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偶之家自由了？從五四到網路的「女性主義在中國」

2021/05/29 轉角說

主持／編輯佳琦、編輯慧儀

文／編輯佳琦

「現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個人，跟你一樣的一個——至少我要學做一個人。」 ──娜拉，《玩偶之家》

在上篇的重磅廣播，我們回顧了肖美麗事件與兩位中國女性主義運動者的觀察，而到了下篇，我們則拉長時間軸，從歷史的脈絡來看女性主義在中國。

從1919年中國的《新青年》翻譯了易卜生經典的女性主義戲劇《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成為當時女性覺醒的象徵到現在，過了一百年，中國的女性主義運動又發生了哪些變化？受到哪些反挫？而在經歷過肖美麗事件之後，受到嚴重反挫的中國女性主義社群，未來又還能夠重新拾回他們運動的資本與熱情嗎？

▌請點閱下方收聽

轉角國際．重磅廣播 · 重磅廣播中國女性主義FFF

▌女性覺醒的啟蒙：五四運動、玩偶之家與娜拉去哪了？

如果回溯在中國引入西方的「女性主義」（feminism）概念的起源，最早從可以從1919年五四運動時談起。在當時，自由、平等、個人主義、其中包括「解放女性」的思潮也在這個時期傳入中國。女性的「現代化」與「西化」於焉開展。

在當時的西方，女性還在開始於1850年代的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當中。當時的主要訴求，在於女性希望追求享有獨立的財產權、投票權、並爭取更多與男性同等的權益。雖然還沒有所謂明確的「女性主義」稱呼，但這樣思潮也引入了中國。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象徵，便是挪威劇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於1879年所發表的劇本《玩偶之家》。故事講述女主角娜拉自幼就活在傳統女性的束縛之中，扮演頭腦簡單的漂亮妻子、不斷受到丈夫海爾茂的貶低，直到最後娜拉終於覺醒，選擇離開了丈夫。戲劇便以娜拉的離開「啪嗒」關門聲作結，而她的丈夫仍然在幻想她會回來。

該劇由於倡導女性自覺，最初在英國等許多國家都遭到禁止。在1918年，中國的《新青年》雜誌便發表了一期易卜生專刊，在當時的青年運動中產生很大的影響：人們意識到女性解放也是社會解放的一環，也讓五四運動期間的女性議題終於抬頭。

海爾茂：「最要緊的，你是一個妻子，又是一個母親。」

娜拉：「我現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個人，正同你一樣。」

在當時很多大眾藝文作品、文學雜誌中，都可看到《玩偶之家》的身影。例如林海音的《城南舊事》故事中，其中一位被賣去做小妾的蘭姨娘就一直在偷讀《玩偶之家》，作為一種女性啟蒙的場景。

魯迅也在1923年於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的畢業演講稿，提到《玩偶之家》。該份演講稿名為《娜拉走後怎樣》，誠實講述了女性的覺醒與出走之後，依然需要更多的支持才能夠維持經濟與思想獨立的生活：「她還須更富有，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雖然支持婦女解放的運動，但同時魯迅也悲觀地寫道：

「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這鞭子總要來，總要打到的。但是從哪裡來，怎麼來，我也不能確切地知道。」

到了中國共產黨時期，雖然主張解放群眾、也包括解放女性。然而共產黨卻認為，比起性別問題，階級問題更為重要，女性的解放唯一正確的路線，所謂「女子能頂半邊天」就是與無產階級一起的婦女解放運動。唯有解放階級，才可能解放婦女，女性主義運動在政治氛圍中，逐漸被歸類成次要議題。

1950年10月，中國頒布第一部婚姻法，賦予男女在自願基礎上結婚的平等權利。三年... — 1950年10月，中國頒布第一部婚姻法，賦予男女在自願基礎上結婚的平等權利。三年後，兩性平等和男女同工同酬被被納入憲法。 1968年，毛澤東發表了他最著名的名言之一「婦女舉起半邊天！」，被認為大大提升當時婦女的地位和生活條件，且透過釋放大量人口到生產崗位上促進了中國經濟蓬勃發展。圖／新華社

▌90年代後，中國的女性主義三波發展

而在中國，後續的女性主義運動，又可以主要分為三波。根據中國女性主義學者李思磐的分類，可粗略分為第一波與國際社會、中國政府合作的「1995年世婦會」；第二波則是從體制內轉向體制外，開始打街頭抗爭的「2012年女權行動派」；以及第三波約從2018年以降，包括#MeToo、豆瓣女權組等開始的「網路女性主義」。

在1995年，北京舉行了世界婦女大會，在當時受到聯合國、國際基金會資助的婦女運動，也受到中國政府的關注。當時許多人都是中國政府的幹部或是學者，選擇與政府合作，從體制內進行改革。根據李思磐的說法，當時儘管有大量來自政府國家的資源，然而卻缺乏與大眾溝通的管道。

第二波則是從2012年左右開始的女權行動派。2009年，原本為《中國婦女報》記者的呂頻創辦了《女權之聲》新媒體。其後也陸續開始有其他年輕女性主義者如肖美麗、米米、大兔等人，主張線下實際的行動抗爭：其中以2012年佔領男廁所、2015年「女子腋毛大賽」、聲援反對「女權五姊妹被捕」等事件聞名。她們主張透過實體抗爭來達成訴求，並要求政府與結構制度應該更完善地保障女性權益。2018年3月9日，女權之聲微博號被封，被封閉前已有18萬粉絲。

