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未來》:中國畸形的「民主文化」,如何鞏固了一黨專政?
我希望在本章向讀者說明,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導政治文化是反民主的;它混雜了傳統儒家價值觀、醞釀於七十多年來一黨專政,以及宣傳機器所宣揚的列寧主義要素。本章將同時展示,儘管這種文化在變化,但在這種文化之下,任何民主化的嘗試都將只是虛幻。
誠然,在一九四九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思潮從未完全消失。我們將看到,伴隨中國經濟的飛躍進步、城市化、國際化的開放政策和中產階級的大量湧現,民主思想的影響愈來愈大。
▌本文為《中國的未來,會走向民主還是獨裁?來自法國學者的觀察視角》(八旗,2024)書摘
不過,一旦在公共領域有任何民主傾向的思潮出現,它們很快就會被封禁甚至遭受打壓,比如一九五七年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毛澤東晚年的一九七六年四月運動,以及一九八九年春天的民主運動都有一樣的境遇;這些民主思潮遭到限制,而當權者的權力才能穩固。
民主思想還受到中國共產黨日復一日的打擊,對於他們所稱的「西式民主」或「資本主義民主」以及「普世價值觀」,中共採取直接駁斥、絕不姑息的態度。與之相反,中共積極地宣揚由它絕對領導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和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共得以用各種途徑統一中國社會的政治價值觀,並將這些價值觀灌輸給大部分中國人,從而延緩民主思潮的孕育,甚至扭曲民主的思想。不論如何,我們還是會看到,大部分的中國人依舊支持著當今的政權,因為他們恐懼,或者說不希望看見中國社會陷入混亂。
很多評論家在談到中國的政權發展時,傾向於弱化政治價值觀的主導作用,這一方面也許是因為,他們認為只有政治菁英階層的觀點才有實際影響,或出於他們相信中國社會可能會產生其他更具結構性、社會性的進化力量,比如大量受教育的城市中產階級;這些群體的興起將會自動推進事情的發展,政治價值觀便顯得沒有意義。但是我認為,考慮到目前中國社會的思想傾向和政治體制,至少在短期內,任何針對一黨專政的質疑都會遭受很大的抵抗。
我認為,政治文化不僅僅只是有意識和無意識的政治取向,更是一種根據規範原則和政治規則建立起的社會規範和公民價值的集合,它反映了一種特定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我們有一系列的民意調查反映了中國人的政治文化,不過這些調查是在一個更宏大的系統環境中進行的,所以當我們在分析這些調查結果時,也必須考慮其背後的社會背景。最後,就算這些問卷調查暫時無法直接向受訪者提出一些特定的問題,我們仍能夠從這些調查中了解,中國人對中國政治的關注重點和期待。
▌中國人在想什麼?
整體看來,中國人支持現在的政治體制,也認可它現在的合法性:黨、政府、人民代表大會、人民解放軍。 他們信任、認同這些機構,也同樣認同這個政權的種種符號:比如一九四九年中共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他們認可這些機構的使命,而且絕大部分人擁護其政治決策。
諸多研究已經表明,中國人對於共產黨的滿意度較高,而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有所提升:中國經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絕大多數人都獲得了更多的財富,並且基層醫療體系覆蓋更廣泛。而這也就回到本書第一章中我所討論的共產黨執政管理能力:中國民眾意識到中國在過去所取得的巨大成績,而相比之下,其他國家,尤其是一些亞洲國家,卻經歷了種種失敗。
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中國人認為政治的治理能力不斷提升;而中國人對共產黨的滿意還有另外一個主要原因,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升。自一九八九年開始,中共便有意識地引領愛國主義情緒,看來這個策略開始奏效了。
事實上,自從一九九○年代開始,大部分中國人都認為:穩定和發展比民主重要,個人職業發展比個人自由拓展更重要,經濟和社會權利比政治權利更重要。
實際上,還有一個更令西方國家感到震驚的現象:我認為,中國人所滿意的「民主」是一種扭曲的民主價值,它其實與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話語相吻合;正如二○○五年政府白皮書中所定義的一樣,這是一種只能由中共所定義、領導的「人民民主」。
因此,在二十一世紀初,有百分之八十四的中國人認為他們的國家已經實現了民主,而百分之六十六的中國人認為其民主化進程會繼續深化。這種結果已經得到最新研究的確認,其中自然包括了狄忠蒲十分完善、可信的研究。他發現:在二○一四年時,正如二○一○年一樣,大部分中國人對當前「民主制度」的「品質」感到滿意。
然而,這些受訪者所認為的「民主」,並不是一個「全民投票」或者「規則應該由大多數人共同制定」的民主制度。他們認為,民主就是政府「聆聽民眾」、「政府的政策反應人民意見」,也就是當權者「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非常著名的言論,到現在還出現在諸多公共機構的建築中。
