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來的德國人（上）俄軍入侵打爆的「德式愛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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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星期日，剛過上午11點，為了因應烏俄開戰的局勢，德國聯邦議會緊急召開了全體大會。

就在前一天，聯邦政府才剛剛扛不住國際壓力，終於拖拖拉拉地改變立場，同意捐贈武器給烏克蘭，打破了長久以來不對交戰地區輸出武器的方針。國會議員們多少都已聞到風向，內閣關於制裁俄羅斯、支援烏克蘭的態度，可能不會再像此前一樣被動，而總理蕭茲（Olaf Scholz）也可能在這天的大會上公佈某些應對方針。

然而當許多人聽到總理口中說出那1,000億歐元的數字時，都還是驚呆了。

這位上任不到百日、作風安靜內斂、措辭總是模糊的新任總理，用一貫缺乏情緒起伏的枯燥語調，將烏俄戰爭定位為「時代轉捩點」（Zeitwende），並直截了當地宣告德國國防政策的大轉彎：他要以特別預算的形式舉債1,000億歐元，將多年來軍備廢弛的德國聯邦國防軍，打造成足以捍衛自由民主的高科技戰力——而這個天文數字直接就是今年度國防預算的兩倍，並將分5年注入。

如此一來，德國的國防支出除了將直接突破北約長年催促德國而始終沒有實現的額度之外（國內生產總額的2%），也將一舉超過英國與俄羅斯（帳面上所宣稱）的規模，使德國成為歐洲最大的軍事支出國。

更重要的是，這個決定直接推翻了聯邦德國立國以來堅持和平主義的基本國策，並意味著德國從此要在軍事的角度上積極扮演國際地緣政治的要角。

這無疑是戰後德國最為激進的國策髮夾彎，而它來得如此突然，即使在黨政高層圈內，事前也幾乎無人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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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德媒形容，它就像是「決定在總理府前鋪一條自行車專用道」那樣，在短短幾天內，由一位形象和「變革」與「軍備」二詞毫不相干的弱氣總理、以及一位至今都堅決反對擴大舉債的財政部長秘密拍版定案，並且獲得了原本激烈抗拒軍事手段的外交部長附議，最後更在一向對軍備之事極度感冒的德國人民那裡，得到了8成以上民意的肯定。

這一天，聯邦德國上下都可以說是經歷了一場「人設崩壞」、化原本絕無可能之事為理所當然——「What a day！」總理蕭茲的幕僚長當天就在推特上如此驚呼地下結論道。而《南德日報》、《時代週報》、《明鏡週刊》等德媒的評論也有鑑於此，不約而同地將烏俄戰爭的爆發與美國911事件做類比——在這一天之後，德國已不再是昨日的德國了。

美國新保守主義的外交專家卡根（Robert Kagan）在911事件的隔年，曾這樣諷刺不願配合美國反恐行動出兵伊拉克的歐洲盟友：

火星象徵的是戰神馬爾斯（Mars），金星則象徵愛神維納斯（Venus），而德國在金星上更是鶴立雞群、是愛神界裡的天后一姐。如今，歐洲版的911事件終究讓這位國際舞台上的和平主義愛神天后被逼下凡，開始做起了戰神的打扮。

對此，我們要問：德國過去為什麼始終都在大國的行列中獨樹一幟、堅持徹底的和平主義？現在是如何開始重視軍備與地緣政治？往後又將在國際舞台上扮演什麼新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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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國際舞台上，德國先後歷經了三個時代的角色轉變（本文暫不討論東德）：

首先，從1871年德意志帝國成立到1945年納粹德國戰敗投降的這段期間，德國作為在歐洲心臟地帶快速崛起的後進強權，曾經是危及歐洲地緣政治平衡的最大風險、以及西方民主價值的嚴重威脅。此時德國的國際形象極差，約略與當前的中國相似，其粗暴蠻橫、威權且富侵略性的姿態深植西方各國人心（相關討論可參前文）。

第一次世界大戰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可被視為德國與大英帝國所主導之西方秩序嚴重衝突的後果。戰敗後的德國雖然被改造成當時最先進的民主自由政體（即威瑪共和國），但由於戰勝國的打壓、德國被孤立於西方秩序之外，使得西方化的民主轉型在德國的腳步還未站穩之時，共和國就被復仇式的國族主義民粹狂潮所淹沒。由此來看，德國的納粹帝國化與二戰的爆發，亦可被理解為德國整合入西方失敗的結果。

