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文化戰線」延長中：古典音樂界該抵制俄羅斯音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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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2022年2月24日普丁下令進攻烏克蘭以來，已經歷整整一年。近期以來，前線戰事已逐漸陷入膠著，俄烏雙方都沒能在戰場上取得重大戰果。但除了具體的軍事衝突之外，另外一場關於「是否該抵制俄國文化」的輿論戰也已然在文化圈引發激烈的辯論。下文將梳理過去一年來對西方藝術界（以音樂圈為主）對抵制俄國文化的討論，並聚焦於當前這場輿論戰中正反雙方的論點。

▌俄國的文化戰爭，與西方樂界對俄國音樂家的抵制

一直以來，在古典音樂圈中，「俄國學派」的演奏藝術一直備受愛樂者們推崇。這種審美的背後其實也跟冷戰歷史所形成的東／西分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自從俄烏戰爭爆發之後，許多愛樂者才意識到，這道由政治而形成的文化藩籬其實從來不曾消失。

以親普丁的著名指揮家葛濟夫（Valery Gergiev）為代表，許多技藝高超的俄國演奏家紛紛遭到西方古典音樂圈的抵制。2022年底由New York Classical Review所評選的年度十大傑出演奏中，雖然依舊納入知名俄國鋼琴家馬祖耶夫（Denis Matsuev）於戰爭前在紐約舉辦的獨奏會，但卻也直白的寫道：「這很可能是馬祖耶夫在紐約的最後一場音樂會了」；當代中提琴大師／指揮家巴許密特（Yuri Bashmet）也在去年6月接受了來自克里姆林宮頒授的「勞工英雄」獎章，可想而知，也代表了自己在西方國家藝術生涯的終結。

其他許多俄國音樂家在西方國家的演出也紛紛被取消。與此同時，Youtube莫斯科愛樂協會（Moscow Philharmonic Society）的頻道上在開戰後明顯增加了許多線上直播的音樂會，並且均由俄國演奏家擔綱演出，與西方國家相互叫陣的意味相當明顯。

2022年9月，普丁更簽署了一項法令，明確的將「文化」認為是「俄式和平」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同時企圖透過許多文化論述——例如引用了普希金的詩作《致俄羅斯的誹謗者們》——來合理化自己發起的戰爭。在克里姆林宮的論述中，俄國是傳統藝術價值的衛道者，而當前的戰爭從根本上威脅了這個世界該有的文化藝術價值。換言之，俄國的文化成就已經成為了普丁帝國主義論述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

隨著時間的推移，戰況逐漸膠著。而為了回應俄國將文化與戰爭掛勾的論述，烏克蘭文化部長特卡琴科在去年年底公開發布聲明，希望西方國家可以加強對俄國的杯葛，並將範圍擴及所有的俄國文化直到戰爭結束，例如禁演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在今年年初發布了一份包括當前活躍於維也納樂壇的知名女高音安娜．涅崔柯（Anna Netrebko）在內共119名的制裁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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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界對文化抵制的回應

雖然烏克蘭所希望的「全面抵制俄國文化」，其背後的脈絡也是有跡可循，但面對烏克蘭全面抵制俄羅斯文化的呼籲，西方樂界目前並沒有照單全收。上文提到的涅崔柯在烏克蘭的制裁名單發布後，依然在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登台演唱，後續的演出邀約也沒有受到影響。涅崔柯本人雖然也曾經發表過熱愛俄國的言論，不過自從俄烏開戰之後，也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反戰立場，並疏遠與普丁的關係。

另一方面，這意味著西方樂界完全沒有意識到音樂作品中所隱含的政治意識形態嗎？當然也不是如此。舉例而言，從去年二月戰爭開打以來，雖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沒有完全被禁演，但許多樂團都很有意識的不再演出柴氏歌頌俄國擊退拿破崙的《1812序曲》。