圖為2015年聲援釋放女權五姐妹——李婷婷、鄭楚然、韋婷婷、王曼、武嶸嶸、鄭楚然... — 圖為2015年聲援釋放女權五姐妹——李婷婷、鄭楚然、韋婷婷、王曼、武嶸嶸、鄭楚然——的活動，圖／路透社

2018年3月9日，女權之聲微博號被封，當時候在被封號的第七天（頭七），中國女權... — 2018年3月9日，女權之聲微博號被封，當時候在被封號的第七天（頭七），中國女權主義者為此做了一場紀念葬禮，取名為「女聲頭七，墳頭蹦迪」。圖／影片截圖

第三波則約從2018年開始的網路抗爭。其中的代表就是中國的一系列#Metoo事件，包括弦子、劉寬等原本是普通女性的素人，出面指控在媒體圈、學術圈、政治圈等具有高度聲望與權勢的男性曾對她們進行性侵或性騷擾事件。在各領域都引發熱烈討論。這批性別事件，與過去女性主義運動總是由受到訓練有素的學院派女性主持有所不同，而是大都是素人出身的普通女性現身，來談論她們的受騷擾經驗、受害故事，也因此引起更多不分男女老少的聲援者共鳴。

與此同時，在中國經濟穩定、網路社會活躍的2018年間後，也開始興盛所謂的「粉紅女權」。粉紅一詞最早是在2009左右，從晉江文學網的酖美版開始出現的，裡面就有許多女性讀者，時常匯聚起來討論一些反轉凝視、顛覆男性地位的網路討論與留言。其後在豆瓣鵝組、瓜組等其它群組也承接了這個傳統。

這批「粉紅女權」的女性主義者們樣態為何？她們大都年紀很小，是網路原生世代，出生於中國消費力高漲、社會相對穩定的年代，雖然她們對於結構性的性別問題（如政策改革等）相對陌生，但對於日常消費、大眾文化中的性別意識卻極度有感，並有強大的串聯動員能力。例如，2021年2月，她們便主動串連，要求中國影視網站bilibili下架羞辱女性的動畫等等。

然而，這些不同的派別之間，彼此卻也有強烈的競合關係。例如在肖美麗事件期間，弦子便曾經聲援過她；然而也有部分粉紅女權，對肖美麗的做法表示不滿。

然而不管派系，在這一次的炸號事件中，卻不管是否曾經「Pray For HK」、是否曾經「支援境外勢力」，都同樣成了遭到政府無差別打壓的對象。

圖為2020年12月，弦子（中）控訴朱軍性騷擾案在北京開庭。當時，有不少支持者到... — 圖為2020年12月，弦子（中）控訴朱軍性騷擾案在北京開庭。當時，有不少支持者到場聲援弦子，高舉「性騷擾可恥」、「打破黑箱」、「我們不是行走的生殖器」等字句。圖／法新社

▌既「極端」又「叛國」：雙重汙名的中國女性主義

回到中國的女性主義脈絡來看，不管是哪一個派別，都因為中國的政治情境受到雙重的汙名。其一是女性主義本身就受到反女性主義者的高度汙名。在中國，許多反對女權的人會將女權戲稱為「極端女拳」、「女權仙子」、「田園女權」（田園意指田園詩歌，諷刺女性只要享受好處不要擔負責任）、或者是將「粉紅女權」用來嘲諷不敢與政府正面對抗的女性主義者。

呂頻便在受訪中表示：

「我覺得今天不管是粉紅女權、田園女權、或是女權用拳頭的拳，它都在暗示什麼呢？這暗示著女性權利、我們說的女權，其實是非常正當的。你沒法否認女性權利的正當性。所以要抹黑女性權利，你就要在前面加一個形容詞。意思就是暗示你們不是真正的女權。你們是假女權。所以才打壓你們。」

「這是他們對女性主義做的污名工作。好像就是我們都是一群假女權、我們是不好的人。他們不敢承認自己就是反對一切性別議題。他們聲稱有一種『真正的女權主義』，但這個真正的女權主義他們怎麼描述？他們想像，它有一種關鍵的特點，他們認為真正的女權主義是不會給政府、也不給男人找麻煩的（笑聲）。這是他們預想的一種好的女權主義。」

其二則是前述提到的，更多的反對者會利用「不愛國」的稱號，作為一種指控女權的武器。事實上，在這樣收緊的公共言論空間中，只要是女權、只要是公民運動，無論你的訴求如何的溫柔改革、如何的「不基進」，都難逃政治審查的魔掌。

▌「只要能減緩社會變壞的速率，就是有意義的」

當一切公共空間都被壓縮，人們的社會批評越來越不被允許，人們在反對中國政府的愛與恨之間，多元性正不斷地被削弱──所有人都看得到，但沒人有力量能阻止。呂頻說道：

「其實連我都不指望中國女權主義能改變什麼。從我們這次遭受的網路暴力可以看到，我們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我們沒有任何還擊的能力。我們沒辦法改變我們的國家。雖然我們都為此非常痛苦。」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階段，堅持下去非常重要。只能要能夠減緩社會變得更壞的速率，就是有意義的。從今天到明天，言論可能會有更多喘息空間，可能會有更多人能夠舒緩他們的痛苦。所以堅持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沒有人能夠讓公共空間百分之百消失。我們的政府非常強大，但它還是做不到這一點，所以空間永遠還在。雖然越來越狹窄，被汙染。但我們的運動會更艱難，但我相信還會繼續存在下去，只要女性還有這樣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