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囚租人生：倫敦公宅大火，燒出國家無視弱勢族群的殘酷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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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我的囚租人生：租客面試、畸形格局、房東消失⋯⋯25年租屋經驗如何影響歸屬感，以及對居住文化與家的想像》（臉譜，2024）書摘

不只牆壁厚薄，人們對公宅的共同經驗，往往是整棟建築決定的。但若要真正理解英國社宅現況和綠人巷的歷史，我們還得檢視一些建築以外的面向。我是某些建築方式的產物，更是英國居住政策的產物。政策造成了我們今日的處境：許多公宅被忽視、被嫌棄、被瞧不起。

這段歷史，濫觴於一九一九年立意良善的《居住與城鎮規畫事務法》（Housing, Town Planning, &c. Act）。更多人稱之為《艾迪森法》，紀念時任衛生部長、主掌居住政策的克里斯多福．艾迪森博士（Dr. Christopher Addison）。艾迪森屬於一類──很遺憾地──愈來愈罕見的政治人物。他出身醫界，支持推動國民保險（national insurance），後來加入工黨，致力於社會公義。

《艾迪森法》規定了政府應補助建設案，為勞工階級提供居住空間。這代表英國史上第一次，全國政府機關有責任照顧人民的居住權。該法案誕生的部分緣由是先前呼籲改善勞工階級住宅設計的民間運動，以及時任首相的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做出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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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勞合喬治誓言建設宜居的住宅，供一戰歸來的士兵居住，被稱為「為英雄造家」（Homes fit for Heroes）計畫。值得指出的是，這些「英雄」都被預設為白人，方便地抹滅了殖民地黑膚、棕膚士兵們的貢獻。他們應該同樣有權搬進這些住宅，卻經常被拒絕申請入住。

綠人巷公宅落成於一九七七年，是戰後眾多的社會住宅實驗品之一。建築大量使用預鑄混凝土，設計上可屹立長達一百年，標記了英國歷史上大力擴張社宅戶數的一段時期。綠人巷包含多棟高矮不一的建築，網羅不同房型，也代表當時的一種願景——人們希望能永遠住在一座公宅，只在不同房型或建築間遷移。

將住一輩子的想法融進公宅設計，並不是此時才有的概念。這類公宅最好的例子，或許是康登區（Camden，倫敦市中心的一區）的少女巷公宅（Maiden Lane Estate）。少女巷由兩位建築師喬治．班森（George Benson）與艾倫．佛塞（Alan Forsyth）設計，一九七九年起建，八二年完工。它的設計環繞一個想法：在這裡家庭房型出生的小孩，長大後可以自己搬進這裡的套房，再然後換到一房一廳，成家後又回到兩房、三房或四房的家庭房型。目前少女巷的居民中，真的就有一生都在這座公宅內搬移的人。

實務上並不總能那麼理想。社會住宅幾乎立刻淪落為被訕笑與忽視的地方。八○年代起，英國社宅的數量開始持續減少，理由之一是保守黨的「購買權」（Right to Buy）政策。該政策為柴契爾夫人一九八○年《居住法》（Housing Act）的一部分，提供公宅住戶以補助價買下住處的機會。

它基本上導致了房源私有化，與今天的住房危機密切相關。許多社宅被售出卻從未補上，留下巨大的需求缺口。「好」房和「優質」公宅紛紛被購去，只剩下那些沒人想住、遑論想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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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英國社宅售出的速度，已比興建速度快上將近三倍，然而此警訊似乎未被嚴肅看待。二○二一年，全英格蘭售出或拆除的社會住宅有二萬八千七百九十六戶，同時期新建的卻僅有六千六百四十四戶。（單是我現居的倫敦一區，社宅需求就超過這個數字。）打從我有記憶以來，社運團體一直在懇籲政府興建社宅，至今依然無果。今日，社宅不足的問題，已來到前所未有的緊急程度。