在論述層面，許多文化評論人也紛紛發表意見表示不應全面無差別的抵制俄國文化。本文主要參考來自Bethany Elliott和Renate Mattar兩人的論述。兩位論者所持的主要意見是：全面抵制俄國文化同樣是對人類文明的一種傷害，畢竟宣布入侵烏克蘭的是普丁，而不是托爾斯泰；以及俄國文化不應被本質化為一種全面為當權者所操弄的文化，俄國文化中同樣包含了對抗權力的部分。這兩種論調乍看之下都有些「左膠」的傾向，但其內容卻有不少值得深入討論之處。

首先，兩篇文章皆非持所謂「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這種天真的理想主義觀點，而都強調文化論述與政治脈絡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其次，兩篇文章也都強調這種對所謂俄國文化過於簡化的定義，在這個文化論述的戰場上，不會有太多積極的意義。最後，兩位作者也都提到關於俄國文化後續的討論，應該是要強調其中對抗權力的部分，並凸顯其中內部的歧異性，而非將其視為鐵板一塊，進而全面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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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層次與抵制的對象

延續上面兩位作者的觀點，筆者也同意對所謂俄國文化不應以「一刀切」的態度全盤否定，但其中有兩個不可不辨的細節。首先是「文化」這個詞彙的多層次意涵。從上文所舉的案例中可以發現，無論是當前活躍的音樂家如葛濟夫、馬祖耶夫、涅崔柯，還是已經過世的普希金與柴可夫斯基，均被概括進「俄國文化」這個範疇中，但這其中的脈絡卻有著明顯的差異。

面對當前依然在世的音樂家，他們完全有能力、也應該為自己所擁護的政治立場表態與負責。換言之，這些在開戰後依然堅決支持普丁的音樂家們從此失去在西方國家的舞台，對他們來說，也只不過是恰如其分的承擔自身行為的後果。

但若是面對這些已然過世，無法再為自己發聲的藝術家和作品們，一味的抵制並非最好的解決方式。相反的，應該要更積極的爭奪這些俄國作品的詮釋權，在文化論述的戰場上也標幟出與俄國截然不同的立場。

例如在文學上，當前俄國其實沒有普遍開展對帝國時期文學作品的後殖民式反思，但在西方國家，這類的學術討論則相對成熟許多。如果能夠借用這些已經成體系的方法論，來推進對於俄國帝國歷史的反思與批判，也會是一個讓西方讀者更加正確認識俄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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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音樂上，二十世紀俄國作曲家——如蕭斯塔高維奇與普羅柯菲夫等人——的作品中也都蘊含了許多對於蘇共體制的諷刺與批判。若能多演奏這些作品，同樣也是一個在文化論述戰場上的表態。簡而言之，如果不分青紅皂白的「逢俄必反」、不問內容就完全封殺俄國文化，那不過也只是落入了另一個反殖民的陷阱中，而非真正推進去殖民式的討論。

回到本文的核心議題，文化抵制有效果嗎？我們又該繼續進行文化抵制嗎？面對第一個問題，筆者的答案是肯定的。畢竟在當前資本主義的架構下，「用錢投票」就是最有力的表態。每一個日常消費行為的背後其實都凸顯了消費者的價值觀。

因此，透過「不消費」來讓支持俄國侵略的音樂家與其他藝術作品失去市場，就是每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的、最具體對烏克蘭的支持。但在抵制的內容上，筆者認為不應將所有廣義範疇下的「俄國文化」全部列入抵制的範圍，而是需要辨別其內容，一方面以行動制裁讓支持普丁與戰爭的藝術家失去市場，另一方面也應該推廣俄國文化中包含反戰思想的作品，積極在文化論述的戰場上取得主動權。

縱然文化論述的戰場與槍林彈雨的前線並不相同，但這場文化論述之爭乃至於實體戰爭落幕後，如何從文化層面進一步開展對帝國主義的全面反思，將會是如何避免下一次人類浩劫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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