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冠聰／一座城市的消失：評末代港督彭定康《香港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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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羅冠聰（前香港立法會議員）

▌本文是羅冠聰為《香港日記》（黑體，2023）撰寫之推薦序，原題〈一座城市的消失〉

一九九九年，我與家人從一河之隔的深圳搬到香港，港英時代早已退場，中小學教科書也鮮少提及香港過去的殖民歷史。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的名字，對於主權移交後接受香港基礎教育的我而言相當陌生。我直至就讀大學時對社會時事有更深刻的了解後，才主動追本溯源，更深入地了解香港的近代政治發展歷史。近年來，彭督的名字隨著香港人權、民主議題更受國際重視，而重新浮現在港人眼前，我們時常在新聞媒體讀到他對香港政局的意見。

儘管如此，我在香港從未私下與彭督會面，只有一次在香港大學的交流研討會中，以聽眾的身分向他提問。與彭督的緣分，是我在二○二○年六月因應《國安法》在香港落實而逃離家鄉，到英國申請政治庇護並延續國際倡議工作時，才慢慢建立起來。

當我公布我的所在地為英國時，多年來一直以電郵聯絡的彭督便送來問候，我也希望登門拜訪，以感謝他多年來的指引和支持。於是在二○二○年七月初，我便到訪他在倫敦郊區的住所，算是剛好目睹他寫《香港日記》時的景況──家中走廊與客廳的紙箱堆積如山，裝滿他從香港運回英國，卻一直未曾妥善整理的歷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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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彭督在港督府和政府總部將文件裝箱運走，二十多年後重新整理並編輯成書；當時他正值壯年，在沒有保鑣隨侍下仍能到鬧區隨意走動，如今他已年過七十，行走時屢屢需要攙扶，有時更要吃力地避過一地紙箱。然而，他仍然將擔任港督視為從政生涯最光榮的時刻──他對香港的奉獻精神，從他在年邁之時耗費心力編寫五百多頁的書，可知一二。

無論你如何評價他對香港的貢獻，我相信沒有任何一位英國政治人物，甚至國際政治人物，會比他更關注這個城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一九九六年施政報告》　　

十九世紀中期至末期，清政府先後割讓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予英國政府，由於新界的租期在一九九七年屆滿，經中英雙方協商後，香港島、九龍的主權在同年歸還予中國，正式終結超過一百五十年的殖民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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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自二戰後二十世紀中葉開始，大英帝國也逐漸從殖民主義中退場，印度、新加坡等大家耳熟能詳的前殖民地相繼獨立。在這個大環境下，中國在一九八○年代歷經文革、大躍進等動盪後，隨即轉入經濟開放而逐漸強盛，而當時英國保守黨柴契爾政府由盛轉衰，英國在為香港前途進行談判時表現得相當「禮讓」，因此在中國的各種遊說甚至威嚇下，無法在主權移交後保護香港的社會及自由，甚至無法建立民主的基礎。

當彭定康在一九九二年上任港督時，主權移交後香港的命運早已決定，北京不希望香港政局在最後五年有任何巨大的變動；彭督卻選擇與北京正面衝突，嘗試為香港建立民主基礎的道路。在履新港督前，身為英國保守黨領導層的彭定康，在大選中全力扶助政黨獲勝，卻於自己的選區落選，由第三大黨自由民主黨的議員意外勝出。

彭定康敗選後，他與時任保守黨黨魁約翰．梅傑會面，商討他的前途──原本計劃由他擔任新一屆政府的財政大臣，結果最後他選擇前往殖民地末期的香港，成為最後一任、也是唯一一位由政治家擔任的港督。

──《香港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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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日記》中，彭督以一九九二年英國國會選舉揭曉、獲委任成為港督開始，以日記的形式緩緩敘述這五年擔任港督的經歷。在這些紀錄當中，我們可以了解一位倫敦政客遠赴香港成為「一城之首」後的改變，以及港督在任時的日常工作。

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無疑是英屬香港的最後時光，他如何擺脫一九八○年代起英方相對被動的位置，積極正面地與中共官員交鋒，並執意落實那些保障民主自由價值的政策。例如港英政府曾於一九九五年修訂《公安條例》有關和平集會的規定，將集會的發牌制度改為通知制度；組織者也無須徵得警方同意遊行或集會，只要在活動前七日通知警務處，藉以保障市民的集會權力。

北京為了抗議彭定康在任期內讓議會大幅民主化的政制改革，於是在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後，另成立全部議員由北京欽點的臨時立法會，以通過特區成立時「必不可少」的法律；並廢除令北京不滿的條文，包括在《公安條例》重設「不反對通知書」制度，擴張警方規管市民集會時的權力。此爭議直接反映港英時代末期與中國治下香港政府對保障市民權利的迥異立場。此外，在一九九六年彭定康政府為促進社會平等，而成立了「平等機會委員會」，負責執行多條保障殘疾、反種族歧視等條例。

