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港督彭定康（上）：香港命運相連的「光榮撤退五年」
文／郭耀斌（The Glocal 研究員）
在1992至1997年出任最後一位香港總督、香港人䁥稱「肥彭」的彭定康（Chris Patten），在2020年6月中加入了英國的非政府組織「香港監察」（Hong Kong Watch），成為該組織的贊助人。彭定康表明支持香港人追求自由，也認為倫敦對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香港人負有道義責任。
在此之前，彭定康亦與共事多年的黨友、英國前外相芮夫金（Malcolm Rifkind），聯手找來來自全球43個國家及地區、超過900名現任及前任國會議員或官員（截至6月19日），一同聯署譴責中國人大訂立《港版國家安全法》這個舉動，是「明目張膽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彭定康在2014年9月香港「雨傘運動」前後，便多次接受傳媒訪問和在報章撰文評論香港事務，多番聲援港人追求民主自由，呼籲北京遵守《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但大多是字眼或精神上聲援港人，立場大致溫和，更明言不支持港獨；但當中國人大宣布草擬港版國安法後，他積極拉攏西方政治人物支持港人訴求，又呼籲七大工業國（G7）聯手反對北京訂立港版國安法，與香港人同一陣線。
眾多西方國家政府及政治人物支持香港人，反對北京的舉動，明顯是因為美國向盟國施壓，但筆者亦不敢斷然抹殺彭定康的熱心舉動。彭定康自1966年起從政，1979年首次擔任英國國會議員，至2004年卸任歐盟委員會對外關係專員，外界對其接近40年的從政印象和評價，大多來自其5年的港督任期。
彭定康不像以往的港督，本身沒有涉及中國以至英國殖民地事務的歷練，出任港督一方面是要執行英國移交香港主權予中國前的「光榮撤退」任務，另一方面他把握了這個罕有「執政」機會，向香港人、北京以至國際社會顯示其政治手腕和風趣幽默作風，在英國保守黨政府支持度不斷下滑期間，在地球的另一方繼續垂範保守黨人的政治風範。
彭定康出走遠東這五年，嘗試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雖然改革最終只有2年壽命，但過程中不但成為他政治履歷中最重要的註腳，香港人的政治意識也因他而有所改變，豎立了香港人對政治領袖的標準，埋下了今日中港關係以至國際社會關注香港局勢的伏線。
▌一切由敗選開始
彭定康1944年出生，成長在倫敦一個祖先來自愛爾蘭的天主教家庭，1965年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畢業，主修現代歷史。他在1966年加入保守黨，直至1979年於巴斯（Bath）選區勝出英國國會選舉後，才正式步入英國政壇主流。
年輕有為的彭定康平步青雲，1983年便擔任政府的政務次官，其後晉升至國務大臣。1989年7月，他終於獲首相兼保守黨黨魁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賞識，加入內閣出任環境大臣，負責當時極受爭議的人頭稅（poll tax）政策。此政策加上柴契爾夫人與歐洲國家關係鬧僵，迫使柴契爾夫人在1990年黨魁選舉期間辭職，結束她超過11年的首相生涯；而彭定康與柴契爾夫人的政敵夏舜霆（Michael Heseltine），連同時任財相梅傑（John Major）和時任外相赫德（Douglas Hurd），被指是「倒閣四人組」。
梅傑接任柴契爾夫人的首相和保守黨黨魁一職後，迅即委派彭定康擔任蘭開斯特公爵領地事務大臣，以及保守黨主席（英國政黨是政務和黨務分開，保守黨主席是該黨的黨務負責人，而彭定康當時的任務，是為保守黨統籌1992年的英國國會選舉）。
彭定康不負所望，成功扭轉保守黨被人頭稅政策拖累的劣勢，助該黨在選舉獲得過半議席，但或許因為過份關顧黨友的選情，忽略了自己的選區，彭定康最終意外不敵自由民主黨候選人，成為該屆選舉其中最冷門的戰果。
梅傑成功連任前，在國內不但保守黨的支持度一直落後對手工黨，英國在香港主權移交過渡期的過程中，對中國的姿態被指過份軟弱，期間梅傑更要屈服於中國的要求，在1991年9月親自前往北京，簽署有關中英兩國涉及香港興建新機場事宜的諒解備忘錄。
梅傑將之視為外交失利，結果遷怒於2名力主梅傑到北京簽署的官員——港督衛奕信（David Wilson）和首相府中國事務顧問柯利達（Percy Cradock），於同年12月決定狠下心撤換二人。當中的港督一職，倫敦意外地未有即時公布人選，繼任人選在1992年上半年懸空了一段時間（衛奕信留任至繼任人選上任為止）。當彭定康敗選後，梅傑委任彭定康出任末代港督，安撫這位48歲的親密黨友，也力圖重振英國外交的聲譽。
