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鎖中國：二十大之後，台灣的「中國研究」還能怎麼做？

2022/12/09 王敏而

二十大之後，愈加嚴苛的中國政治環境勢必讓「中國研究」學術環境陷入困難、學者難以第... — 二十大之後，愈加嚴苛的中國政治環境勢必讓「中國研究」學術環境陷入困難、學者難以第一手觀察中國。圖為中國上海的一處壁畫。圖／路透社

由於台灣獨特的政治脈絡，所謂的「中國研究」在台灣已經有超過半個世紀的發展歷史。與此同時，當代歐美學界的中國研究從冷戰時期開始也有著一甲子的歷史軌跡。然而，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從這個時間點開始，西方國家與中國的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隨之預示了「新冷戰」的到來。後續的全球疫情與2022年的俄烏戰爭更可謂是加劇中國與西方世界脫鉤的速度。

在甫落幕的中共二十大，習近平打破中共慣例，確定續任中國領導人的行為更是向世界宣告中國自從鄧小平以來的改革開放之路即將告結。這些政治脈絡的轉變，毫無疑問的影響了台灣和歐美學界關於「中國研究」這個學門的發展方向，乃至研究氛圍。例如，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在最近一年內舉行的線上講座中，都特別強調在錄影時會避免與會者入鏡；實體活動需要拍照紀錄時，也會避免與會者正面入鏡，以保護與會者資訊和人身安全。

但「二十大之後中國研究將如何發展」這個命題無疑太過宏觀，本文將聚焦在「二十大之後『台灣』的中國研究將如何發展」這個切面來討論。

▌什麼叫做「中國研究」？

在進入後續的討論之前，本段落將先行釐清後續文中會出現的關鍵詞彙，包括「中國研究」、「中國研究在台灣」和「台灣的中國研究」。

如果是沒有加上前綴或後置修飾詞的「中國研究」，基本上指涉由歐美學界、學者研究中國的成果，其背後的驅動力是為了理解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等面向，作為國內制定對中國政策的參考之用。

「中國研究在台灣」則意指在中國改革開放，與西方國家關係正常化之前，由於學者無法進入中國獲得第一手的資料或經驗，於是轉而將台灣或其他國家／地區做為研究中國的替代田野。這樣的方式也曾產出過許多傑出的學術研究作品。例如英國人類學家Maurice Freedman出版於1966年的著作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便是以香港作為替代田野所完成的研究成果。

最後，也是本文主要探討的內容「台灣的中國研究」則聚焦於大約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台灣學界開始逐漸出現的一個研究方向，強調將「台灣視角」作為研究中國的出發點。在了解這些詞彙的區別之後，下文將進入討論的主體，並從台灣內部的脈絡以及台灣與西方學界的面向，討論「台灣的中國研究」可能有哪些發展的可能性，與對國內／國際學術社群的意義。

▌中國研究的再出走與逐漸成型的台灣研究

根據學者吳介民與林宗弘的劃分，過去五十年來的中國研究大約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冷戰時期不在中國的中國研究；冷戰結束後回到中國的中國研究；以及大約始於2018年中美貿易戰後，再次離開中國的中國研究。這種斷代的方式取決於，當學者想要研究中國時，有沒有辦法直接前往中國獲得第一手的經驗與資料。

在第一個階段，中國與歐美國家的關係尚未正常化，學者難以直接進入中國，只能尋求其他替代方式理解中國；第二階段則是中國與歐美國家關係相對友好的時期，研究人員得以直接前往中國的檔案館或進行第一手的訪談；第三階段，也是在目前、以及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的學術審查將日趨嚴格，想要進入中國獲取一手資料與田野調查的困難度與日俱增，使得許多中國研究的學者將必須再度嘗試其他替代方式進行研究——意即，中國研究又一次自中國出走。

而中國的封控政策，近幾年更直接導致多數學術交流停擺。可想而知，台灣即將在這股中國研究外移的浪潮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舉例而言，原本牛津亞洲與中東研究學系會在大二時，將學生送到中國的高等學府進行為期一年的交換，以學習語言、文化…等等，但由於中國政府的防疫政策，在近年類似的合作案已經轉向與台灣的高等學府合作（在中國防疫政策鬆綁後，這樣的合作機會是否會回到中國目前仍不確定）。

2021年底，哈佛大學與台灣大學正式對外宣布合作設立「哈佛台北學院」，同樣是這個浪潮中另一個顯著的案例。但在這個中國研究外移的脈絡之外，大約在過去二十年間，「台灣研究」也已經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那麼在未來的台灣學界，「台灣研究」與「台灣的中國研究」兩者之間將維持一個什麼樣的關係呢？

將中國「客體化」，並把這個領域視為一個在研究範疇與目標上，均與台灣研究有所區別的學科是一個可能的發展方向。

誠然，在冷戰時期，由於政治脈絡使然，台灣的中國研究帶著「匪情研究」這個充滿政治意識形態的標籤，將「培養反共思想鬥爭人才」作為學科目標。同時，為了符合所謂中華民國的想像，奠基於台灣的研究成果也曾被賦予了許多政治任務，以作為證明中華民國是「正統中國」的合法性（雖然其中也隱含了將台灣研究的內容，借用了「中國研究」的外殼包裝後以便出版，如同陳紹馨的研究）。