更令人混淆的是關於房源的詞彙。在英國，政府擁有、租金遠低於市價的房源稱為「出租社宅」（social rented）；私人擁有、租金在市價八成以下的房源則稱為「可負擔住宅」（affordable housing）。而這兩者都是各地居住協會提供的房屋類型。

這些詞彙常被混用，使人們誤以為「可負擔住宅」是政府經營的，所有國民都租得起。事實上，收入最低的族群未必租得起「可負擔住宅」。與此同時，他們真正可負擔的「出租社宅」卻愈來愈少。

所有族群都受到這些情況影響，然而根據二○一七年政府公布的「種族不平等調查報告」（Race Disparity Audit），最常承租社會住宅的族群為：非裔、加勒比海裔、黑人其他（不管此分類究竟什麼意思）、孟加拉裔、愛爾蘭裔、阿拉伯裔，以及混合族裔（其他不包括「白人混合族裔」和「亞裔」，也說明我家可能是全國平均的異數）。

正因社宅短缺，可想而知，入住競爭非常激烈。二○二一年，全英國有超過百萬個家庭正在等候入住社會住宅，其中十分之一已等了五年以上。這些候補名單上，包含一些最脆弱的族群——無家可歸的跨性別者、身心障礙者、難民、性工作者。他們都在等待可能決定生死的一個棲身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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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蘭菲大火

二○一七年六月十四日凌晨，一臺故障的冰箱在蘭開斯特西公宅（Lancaster West Estate，位在倫敦市中心的肯辛頓與切爾西區）的格蘭菲塔大樓（Grenfell Tower）引發了一場駭人的惡火。接連數日，醫院不斷傳出噩耗，死亡人數從最初的十人攀升至十七、十八、四十五、六十，最後共造成七十二人喪生。

此事震驚了全國，而那之後數月的追蹤報導工作，也是改變我人生最多的一件事——無論以新聞工作者或租屋族的身分。那起事件使舉國上下都注意到，我們國家對居住問題的忽視是多麼欠缺討論。

那天早上，我媽媽哭著打電話給我，問我是不是在看新聞，我確實也驚慌地盯著轉播。後來幾天，我在電視上看見記者採訪一位格蘭菲住戶，彷彿想推算大樓人數似的，問住戶認不認識住她隔壁的鄰居。記得我當時想，會問這種問題的人一定從沒住過公宅，不曾在下樓梯時擠過要上樓的人，不曾在心裡區分哪些臉可以打招呼、哪些不能。

就算最糟的鄰居你也一定會認識，因為你們通常天天都打照面。我總能憑水槽旁紗簾上的影子，認出是不是瑪維斯姑姑、扳機或傑森來我們家。他們都有獨特的走路姿勢，剪影彎彎的弧度不太一樣。

住過公宅的人想必都知道被以大人對小孩的姿態對待的感覺，知道即使中產階級這時賜你幾句「好可怕」、「好可憐」，他們也沒有要把你的問題當一回事。那些問題你早已抗議許久。每個居住協會的檔案庫裡，都有一大堆社宅住戶反映問題被無視的紀錄，內容五花八門，從瓦斯管漏氣到水龍頭滴水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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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這些年，我也曾徒勞地指望許多問題獲得解決，站在隊伍中陪我的年輕朋友，看他們在一個他們不完全理解的大人世界裡充當父母的口譯員。（我自己覺得唯一獲得的是，我很早就為了寫信給相關機關委婉表達憤怒，磨練了寫作技巧。）

二○一六年，「格蘭菲行動聯盟」（Grenfell Action Group）的一群住戶曾試圖自救，但並未成功。該聯盟的網站詳細記錄了二○一三年大樓曾發生電流過載事件，有關單位卻不予理會，後來他們也多次向「肯辛頓與切爾西租戶管理會」（Kensington and Chelsea Tenant Management Organisation）提出警告。格蘭菲大火本原本是場可以阻止的災難，涉及對公宅建築本身的不重視。