接著，1945年二戰結束後進入冷戰、直到1969年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上任總理之前，西德在這段期間所扮演的國際角色乃發生了徹底的改變。由於兩德分裂，德國已不構成歐洲地緣秩序的威脅，再加上冷戰局勢嚴峻，處於對峙前線的西德為了自保，只能全心擁抱西方陣營而別無選擇。自此，西德完成了價值西方化，也終於被接納為西方秩序的一員。

在首任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的主導下，西德採取了所謂「放棄主權以贏回主權」（Souveränitätsgewinn durch Souveränitätsverzicht）的策略：刻意壓低姿態，捨棄德意志國族主義，同時標榜普世主義的歐洲認同，以重新取信於西方盟友（尤其是其百年冤家法國）、在盟國結束占領後能以主權國的姿態重返國際政治舞台。

此時的西德積極參與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亦即歐盟最早的雛形）、歐洲防務共同體（EDC）等一系列歐洲整合的議程，並在1955年加入北約，扮演著美英法最忠實盟友、堅決與鐵幕國家劃清界線的角色——此一被稱為「霍爾斯坦主義」（Hallstein-Doktrin）的策略，代價自然就是讓分裂的兩德彼此更加背道而馳。

對於再統一的問題，艾德諾則以「磁吸論」來回應：西德要徹底西化，以民主自由的果實來吸引東德人民、實現統一。然而由於冷戰對立嚴重，加之以1961年柏林圍牆的興建，讓磁吸論更顯蒼白無力，德國再統一的進程陷入泥濘、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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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在1969年10月，西德戰後第一次政黨輪替，社會民主黨（SPD）的布蘭特上台執政，聯邦德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再一次發生重大轉變，並且一直延續到今天，造就了我們所熟悉的德國「愛神」姿態。

1961年的柏林圍牆危機與次年的古巴飛彈危機，這兩場事件幾乎將人類推向核戰邊緣，再加上冷戰雙方疲於軍備競賽，使得1960年代末期，美蘇雙方開始收斂和談。

正是在此一「低盪」（Détente）的時代風向下，布蘭特提出了所謂「新東進政策」（Neue Ostpolitik）：西德以和解的精神，不再與蘇聯及其附庸國家對立，承認兩德分裂的歷史現實，並透過「交流以促變」（Wandel durch Annäherung）的方針，促進東德（乃至於其它鐵幕國家）的自由化，以推進再統一的進程。

「交流以促變」的方針當然並非僅出於浪漫的理由。根據布蘭特的評估，如果持續孤立東德，只會將它更推向蘇聯、並讓統一社會黨（SED）在東德的權力更加牢固。而交流則可能透過談判手段，將西方價值「暗渡陳倉」到合作協約的條目裡、促使鐵幕社會發生轉變。

在新東進政策的主導下，西德成功地扮演了冷戰雙方和平中介者的角色（例如促成1972年的《柏林四強協定》），這些和解談判奠定了日後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的基礎。此外，布蘭特政府直面納粹黑歷史並與東歐受害各國和解的反省姿態（例如著名的「華沙之跪」），也為聯邦德國的軟實力建立了長期的典範。

隨後兩德統一、蘇聯解體、冷戰正式終結，讓聯邦德國更加確信和解對話策略的成功，「新東進政策」與「交流以促變」的論述於是構成了統一後至今聯邦德國官方宣傳的「建國神話」（Gründungsmythos）、也構成了其思考國際政治的根本邏輯。

然而，神話當然也有其現實的陰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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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在檯面上，新東進政策的重點擺在政治對話，並刻意排除了經濟議題，但隨著國際氣氛日漸緩和，西德與蘇聯的經濟合作後來甚至取代了政治議程，成為雙方往來的重點。原本「交流以促變」的口號也因而轉變為後來更為人所熟悉的「以商促變」（Wandel durch Handel）。

由於蘇聯在50年代初就已遭遇經濟瓶頸，需要靠出口大量能源與礦產來續命，但又因為礦藏多位於嚴寒偏遠地區（如西伯利亞西部），其本身欠缺挖採與運輸技術，所以德蘇經濟往來的模式，便是由後者以極為誘人的廉價條件提供能源與原物料，交換前者投資與輸出關鍵設備。