當時不少傳聞認為，假如彭定康成功保住議席，有望在梅傑的內閣中擔任外相。梅傑在1999年出版的自傳中，則透露打算在彭定康勝選後任命他為財相。由此觀之，梅傑對彭定康寄望甚殷，而彭定康在香港的5年不時與中國對著幹，可謂「符合期望」。
▌焉知非福
二戰後，英國部署陸續撤出殖民地，由倫敦委派的英屬殖民地總督，大致都是執行把權力由殖民政府順利交接至新政府這個任務。彭定康在1992年7月履新擔任末代港督，當時香港的主權已經確定在1997年轉交至中國手上，加上倫敦因中國市場對英資企業有龐大利益，即使發生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也不欲因香港主權問題破壞與北京的關係。彭定康千里迢迢來到香港，理論上可發揮的空間不多，但這個看似雞肋的任務，卻為他改變了一生。
彭定康親密黨友梅傑的勝選蜜月期，只維持了約5個月。英國在1992年9月被金融狙擊手索羅斯（George Soros）成功賣空英鎊，無力在歐洲匯率機制中維持英鎊匯率下限，引發英鎊急劇貶值，衝擊英國經濟。自此，傳媒和民眾對梅傑的經濟政策不斷失去信心，加上連番施政失誤，保守黨政府民望持續下滑，導致該黨在1997年的英國國會選舉中慘敗，經歷了13年在野時期後至2010年才重新執政。
即使彭定康如梅傑所指出任財相，因現實條件所限，也沒有能力阻止索羅斯賣空英鎊。彭定康不在內閣，避過了保守黨由盛轉衰這一劫，對他個人而言實為「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在香港「執政」的五年
香港在大英帝國版圖中一直有特別的意義。香港既非澳洲、紐西蘭和加拿大這類理論上是自治領（dominion）、但實質上是獨立國家，自治程度亦不如1959至1963年期間的新加坡自治政府，但倫敦在二戰後不斷給予港督自主空間，在財政和對外貿易上不用事事考慮倫敦的利益，間接促成香港在1997年後在對外經濟關係上仍享有自主權。即使如此，1992年的香港命運早已註定，政治上鐵定在1997年由中國行使主權——究竟彭定康可以做什麼？
彭定康抵港履新當日，沒有像以往的港督穿上殖民地官員的官服，相反有如勝選後的政治人物到所屬的選區拜票和謝票，不斷向在場觀禮的觀眾揮手打招呼，使香港人另眼相看。任內5年，他不時到訪民間視察民情，與民眾揮手打交道，聽取民眾陳情社區及生活問題，即場接受傳媒採訪，甚至表現饞嘴的一面，公開「吃蛋撻、喝涼茶」。
最經典的一幕，莫過於彭定康在1993年帶同正訪問香港的時任德國總理科爾（Helmut Kohl），一同前往西餅小店泰昌餅家親嚐蛋撻，令該店聲明大噪。事後有說法認為，彭定康公開吃蛋撻是為了因應1857年裕盛辦館毒麵包案，代表香港殖民政府正式向港人致歉。但不論真相如何，他這個吃蛋撻的公關舉動，很多經歷過彭定康任內五年的港人至今仍津津樂道。
彭定康參考了英國國會開幕大典上的女王（或國王）致辭，每年10月親赴立法局宣讀《施政報告》，簡述香港殖民政府在未來一年的施政方針。他也仿效英國國會的首相問答，在香港首創立法局答問大會和市民答問大會，親身接受議員和香港人質詢，一方面展示他能言擅辯的才能，也成功拉近港督與香港人的距離，以示自己向香港人負責。
吃吃喝喝、表現親民的背後，彭定康在香港其實是要幹一番事業，那就是推動香港政治改革，嘗試在英國和中國之間，盡力為香港爭取政治空間。他在上任後3個月、1992年10月公布政治改革藍圖，增加香港立法局的民主議席，目標在1995年的立法局選舉中實踐。
為了達成這個艱鉅任務，彭定康找來舊下屬、綽號「大龜」的戴彥霖（Martin Dinham），以及年僅27歲、綽號「細龜」的黎偉略（Edward Llewellyn，現任英國駐法國大使）擔任他的兩名私人助理，再配合新聞秘書韓新（Mike Hanson，中途離任，由麥奇連Kevin McGlynn接任），和駐香港多年的學者、綽號「魔僧」的顧汝德（Leo Goodstadt），組成又稱「心戰室」的四人幕僚團隊，把輔助港督施政多年的殖民地事務諮詢組織行政局（現稱行政會議）視作花瓶，束之高閣。
彭定康在英國經過多年選舉歷練，也擔任過內閣成員，他把民選政治人物的作風帶到香港，使從未體驗過真正民主制度的香港人，感受到類似民選領袖的問責執政，一改以往香港殖民政府高高在上、與香港人保持距離的封閉風格。
近年解密的英國檔案顯示，中國反對英國在香港逐步推行民主——客觀上是為了確保中國在1997年接收香港主權時，香港殖民政府的開明專制特色能夠保留至1997年後為中國所用，防止民主的香港社會改變中國民眾思想，動搖中共政權。彭定康當年嘗試在香港推進民主，舉動進取，自然引來中國激烈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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