但在台灣研究的學者社群已經逐漸確立研究主體性的背景下，「中國研究在台灣」也應該逐步轉型為「台灣的中國研究」，也就是將中國視為一個台灣必須妥善認識的客體、以台灣視角進行研究，而非延續冷戰時期的大中國想像下的中國研究。

中國政治脈絡的轉變，毫無疑問的影響了歐美學界「中國研究」學門的研究氛圍。例如，牛... — 中國政治脈絡的轉變，毫無疑問的影響了歐美學界「中國研究」學門的研究氛圍。例如，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在最近一年內舉行的線上講座中，都特別強調在錄影時會避免與會者入鏡。圖／牛津大學

中國是一個台灣必須妥善認識的客體、以台灣視角進行研究。圖為2019年中國解放軍艦... — 中國是一個台灣必須妥善認識的客體、以台灣視角進行研究。圖為2019年中國解放軍艦艇實彈射擊演練。圖／中新社

▌「中國研究」的視角

在確立了台灣研究與台灣的中國研究的主客體關係後，下一個討論的議題是該如何在面對西方學界的中國研究時強調台灣視角的獨特之處。這個討論也包括了如何在西方學界策略性的區別台灣研究與中國研究的異同。這樣的討論源自目前西方學術體系（institution）的現況：歐美學界的中國研究機構數量與學術社群的規模，均遠大於台灣研究。

雖然這樣的現況在可預見的未來可能會有所轉變，畢竟在中國與西方世界新冷戰的脈絡下，台灣的重要性正與日俱增。但若只以現況而言，許多台灣研究的內容依然需要在中國研究的機構下進行發表。同時，在學術出版市場上，台灣研究也需要面對與中國研究的競爭。

舉例而言，創立於2018年的《國際台灣研究期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在歐美的學術出版市場上面臨的對手，將是已經擁有超過六十年歷史、並已經累積大量研究成果與讀者社群的《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換言之，雖然在中國研究再次離開中國、與台灣研究逐漸成形的共同脈絡下，歐美學界已經逐漸不再將台灣作視為理解中國的替代途徑，但若將台灣研究與中國研究視為涇渭分明的兩個領域，以目前台灣研究與中國研究兩者之間的體量差距，也可能造成台灣研究只能在相對小的學術社群中激發討論，而無法讓這些成果觸及更廣泛的讀者社群。

因此，本文認為若想要在國際學術社群引發更多關於台灣的討論，台灣研究、台灣的中國研究和中國研究三者之間不應該被區隔為彼此不相關的研究領域。

延續上文中的基本立場，面對現行的學術體系，台灣的學者持續在中國研究的學術平台與刊物上發表是相當必要的，但應該明確呈現出台灣學者切入中國問題的獨特視角以及研究者在研究脈絡中的位置。面對這個議題，每個學者都有自己不同的做法。以下，列舉三種供讀者參考。

以目前西方學術體系（institution）的現況而言，歐美學界的中國研究機構數... — 以目前西方學術體系（institution）的現況而言，歐美學界的中國研究機構數量與學術社群的規模極為龐大。左為累積大量研究成果與讀者社群的《中國季刊》，右為慶祝建國70週年的中國民眾。圖／維基共享、美聯社

在中國與西方世界新冷戰的脈絡下，台灣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但在學術出版市場上，台灣研... — 在中國與西方世界新冷戰的脈絡下，台灣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但在學術出版市場上，台灣研究仍需要面對與中國研究的競爭。圖為中共解放軍兩棲操演，泛水前進的05式兩棲突擊車。圖／本報系資料圖庫

▌做法一：台灣與中國的差異對照

本文作者從音樂／文化研究的視角切入這個議題，同時採取「並置比較」的方式，在面對歐美學界中國研究社群的時候凸顯出台灣視角的獨特性。作者的博士論文以西班牙大提琴家／人道主義者帕布羅‧卡薩爾斯（Pablo Casals）在日本、台灣、中國、香港的接受史為例，討論二十世紀下半葉古典音樂在傳入東亞的過程中如何被殖民／冷戰／資本主義等意識形態影響。

內容安排上，作者的論文沒有以地域的方式區分，而是以時間作為區分，分為1950-1970年代、1970-1990年代與後冷戰時期。這樣的章節架構希望凸顯在同一個時段內，每個地方對古典音樂的引介如何回應當時的國內、區域及國際政治脈絡。例如，在1970年代的冷戰架構下，出於政治考量，卡薩爾斯在台灣被介紹成一個「反共音樂家」；但在同一個時期中國的文獻，卡薩爾斯卻被認為是一個「左派音樂家」。

透過這種比較，將台灣與中國相互對照，即便這樣的研究是發表在中國研究的平台上，也不會被認為這是將台灣放在「一個中國」想像下的研究。反而，這個對比更能夠呈現從冷戰以來台灣跟中國在政治脈絡、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等層面的差異。換言之，面對歐美學界的中國研究社群，台灣學者還是可以嘗試透過這些平台展現「台灣中國研究」的獨特之處。