所謂不重視，包括大樓外牆包覆層採用了Reynobond PE板——一種內層為聚乙烯、極度易燃的鋁板。大樓於二○一五年進行修繕時，區議會在預算考量下做出了此項選擇。原本考慮的材質是鋅板，但Reynobond PE板更便宜，能省下近三十萬鎊。這樣的決策過程被稱為價值工程（value engineering），是種壓低成本的系統性作法。

面對這種疏忽，火災前後，住戶卻都被以酸言酸語對待。二○二○年的調查聽證會中，當時擔任修繕工程承包商、萊敦（Rydon）建設公司合約管理人的西蒙．勞倫斯（Simon Lawrence），將要求注意防火安全與外牆材質的住戶形容為「意見很多、咄咄逼人」。很多時候，勞工階級即便只是提出正當的擔憂，好像也一定要用「合乎禮節」的方式來提才行——天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他們之中的許多人來自最容易受忽視的移民社群。格蘭菲大火的罹難者有百分之八十五為少數族裔。而二○一七年的統計數字顯示，住在英格蘭公寓大廈五樓以上的孩童多數為黑人或亞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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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後不久，怵目驚心的火場照片持續震撼電視機前、推特上和對話群組中所有人的那段期間，我前往西邦爾公園（Westbourne Park）的瑪納文化遺產中心（Al Manaar Cultural Heritage Centre）參加一場賑災集會。那座清真寺被臨時改造成社區中心，討論如何安置家遭祝融吞噬的區民。

那天是全年最熱的日子之一，齋戒月（Ramadan）還沒過，我們擠在不通風的寺內，一百多人都站著，留出空間讓災民坐。室內迴盪著哀叫與嘶嚎，來自宣洩未及整理的悲傷女人、高呼要討回公道的男人。有些人正回憶四天前煉獄般的遭遇，母親們用手摀住孩子的耳朵，不讓他們聽。

當時，肯辛頓與切爾西區議會的議員——以及首相——都還沒來關心，實際投入賑災工作的是穆斯林援助團體和來自全國的義工。他們找來居住領域的律師、創傷諮詢師，並制定了搜尋失蹤者以及為災民尋家的策略。與此同時，總部位在倫敦、由三十個居住團體組成的「激進居住聯盟」（Radical Housing Network）及其他組織，也發起了「居住安全行動」（Action for Safe Homes）等運動向政府施壓，要求立即強化居住安全。

我遇見的當地義工，比如塔斯妮雅．奧容哲（Tasnia Aurongozeb）與傑漢吉．馬力克（Jehangir Malik），好幾週都在諾丁丘（Notting Hill，該區知名景點及高級住宅區）度過，幫忙籌組人力及分配物資。

格蘭菲行動聯盟繼續工作，將大樓長久以來的問題公諸於世。寄到格蘭菲的郵件，暫時被轉至西道運動中心（Westway Sports Centre）停車場，讓失去家的人們至少有一點點正常生活的感覺。當地社運人士設置了倫敦牡蠣卡（Oyster）加值站，義工可以在那裡為卡片儲值，讓需要的人能利用大眾運輸移動或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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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受災戶最後被安置在飯店或臨時住處，就這麼住了好幾個月。我訪問三十一歲的亞曼達．費南德茲（Amanda Fernandez）時，她與她七十三歲的母親，已經在西倫敦一家智選假日飯店（Holiday Inn Express）的雙人房生活了超過一年。

一個陰冷的上午，我和她在飯店樓下的用餐區碰面。我們一邊談話，清潔員一邊來來去去收拾早餐。亞曼達穿著輕鬆的黑色棉衫及緊身褲，好像已和飯店人員熟得不能再熟了。她擁有西班牙與哥倫比亞血統，是蘭開斯特西公宅的前住戶。她們住在格蘭菲正下方的其中一棟公寓頂樓。大樓燃燒落下的碎塊砸毀了家，倘若還剩下什麼，也被消防車的水柱淹沒了。

她告訴我，火災後那幾天，感覺就像「在辦一場大型嘉年華，但毫無喜悅。一切都彷彿……飄在空中，一點真實感也沒有。熱氣令人難以承受……周圍好像擠滿了人，千千萬萬的人」。

