,而俄羅斯正在侵略烏克蘭。
此刻西方自由主義信念顯得不再作為人類歷史唯一的解答,世界正被往多極對峙的時代拉扯。正如一位歐洲年輕歷史學家在烏俄戰事爆發後的比喻:
自由主義對當前時局給出的回應,如今就像一個過氣的樂團出的新專輯,顯得如此後繼無力。
但普丁的戰爭同時也作為轉折點,或許也正是讓前此已盡顯疲態的自由主義轉型再生的契機。
保加利亞政治學家克拉斯捷夫(Ivan Krastev)認為,「軟實力」(soft power)的時代已然結束,世界進入了「復原力」(resilience)的時代:一方面,自由主義已無法再單純依靠自身的軟實力說服世人、理所當然地在世界上擴張。
而另一方面,在一個因核武威脅而不堪承受全面熱戰、且對峙各方又在全球化的連結中彼此依賴、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世界裡,衝突對峙總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沒有人能全身而退——在此情況下,比拚的就是「復原力」。
換句話說,烏俄戰爭如果接下來沒有繼續外溢成世界大戰,而是持續眼下西方與俄中陣營的外交對峙,那麼原先西方自由主義的策略就會轉型為更積極的自由民主防衛的概念:自由民主的社會必須依靠其能承受傷害的復原力,來與威權競爭者比韌性、比氣長。在這樣的時代裡,權力的重心實際上已轉移到社會,而不再是國家機器。誰能撐到最後,取決於社會全方面的厚實健全,而非統治者的強力或政治意識型態的狂熱。
自由民主社會的復原力,要求它必須在自我質疑的同時、還能堅持價值信念,必須在自我批判的同時、還能承受威權對手的見縫插針,必須在能承受威權對手混合戰手段的操弄與攻擊之餘、又能始終保持開放,必須既能以軍事實力捍衛自身並嚇阻進犯、但又得能時時承受內部辯論與檢驗、警惕避免陷入衝突升高的螺旋(畢竟當前國際已無有效的限武裁軍機制)——一言以蔽之:必須以地緣政治現實主義的手段,繼續著對理想主義的堅持。
以現實的手段來堅持理想,恐怕是對地球居民而言永遠無解的考題。而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漫漫長路,從國族狂熱、侵略戰爭與種族滅絕的血池中移民金星,而現在又剛從金星返回地球的聯邦德國,也許正是最適合來寫這道無解之題的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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