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誰反猶？以巴衝突下，法國的政治光譜與猶太論述

2023/11/21 曹寶文

2023年11月12日，法國巴黎一名婦女在抵制反猶主義的遊行中揮舞著以色列國旗。... — 2023年11月12日，法國巴黎一名婦女在抵制反猶主義的遊行中揮舞著以色列國旗。圖／法新社

以巴議題向來是震盪法國政壇的主要因素之一，每每中東情勢緊張，法國內部的政治討論就會陷入歇斯底里的唇槍舌戰，知識份子之間也難以理性對話，如今加薩戰事爆發後亦如是。

自從10月7日哈瑪斯襲擊以色列以來，法國內部便動盪不安。一方面，以色列對於哈瑪斯的報復行動以及對於加薩造成的嚴重死傷，立即引發了法國內部反猶人士的激烈反應，至11月中旬反猶事件已累計超過千件，猶太人社群人人自危。然而另一方面，聲援巴勒斯坦或呼籲人道救援加薩的相關行動，也遭受挺以色列的右翼民間組織暴力攻擊。雖然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政府對外維持和平呼籲，然而法國內部對此議題不僅難以整合出共同的論述，甚至陷入激烈的論戰。

「與以色列站在一起」是否意味著容任它的報復行動？「憐憫巴勒斯坦同胞」是否就是無視10月7日的恐怖攻擊？探討以色列長期殖民侵奪巴勒斯坦領土如何加深以巴衝突，是否就等於默認哈瑪斯（Hamas）攻擊的正當性？任何評論都會被放大解讀，任何立場都面對強勢的批評。唯一的共同語言只剩空洞的「反歧視、反種族主義」口號，然而每個人所批判的「種族主義」內涵卻似乎又不盡相同。

當以巴雙方都既是悲慘的受害者、也是仇恨的加害者，外人的同理究竟應該放在哪裡，批評的箭靶又該對準誰，這是非常棘手的問題。

然而以巴問題在法國內部引起的動盪不只是因為中東情勢本身的無解，也跟反猶主義在法國的特殊歷史脈絡、法國外交政策的轉變、以及內部政治光譜當中各陣營的發展與策略有關。而最近一次（11月12日）的抵制反猶主義遊行，更加動搖了左右派之間原本就模糊的界線。

法國北部Moulin-sous-Touven的德軍墓園中，一塊銘刻希伯來文的墓碑... — 法國北部Moulin-sous-Touven的德軍墓園中，一塊銘刻希伯來文的墓碑受損；隨著反猶太主義行為在法國各地蔓延，該墓園在11月15日有10座猶太人墳墓被破壞。圖／法新社

▌猶太歧視與抵制反猶運動在法國的脈絡

反猶太主義在歐洲有源遠流長的歷史，然而它原本僅有宗教上的意涵，種族主義的面向是19世紀下半葉才出現。這個時間點正值近代人文科學興起，反猶主義思想吸收了新的科學論述，將猶太族群框架為生物學意義上特殊種族，藉以正當化對其污名。

這樣的論調在十九世紀末期進入法國，以當時的反猶名著——記者德呂蒙（Édouard Drumont）1886年出版的著作《猶太法國》（La France juive）——為起點，新型反猶主義思想開始在法國深根。德呂蒙的出發點在於批判當時的共和國精神與體制，他的保守主義、拒絕現代化的立場結合了傳統的反猶論述，進而主張共和國採納政教分離的制度是猶太人的陰謀。

《猶太法國》具體展現了法國反猶思想的特色：不僅結合傳統宗教、種族主議以及反資本主義等，三層意義上的反猶，更以共和國的應有內涵為思考中心。從此以後，猶太問題的各種論述都與共和國的想像有關；相對地，對於國家的各種主張——無論是天主教的認同、法蘭西民族的認同、或超越一切族群分野的國家認同——也都會反映到對於猶太問題的看法。

二次大戰期間歐洲經歷反猶種族主義的極致，恐怖的共同記憶在戰後化為一座座散落在每個城鎮、大大小小的紀念碑，以上頭總是刻著類似「絕不忘記」或「我們記得」等詞句，立誓要將種族清洗的慘痛回憶化為永恆的警惕。而「再也不要！」（Plus jamais ça !)一語則幾乎成為二戰歷史脈絡的專用詞句，強調再也不要重蹈納粹／反猶主義。這些標語以自我喊話的形式呈現，因為猶太屠殺的最終源頭並不是某個外來的敵人，而是歐洲社會內部、千年歷史文化當中向來稀鬆平常的猶太歧視。

而二戰時期法國的維希政權（Régime de Vichy）接受納粹德國的指揮，執行大規模的猶太人抓捕行動（冬賽館事件），也為當代法國史留下罪惡的一頁。如何面對這段歷史，是戰後政治重建的重要工作。對於法國人而言，新的共和國精神勢必需要包含對於猶太問題的深層反省，抵制反猶主義成為核心的政治價值之一。