這種主流觀點應該是與共產黨在二○○○年初,引入一定程度的「協商民主」有關。「協商民主」有點類似於徵求民眾的意見,它的設計目的是不時透過意見調查(調查結果一般不會公開)的形式,了解群眾的訴求;另一個目的則是避免提拔那些在當地特別不受民眾歡迎的政治領導人。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是一項長期對亞洲國家做比較研究的計畫,由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負責,位於臺灣中央研究院;他們的研究結果也與上文所述十分類似:在二○一六年,百分之六十三的中國人支持當前政治體系,百分之七十二的人認為在當前體制下生活是理想狀況。這兩個指標低於越南(分別是百分之九十三和八十八)和新加坡(百分之八十六和八十四),但是高於臺灣(百分之四十五和六十一)與香港(百分之四十和五十四)。
當然,百分之六十六的中國人認為民主制度是最好的政治體制,但是只有百分之四十二的中國人認為民主比其他任何一種體制更好。這個數字在日本分別是百分之八十九和六十六。雖然是這樣,中國人對於國家將來的民主化進程非常有自信。基於一到十分的區間,受訪者對於當前民主化進程的樂觀程度給出了六點七分,而在改革前只有五點四分;受訪者對未來的樂觀程度給出了七點四分(在這個問題中,未來沒有準確的時限)。
讓人意外的是,臺灣人對於民主的看法也非常類似,以上的分數分別是六點五、六點一和八點二。最終,與其他國家,甚至像日本的民主國家一樣,中國人認為管治水準和社會公平是民主的兩個主要組成因素,比原則、程度甚至公共權利更加重要。
大部分調查結果都反映出,民眾非常關心政府的管治能力。二○一六年一項針對「中國人最滿意的事項」調查發現,百分之六十三的民眾滿意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這個比例僅次於民眾對當前的政治體制感到「驕傲」(百分之六十九)。
有百分之六十三的民眾宣稱,當國家遇到困難的時候,自己會馬上支持國家。總之,比起治國原則、政治透明性、決策方式甚至是對領導人的監督和分權,中國人更在乎黨國體制能為他們帶來的實際成果。
當然,我們無法指責這種在儒家思想理論影響下形成的民主見解,也無法質疑孟子的觀點,他認為「人民」是所有政治的中心,但是卻沒有構建一種體制來制約領袖的個人權力。
溫家寶總理在二十一世紀初主動追溯和使用孟子「民為邦本」的治理方案,是為了合理化共產黨的政策,並嘗試尋求社會的權益。對孟子而言,人民只有在遭遇極端的權力濫用和不公的情況下,才有權利發起抗爭。正如我們所知,毛澤東就是在這點上得到靈感,並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
今日,黨國體制正是為了規避一切的群眾反抗,或在中國被稱之「群體性事件」的行為,才努力預防類似的權力濫用和不公。當這兩種情況發生時,他們用最快速度、在事件升級之前就將其解決,或者徹底保密。雖然這種手段也有所成效,但是每年仍然有大量的類似事件發生(我們並不知道具體數字)。
我們要知道,這些事件中的絕大多數都不是真正的政治性活動。在我看來,天安門事件之後已經再沒有人敢於質疑政治體制的本質屬性。這些群體性事件經常是由工作糾紛或由於農村土地被收繳的賠償爭端所引起,偶爾則是因為環境問題或者針對某一個境外國家的愛國情緒所引起。
舉凡有關於抗議活動、工人罷工或農民抗議的研究都表明,在這一點上,運動、領袖和參與者都表現地相當謹慎。針對政府或大型企業不公行為的合理抗議是可以的,工人和農民想要維護他們的權益是可以的,但如果有人想要質疑一黨專政體制的合法性,那便絕不允許。
根據狄忠蒲的調查研究,以一到十分的尺度來考量的話,中國社會對於中央政府和共產黨的信任程度達到了七點五分。更引人深思的是,雖然很多中國人非常不信任地方政府,特別是他們每天接觸到的行政職能部門,但是狄忠蒲發現,大部分中國人(百分之七十五)對於地方政府在教育或者治安方面的措施非常滿意。當然,受訪者在食品安全方面持保留態度,只有一半的人表示滿意。
不論如何,這些觀點確認了中國地方政府能夠與人民互動,並且形成了較強的適應能力。同時,中國人對於地方廣播和電視的信任度(百分之五十)低於對於中央電視臺(百分之九十)和其他國家頻道(百分之七十)的信任度。但是,和外國媒體相比,他們還是更信任國家和當地媒體。即使是一九九二年之後出生的年輕人,對國外媒體的信任度也只有百分之四十,而年紀更大的人外媒的信任度更是低至百分之十到二十。
作者: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4/07/03
內容簡介:本書作者高敬文教授總結過往研究後指出,習近平的政權依舊穩固,短期內並沒有崩潰的可能,並會持續強化其一黨專政的力道。近年雖然中國發生經濟危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北京政權只要穩固其「威權平衡」體制,只要人民無意追尋民主化道路,中國就沒有改變的可能。「威權平衡」是本書作者高敬文教授提出的論點。他認為中共政權經歷過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的「軟威權」模式,以及習近平上臺以來的「硬威權」路線後,已經長成一種具有足夠韌性與彈性的「威權平衡」,足以面對政權內的政治危機、社會危機或經濟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