另一個有趣的觀察是，他如何評價一個個中國以及香港本土的政治人物，包括民主派的李柱銘、劉慧卿，公務體系的陳方安生，以及建制派的曾鈺成等人。首次會面李柱銘時，彭督便指出對他「印象頗佳」，並稱讚他「正直、勇敢……非激進分子」；對劉慧卿的印象則是「直言不諱、能言善道、口齒伶俐」。當時資深公務員的陳方安生也獲得甚高評價，是「公務員中最佳的代表」；彭督也指出，若非曾鈺成深陷親北京陣營，他們可以有相當好的合作空間。

即使我在二十多年後才認識他們，但這都與我在從政路上的觀察頗為吻合──也側面印證了政治人物的性格特質，不太會隨時間流逝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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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二三年的時空回望過去，當然會對當時仍擁有的政治多元環境，以及不同政治領袖仍能發光發熱，感到相當陌生；而一個地區首長對政治異見的胸襟，將直接反映當地社會的自由開放。香港殖民歷史的弔詭之處便在於：本應意味著殘暴、勞役的殖民制度，在香港的特殊情況下，英殖時期的最後榮光，竟然比中共所謂「遊子歸家」的「回歸懷抱」論述來得更能體現社會的文明進步。

於是，近來香港懷念殖民時期的言論興起，在批判殖民主義的全球浪潮下成為一種奇異聲音。有些人更認為，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後，香港只是由一個殖民政府，過渡到另一個更為專制的殖民政府──如今「五十年不變」的大限只過了一半，香港的言論、新聞、集會和政治自由早已較主權移交時急遽退步。

彭定康仍受港人愛戴，當然不僅在於他的任期象徵了香港最自由開放的時期，更在於他離開香港後，依然非常關注香港民主人權的發展，並痛批中共對香港的侵凌施政。他除了向來呼籲各國落實「救生艇」計畫，制定讓港人能逃離政治暴力的政策之外，同時也就政治犯等議題積極發聲，最近他更與多位前任和現任國會議員聯署，希望政府能讓因初選案而遭囚禁的前立法會議員毛孟靜保釋，探訪病危的丈夫。

彭定康與其他離任後便撒手不顧的港督不同，他在位時已相當警惕於中共對香港的「狼子野心」，也正因為他從政多年敏銳的觀察，即使冒著被中共冠上「歷史罪人」帽子的風險，他仍執意在任期間開展政治改革，讓一九九五年的立法會選舉在「新九組」改革下，成為有史以來最民主的一屆。

但這也導致北京在一九九七年後開「政治倒車」，成立臨時立法會，將北京所反對的法例改頭換面，並削減選舉中直選席位的比例，以確保北京即使在民選選舉中落敗，仍可牢牢掌握立法會的控制權。直到二○二一年，最新的選舉改革讓反對派的參與變得毫無意義，直選議席只占議會不到百分之二十五，而導致民主派全面杯葛選舉，新一屆議會再也沒有反對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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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由的淪陷，除了北京執意將其「大陸化」，使香港不會成為「顛覆」中國政權的基地，而城市的權貴菁英將我城未來雙手奉上，也是彭督在最後一次施執報告中所預料到的事。他對香港的擔憂、對中共的批評、對香港市民的信任、對權貴菁英的懷疑，一一貫穿這本反映了他深層思想的日記中。對於研究近代香港來說，本書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但更重要的是，它讓我更深入認識這位港人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英國政治家，並帶給我種種錯綜複雜的情緒。他嘗試為大英帝國帶來「體面的退場」，也為香港市民換來一絲可供退守的陣地。

余英時先生在《余英時回憶錄》中憶述，他在一九五○年逃亡至香港，在羅湖過關時有一種極為奇異的經驗：「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中。」感受壓迫或自由的空氣，會在潛意識影響人的觀感，以奇妙而顯著的方式改變人對世界的感受。

一座城市的消失，不一定在於物理上的毀滅。

無論你對彭定康的評價為何，不可否認的是，再也沒有任何一任香港領導人像他一樣親民、熱誠，甚至比起港人特首更為「貼地」（編按：粵語俚語，務實之意），得到市民的愛戴。（香港大學民意調查顯示，歷任特首任期後期的民望都不及彭定康離任之時。）他愛吃的蛋撻不會隨著香港自由的覆滅而消失──但相信即使他重回舊地，蛋撻也不再美味，皆因他對城市的感受而改變了。

這座城市的覆滅，是當人民對它感到陌生、對它的愛護將會成為罪罰之時，它便已消失在歷史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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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日記》

作者： 彭定康（Chris Patten）

譯者： 陳榮彬、徐嘉煜、袁曼端、黃瑜安、林庭如、沈函儀

出版社：黑體文化

出版日期：2023/05/04

內容簡介：一百多年前，英國以租借方式從清末中國手中獲得香港大部分的土地（即新界）。到了1992年7月，彭定康以末任英國派任總督的身分前往香港履新，準備在1997年將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而非依循過去數十年英國處理其他殖民地的慣例讓其獨立。接下來五年內，彭定康在其港督任内撰寫這些日記，詳細描述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運作方式，以及隨著主權移交臨近之日所發生的各種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