對於法國人而言，新的共和國精神勢必需要包含對於猶太問題的深層反省，抵制反猶主義成... — 對於法國人而言，新的共和國精神勢必需要包含對於猶太問題的深層反省，抵制反猶主義成為核心的政治價值之一。圖為2017年，馬克宏和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在巴黎參加冬賽館事件75週年紀念儀式。圖／路透社

▌國際政治導向的抵制反猶論述

然而後來的發展眾所皆知：二戰的慘痛教訓並沒有根絕歐洲的反猶思想，甚至有新納粹主義的出現。另一方面，自從以色列建國以來，抵制反猶運動也不再只是單純的普世人權議題，而是牽連著以色列在中東的利益的國際政治問題，「反對以色列建國」也就因此常與「反猶太主義」被畫上等號。不過即便如此，在承認以色列國的基本框架下，對於中東政治局勢的各種看法尚且不會被聯想成與反猶主義有任何直接的關係，至少在西元2000年之前是如此。

事實上，法國在千禧年前的這段時間就常表現出令美國及以色列都氣得跳腳的立場；從第五共和以來，歷屆總統都曾毫不猶豫地批評以色列的殖民行徑，尤其是戴高樂將軍（Charles de Gaulle）於1967年六日戰爭之後更明白指出，以色列明知它的佔領行動勢必伴隨著對巴勒斯坦人民的壓迫與驅逐，而巴勒斯坦人民抵抗卻被以色列定調為恐怖行動。

這樣的論調在今日的法國是難以想像的，尤其是10月以哈戰爭爆發之後，再談巴勒斯坦的「抵抗」就會馬上被貼上反猶主義的標籤。然而在當時，身為歐洲主要大國之一，法國竟可以如此理直氣壯地批評以色列。

戴高樂將軍明白指出，以色列明知它的佔領行動勢必伴隨著對巴勒斯坦人民的壓迫與驅逐，... — 戴高樂將軍明白指出，以色列明知它的佔領行動勢必伴隨著對巴勒斯坦人民的壓迫與驅逐，而巴勒斯坦人民抵抗卻被以色列定調為恐怖行動。圖為1941年戴高樂將軍在《BBC》廣播演說。圖／美聯社

這是由於法國自冷戰以來，為了突顯自己不同於美蘇兩大壁壘的路線，並在國際舞台上建立無可取代的重要性，便倚恃過往在北非殖民留下的影響力，將法國打造成阿拉伯世界在西方可信賴的交涉對象。當然這背後也有原油資源的考量。這段期間法國的外交政策有自己的特色，相對獨立而不盲目追隨美國，在以巴議題上甚至有「巴勒斯坦人民之友」的稱號。

然而六日戰爭之後50幾年過去，法國的立場完全不一樣了。自從前總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之後，法國的對外政策逐漸向美國的利益靠攏，也逐漸失去了阿拉伯世界的信任。馬克宏總統在10月12日針對以哈戰爭的發言指出，以色列受難，它就有權利自保，任何認為它也有部分責任、或者「即便如此它也不該如何如何」等的說法，都是不能被接受的——這段發言所呈現的立場已與戴高樂的精神南轅北轍。

同一天，內政部長達馬南（Gérald Darmanin）下令各省省長禁止一切聲援巴勒斯坦的公開活動，使法國成為匈牙利之外唯一一個全境禁止此類遊行的歐洲國家（然而最高行政法院隨後否決了此一命令的正當性）。

這50幾年前後的差距並非一日形成的，而是在法國近十幾年來對外政策轉向的過程中逐漸累積而成：抵制反猶運動與新的國家立場結合，進化成一套嚴厲的政治正確符碼，導致任何對於以色列的批評、或者對巴勒斯坦人的關懷，都可能被無限上綱地歸為猶太種族歧視。

2023年10月10日，法國巴黎的猶太社區居民在「勝利猶太教堂」（Grande ... — 2023年10月10日，法國巴黎的猶太社區居民在「勝利猶太教堂」（Grande Synagogue des Victoires）參加守夜祈禱活動，悼念哈瑪斯突襲以色列的受害者。圖／歐新社

▌猶太議題與左右派政治的交互影響

事實上，有鑒於猶太歧視仍然存在於社會當中，且極右派在近年逐漸累積實力，對於反猶主義的過度擔憂是很正常的反應。尤其若正值中東敏感時刻，政府的立場傾向限縮人民的表達自由以避免社會動盪，對許多人而言是有正當性的。然而正因為這種不甚理性的言論糾舉文化，使得反猶主義的標籤經常被濫用，成為攻擊政治對手的武器。