西班牙音樂家帕布羅‧卡薩爾斯銅像。在1970年代的冷戰架構下，出於政治考量，卡薩... — 西班牙音樂家帕布羅‧卡薩爾斯銅像。在1970年代的冷戰架構下，出於政治考量，卡薩爾斯在台灣被介紹成一個「反共音樂家」；但在同一個時期的中國卻被寫為「左派音樂家」。圖／維基共享

▌做法二：檢視兩岸分流軌跡

從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視角切入，「台灣中國研究」透過比較台灣與中國，也能為近代史領域帶來豐碩的成果。而這種比較不只是同時性的並置，也涉及兩岸分流的動態發展。

過往許多歷史研究的視野經常局限於某一特定政治分期，如帝制中國、共和中國、共產中國、日治台灣、戰後台灣。這樣的劃分固然有其道理及便利，但更多時候，這些研究課題所屬的場域與政治之間，仍維持一種相對自主的關係。

換言之，它們的發展有其獨立於政治的邏輯和慣性，卻也同時受到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的影響。以科學史為例，雖然許多科學活動與特定政體下的官方政策、意識形態密不可分，但即使經過政體轉換，科學機構、人員、理論、概念與實作都可能仍保有一定的延續性，而不同類型的科學也會呈現在延續／斷裂光譜上的差異。

若要更有效回答所研究課題的內在理路與外部政治環境的關聯，勢必要正視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連結與分裂（包含1949分流及其他時刻），透過檢視不同時刻兩地在發展上的相似與差異，更好的建立人事物的歷史軌跡。

研究者若要有效回答研究課題的內在理路與外部政治環境關聯，勢必要正視台灣與中國之間... — 研究者若要有效回答研究課題的內在理路與外部政治環境關聯，勢必要正視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連結與分裂，包含1949分流及其他時刻。圖為2018年，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97週年的「黃河大合唱」。圖／路透社

▌做法三：放入全球史脈絡

最後，若將區域研究（Area Studies）放入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脈絡去剖析其歷史發展與進程，是現今學界非常熱門的討論路徑。全球史顧名思義是以更大的視角去檢視不同地域所發生的歷史事件，其試圖解決歷史研究長期以歐洲為中心的出發角度，並突破以單一政治制度、場域與意識形態作為研究的屏障與界線。若以全球史視角去詮釋台灣的中國研究，其獨特處就能凸顯出來。

以藝術與物質文化研究來說，近年已有許多台灣學者試圖以東亞文化圈的視角去檢視藝術與物質文化的發展、傳遞與接收等議題，凸顯不同地域在全球史觀的整體脈絡下，必有不同的視角與扮演的角色。如中國藝術史教授石守謙以「國家藝術史的困擾—從中國到臺灣的兩個個案談起」為題，探討藝術史研究之困境。藉由藝術家張大千與林玉山為例，檢視因政治時局的驟變，藝術家們對「國家」的理解與定義在其藝術生涯所帶來的衝擊與轉變。

換句話說，若以全球史的角度去梳理區域中某一事件的歷史網絡、其聯繫與交流，便能使之前難以放置在同一平台論述的研究主題，得以一起被討論或產生對話的可能，也能避免比較史觀下所產生的侷限，更能與全球關注東亞與中國研究的學者開啟更多討論。

若以全球史的角度去梳理區域中某一事件的歷史網絡，便能使之前難以放置在同一平台論述... — 若以全球史的角度去梳理區域中某一事件的歷史網絡，便能使之前難以放置在同一平台論述的研究主題，得以產生對話的可能，更能與全球關注東亞與中國研究的學者開啟更多討論。圖為中國青島港口，上空飄過一個熱氣球。圖／美聯社

▌二十大之後，台灣的中國研究

台灣的中國研究在經歷過去數十年的發展之後，已經不再是用於政治宣傳的「匪情研究」或者被視為理解中國的替代田野，而是逐漸發展出具有獨立視角的研究學門。二十大過後，東亞乃至全球的地緣政治即將迎來新的格局。

在目前中國研究即將再次離開中國的時刻，台灣的中國研究也必須重新思考自己在台灣乃至全球學術界的定位。在這個浪潮中，台灣的中國研究必須更加跳脫大中國的想像（無論此處的「大中國」指的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明確的將中國研究客體化為認識競爭對手與威脅者的學科。同時應該更主動的與歐美學術界的中國研究社群接軌，在共享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之餘，也凸顯台灣與中國在政治體制、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等層面上的差異。

這種方式既可以清晰的表達台灣與中國的不同，又能夠作為一種在歐美學界定位台灣的中國研究的方式。無論如何，台灣特殊的地緣政治與歷史脈絡注定了台灣無法在關於中國的各種議題中置身事外。「如何進行中國研究？」、「中國研究對台灣的意義為何？」這些議題也都必然會是台灣學術界無法迴避，並需要持續辯論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