還有好幾百個像亞曼達一樣的人，他們未說出的經歷共同構成了格蘭菲的故事，一個我們或許永無機會完整聽見的故事。她說起在熱氣中拖著步伐，詢問商家能不能借用插頭，幫她鄰居的手機充電；她描述了地方政府令人憤慨的明顯疏忽：他們發給阿拉伯裔受災戶的手冊是用波斯文寫的，所以大部分人都無法閱讀；她說西語的母親只拿到一份看不懂的文件，沒人向她作任何說明，她根本不曉得怎麼辦。

亞曼達用一隻手撫平濃密的深色頭髮，停下來喘喘氣，順口提到每當負責她們的社福人員休假，她就要一再對新的人重述她的遭遇，和她必須為此付出的身心代價。

最後，亞曼達和媽媽一起住進了飯店的雙人房。她回憶她在窗子打不開的房間裡感覺到的幽閉恐懼：「本來我走進房間，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打開所有的窗，讓自己覺得自在一點。」我們抬起雙腳讓清潔員吸地的同時，她表示住在飯店帶來了新的壓力。

她說沒有一副鑰匙，只有一張塑膠房卡，感覺真的很古怪。每次下意識地摸摸口袋，想確認哐啷響的鑰匙在不在，都會又一次記起自己還懸浮在現實之外。飯店沒有提供洗衣服務，所以她總要到洗衣店坐上幾小時，呆望衣物在洗衣機裡翻滾。最慘的是要忍受她最討厭的東西——一幅難看至極的畫，牢牢釘在她們房間牆上，想暫時取下也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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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段期間也不乏溫暖的故事：她和一個與她們母女一樣、還在這家飯店等候去處的醫生成了好友；有一家她從小認識的菲律賓人，原以為在火災中喪生了，幾週後卻和她在飯店重逢，喜極而泣地相擁；「齋戒月期間，一群穿阿拉伯長袍的年輕人來幫忙我們」；她與其他受災戶逐漸建立起一個新社群，傷痛之中也偶有那麼一些能詼諧一笑的時刻。

她的憤怒化成了行動的力量，每樁行政疏失都刺激她繼續努力。「他們替我安排了去住哈羅區（Harrow，位在倫敦西北角），」她告訴我，「如果我想換一區住，那當然很好，畢竟大家想要的東西都不一樣。但我是在我們那區出生長大的，也在那裡工作。對我來說，那座公宅不只是建築物而已。」

確實如此。除了住宅，蘭開斯特西公宅裡還有托兒所和拳擊俱樂部。我想起聖約翰小學之於我們公宅的意義。如果以為這樣的社區、這樣的家很容易取代，那就大錯特錯了。亞曼達，以及其他許多人，被期待孤零零地在陌生社區展開新生活。「我默默心想：『區議會到底是做什麼的？』」她盯著塑膠杯裡的水說：

六年後的今天，事件餘波仍在發酵。英國還有一千一百萬人想解開與亞曼達相同的疑惑，他們住在全國各地外牆有易燃風險的大樓裡，許多人是公宅居民，沒人告訴他們房子何時才會施工改善。也有不少買到這類危樓的中產階級屋主，因為保險費不斷提高而陷入債務，甚至破產。這些問題都緊密地、悲劇性地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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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囚租人生：租客面試、畸形格局、房東消失⋯⋯25年租屋經驗如何影響歸屬感，以及對居住文化與家的想像》

作者：吉蘭．葉慈（Kieran Yates）

譯者：李忞

出版社：臉譜

出版日期：2024/09/28

內容簡介：住進一間又一間並不宜居的房子中，葉慈也揭露了住房危機背後的問題：國家對社會住宅、弱勢與少數族裔居住權的漠視。讓我們知道面對租屋被強制收回、鄰里不友善，甚至是整個社會的排擠，可以透過參與居住權社團、結交鄰居朋友、試圖營造一個「家」等方式因應。這本書寫給正在尋找下一個住所的你、曾對租屋有過複雜感受的你，也寫給渴望有個家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