除此之外，近年來極右派藉由主打穆斯林移民議題吸收了不少支持者，這些人大多是中下階層的白人，具有較保守的國族認同的立場，在極右派論述影響下認為是移民造成了他們經濟生活的困頓、是與天主教文化格格不入的伊斯蘭文化造就了社會的衝突。幾場發生在法國境內的極端派恐怖攻擊更加深了對於穆斯林群體的負面刻板印象。（延伸閱讀：〈最後一刻害怕自爆的ISIS恐怖份子？巴黎11.13恐攻大審判之謎〉）

也就是說，如果現在有一個在法國遭受種族歧視的排行榜，那麼阿拉伯世界的移民及其後代應該是名列前茅，遠超過猶太歧視。以上種種政治社會因素使得反猶主義問題與左右派光譜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交錯複雜的關係。

過去幾年間，左派的政黨人士與媒體便常常成為攻擊的箭靶，多數是因為他們在捍衛移民族群權利的過程中，或者在處理各方訊息的手法上，被認為不夠政治正確——也就是說不夠挺以色列——進而被指為有反猶主義的傾向，或涉嫌煽動族群仇恨。

這樣的政治風向甚至產生了一個新的名詞：「左伊」（islamo-gauchisme，根據使用脈絡可能有不同的意思：受到伊斯蘭文化污染的左派；伊斯蘭與左派的共謀；或者以左派訴求為名義、實則為了達成某些伊斯蘭族群的利益）。因此形成了一個弔詭的局面：左派為了爭取族群之間的平等，反而被認為替特定族群謀求利益。

然而比這個更弔詭的在光譜的另一端：過去因反猶而惡名昭彰的極右派，為了擴大選民基礎，近年來開始淡化猶太議題。

反猶主義問題與左右派光譜在法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交錯複雜的關係。圖為11月12日... — 反猶主義問題與左右派光譜在法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交錯複雜的關係。圖為11月12日法國巴黎的抵制反猶主義遊行，一名男子舉著寫有「願法律保護我們」的標語，並畫上代表猶太人的大衛之星、代表基督徒的十字架，和代表穆斯林的星月。圖／歐新社

國民聯盟（RN，前民族陣線FN）的精神領袖及前主席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於2011年接手其父親尚馬里．勒龐（Jean-Marie Le Pen）所創立的極右派政黨後，便開始低調地洗白政黨的反猶形象。尚馬里．勒龐曾因多宗反猶以及淡化猶太屠殺的言論而被起訴定罪，其中一件案子的起因是他的一句名言：「毒氣室僅是二次世界大戰的其中一個細節。」然而他的女兒瑪琳．勒龐相當清楚，若要擴大政黨的勢力，必須要解決這個污點，讓民眾能夠問心無愧地投票給他們。

而就在這場以哈戰爭中，瑪琳．勒龐找到了她的機會：她帶著國民聯盟的成員，參與了11月12日的抵制反猶大遊行。雖然法國最主要的猶太社群代表組織CRIF在遊行之前已發言批評瑪琳．勒龐，認為她沒有資格參與遊行，且她的參與將會模糊焦點，然而由於活動是開放全民參與，CRIF或其他任何人都無法阻止國民聯盟的加入。

瑪琳．勒龐將會參與遊行的消息公開之後，眾多原本預計參與的公眾人物都陷入短暫的猶豫：要如何一面聲援猶太人、一面跟極右派走在一起？最後皆只能以「避免走在他們附近」為解決方法。

這場盛會在超過18萬民眾的參與下和平落幕，許多重要的政治領袖都出席了，包含法國總理伯恩（Elisabeth Borne），以及前法國總統薩科齊與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然而左派陣營當中最大的政黨「不屈法國」（La France insoumise）卻決定杯葛而缺席，主要的原因在於遊行發起的時間點正值以色列對加薩火力全開的時刻，他們認為在這個脈絡下，不具體呼籲停火而僅籠統地主張抵制反猶，等於是以反猶主義為藉口而變相放任以色列當前的作為。

不屈法國的領袖梅蘭雄（Jean-Luc Mélenchon）甚至透過其X（前推特）帳號表示：「支持無條件屠殺的人適合參加此遊行。」——挑釁口吻引來各界、甚至自家陣營的批評。看來左派如果學不會政治正確，只能繼續跟反猶的指控交纏下去。

我們都以為反猶主義只有一種邪惡的臉龐，而抵制反猶的努力勢必來自同一道正義的光芒。事實上，兩者都有百種模樣，你看見的種族歧視跟我看見的可能是完全相反。

但是，吵得如此沸騰是為了什麼？戰事在遠方，生命持續在消失，你我卻在此無法控制地爭執各自眼前的利益與立場。遠離政治劇場，才能驚覺人們如此熱烈地為了意識型態而爭執，是如此荒謬且不可思議。就像那位在法國東南部小鎮，經營一間名為Chamas的墨西哥夾餅餐廳的老闆，突然發現一場遠在天邊的戰爭竟也能使他被勒令停業，只因為招牌上的那個C字母的燈泡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