美國早在冷戰之初就針對蘇聯的這根軟肋實施禁運，而西德就屬於最早一批試圖脫隊踩紅線的美國盟友。50年代末，西德就已與蘇聯接觸，在檯面下計畫合作興建天然氣管線，但直到60年代中期以前，都因美國強力施壓而作罷。

但緊接著由於冷戰局勢緩和、禁運解除，德蘇合作的天然氣管線計畫便理所當然地搭上新東進政策的便車而重啟，此外又碰上70年代石油危機，蘇聯出口的廉價天然氣就成為分散能源風險的最佳選項。在一推一拉之下，德蘇之間天然氣管線不斷擴建、前者對後者的能源依賴不斷成長，這成為往後數十年至今德美之間內訌的主要衝突點。

蘇聯的外匯約有60~80%來自能源輸出，此一龐大收入使其得以維持軍需、進行代理戰爭、鎮壓東歐國家、乃至於侵略阿富汗等。其國家計畫委員會（Gosplan）的專家在1987年曾評估，如果沒有出口能源的收入，蘇聯將被迫提早10到15年進行改革開放。

諷刺的是，蘇聯此一財源的大客戶就是西德——換言之，蘇聯的軍國極權得以續命、乃至於兩德統一的進程實質上被推遲，貢獻最多的正是打著「以商促變」口號的聯邦德國。

在美國老大哥的核子保護傘下，扮演和平中介者的人設、扛著「以商促變」的金字招牌，這讓聯邦德國長年以來都能用最舒服的姿態來人財兩得：例如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聯邦德國拒絕參與制裁、繼續擴大與蘇合作的西伯利亞天然氣管線，但同時卻又響應美國抵制莫斯科奧運——因為此舉既能標舉反戰大義、又不會損及自身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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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姿態一直延續到梅克爾執政時代：2014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歐美制裁聲浪高漲，但梅克爾仍繼續推動天然氣管線北溪二號（Nord Stream 2）的興建，此一決策的效果彷彿在獎勵普丁的所作所為。直到今年烏俄戰爭爆發前夕，蕭茲才擱置國會對該計畫的批准程序，作為對俄制裁的一部分。

儘管存在著飽受抨擊的陰暗面，聯邦德國所扮演的和平主義角色，仍無疑是難能可貴的歷史成就。

有一則在兩德統一那年刊登的政治漫畫，畫中以時任總理柯爾（Helmut Kohl）來象徵德國，一字排開地描繪了其歷史形象的演變：從身披獸皮頭戴牛角盔的日耳曼蠻族柯爾，歷經滿臉兇煞的第一帝國與納粹帝國軍官柯爾，最後再到身著西服與歐洲各國領袖並肩而立、笑容可掬的西方民主政治家柯爾——近代德國花了一百多年、付出了兩次大戰與東西分裂的慘痛代價，終於以統一後的新生姿態，完成了這條「朝向西方的漫漫長路」。

在這條路的終點，是民主成熟、經濟繁榮、社會力厚實的聯邦德國。這說明了非國族式的歐洲認同、歷史反省的軟實力、以經濟合作取代軍事對峙、以及「不靠武器創造和平」（Frieden schaffen ohne Waffen）的策略，這一系列在外人眼裡看似天真不切實際的和平主義邏輯，恰恰就是德國在其特殊歷史現實中取得空前成功的「專利配方」。此一配方是如此地成功，以致於它也構成了當今德國人自我認同與世界觀的核心成分。

和平主義的聯邦德國同時也是後冷戰秩序的理念象徵：國際社會宣告要擺脫19世紀的強權地緣政治、也不再走20世紀軍備競賽的回頭路，而是要透過21世紀的全球整合來形成共同體，在國際法與公約的規則下，以外交與經濟手段來遏阻軍事衝突。從這個角度來看，聯邦德國在1970到2010年代之間的成功，也可以說是戰後國際政治發展史的重要資產。

只是，一個時代的資產也往往會成為下個時代的包袱。

▌接續下篇：〈金星來的德國人（中）搶救和平的「德軍一千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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