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吞沒伊朗的「黑潮」：什葉派救主何梅尼政變奪權記
▌本文為《黑潮：從關鍵的一九七九年，剖析中東文化、宗教、集體記憶的四十年難解對立》（時報出版，2022）書摘
伊朗，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年
當出沒的魔鬼身披天使光芒的偽裝。
暗夜乃獨裁者的近伴。
——哈菲茲（Hafiz），《詩集》（Divan）
穆欣．薩澤加拉並沒有時間考慮在1979年2月1日載著流亡45年後回到母國的阿亞圖拉何梅尼的飛機在德黑蘭降落意味著什麼。這位有著縝密而清晰頭腦的虔誠研究所畢業生，自從幾個月前抵達諾福爾堡的那一刻開始，就一直忙得不可開交，以至於無法用最快的速度來處理正在發生的事情。這是一場小火慢燉而成的革命，醞釀多年，突然就猛衝向前了。
他們在凌晨一點左右從巴黎起飛，他一刻也沒有闔眼。他正忙著為德黑蘭的伊朗解放運動組織歡迎委員會製作一份名單，上面寫著飛機上記者的名字。他們匆促啟程，穆欣和他的同伴最初是計畫帶250名記者，乘坐法國航空的波音747飛機。機票價格是每人500美元。
總理巴赫提亞爾重新開放了機場，並指出他會允許何梅尼的飛機降落，但是除此以外他將無法給予任何保證。法國航空公司要求減少乘客數量好攜帶足夠的燃料，以防在沒有降落權的情況下能夠掉頭飛回巴黎。穆欣和他的團隊想要帶上盡可能多的高階記者上飛機，他們可以組成防線來阻止那些仍然忠於國王的伊朗軍官將他們的飛機擊毀。
當飛機進入伊朗領空時，白雪皚皚的德馬溫峰出現在晨光裡。何梅尼睡在頭等艙休憩區的地板上。他在一條法國航空的毛毯上做了清晨的禮拜，然後走去窗邊坐下，摸著他的鬍鬚，心滿意足地微笑，這也許是幾個月來，甚至是多年來的第一次。
美國記者皮特．詹寧斯（Peter Jennings）和他的美國廣播公司新聞團隊被允許進入頭等艙向他提問。「阿亞圖拉，您是否能好心地告訴我們您回到伊朗的感受呢？」西裝革履的薩迪格在旁邊翻譯，「Hichi」 ——什麼也沒有——是他給出的回答。薩迪格停頓了一下，然後微笑著，有些懷疑地回應了「Hichi」？
何梅尼重複了他的回答。
「Hichi ehasasi nadaram.」——我沒有任何感受。
薩迪格做了其他人幾個星期以來在法國所做的事情：軟化和圓滑他話裡的稜角。「他不想做任何評論。」薩迪格說。詹寧斯繼續追問：「他高興嗎？他興奮嗎？」薩迪格又說了一次阿亞圖拉沒有任何評論。但是「Hichi」的真正意思並不會掩蓋很久——有太多人正在觀看美國廣播公司錄製的那幾秒鐘影像，這段採訪被傳播到了美國和全世界。阿亞圖拉的這句話是一個預示，被他的支持者和敵人做出不同的解讀和理解，在當時和此後都是這樣。
在美國德州的瑞斯空軍基地裡，禮薩．巴勒維，這位正在參加飛行員培訓計畫的流亡國王之子呆坐著，為電視鏡頭中冷冰冰的畫面而震驚。何梅尼對於波斯帝國的輝煌，或是伊朗歷史上的文化和智識豐富性，並沒有多少連結感，他只是對自己的重要性感同身受。從小到大都是這樣，他總是在和朋友遊戲的時候堅持扮演國王。何梅尼對於自己和神之間的關係十分有自信，他看起來與世俗的國家概念沒有關聯——他著眼的是超越國家、超越穆斯林各國邊境線的領域——烏瑪（ummah，穆斯林社群）。
對他大多數的熱忱支持者而言，這樣的氣質將他和救世主的神祕魅力聯繫在一起。穆欣就是為這種精神性的沉靜感而著迷。在這個星期的晚些時候，穆欣的父親曾試著警告他的兒子這是個危險訊號，但是這位年輕學子根本聽不進去。許多年後，在伊斯蘭共和國的監獄單人牢房裡絕食時，穆欣將會回想起那個詞，「hichi」，並且想要知道自己為什麼沒有在何梅尼的反應和他的著作裡明白那個警告。在當時，他心裡只有歡喜，這是一種成就感，但這恐怕也會是一場曠日持久的起義。
幾個月來，穆欣一直在研讀越南和其他地方的游擊戰術，但他最喜歡的一本手冊是一九六九年巴西馬克思主義革命分子卡洛斯．馬里蓋拉（Carlos Marighella）的《城市遊擊戰小手冊》，這本書被伊朗解放運動組織翻譯成波斯語。在諾福爾堡的唯一一座旅館裡，遠離何梅尼身邊蜂擁而至的人群，穆欣租了一個房間，在那裡研習如何建立起一支人民軍隊，並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伊朗志工會面，向他們傳授書中教授的革命技巧：如何組成縱火小隊、搞破壞、維護游擊隊安全、打神經戰。然後，志工會被派到黎巴嫩去接受速成軍事訓練。現在何梅尼已經要回國了，數百名伊朗人也紛紛準備飛回自己的國家和國王政權的殘餘勢力作戰。
上午九點三十分，法航四二七一航班降落在德黑蘭市郊的梅赫拉巴德機場，國王也是從這個機場逃跑的。阿亞圖拉穿著防彈衣，在法航乘務人員的幫助下走下階梯。祕密的伊斯蘭革命委員會的迎接委員在那裡接待他。飛機上和停機坪上的教士將任何看起來不虔誠的人推到旁邊，何梅尼沉浸在纏頭巾的海洋裡。亞茲迪、胡特布扎德、穆欣……伊朗解放運動組織被拋在後頭。第一個把何梅尼當成與大眾溝通管道的巴尼薩德爾，之後將會回憶說：「看起來知識分子的任務就是把何梅尼帶回德黑蘭，然後把他交到穆拉（mollah）的手上。」
革命人士中的現代主義者，對於在不先鞏固自身力量的情況下匆忙回到自己多年前離開國家的風險心知肚明。他們在巴黎擬定的最初計畫是在流亡時組建政府，這將會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然後迫使巴赫提亞爾總理辭職。另一個方案是讓巴赫提亞爾在法國向何梅尼提出辭職，並且受阿亞圖拉的委託，組建臨時內閣，再進行公民投票來確定新政府的形式。
但是國王逃離伊朗才不到幾天，何梅尼就決定扭轉順序，先聲奪人回到伊朗。伊朗解放運動組織試圖勸阻這個草率舉動。巴札爾甘——巴赫提亞爾的老同事——正在和他談判，試著協商出一條向前走的路。這個國家正在火光四射，武裝部隊仍然對國王忠誠，阿亞圖拉的人身安全是個隱憂。但是何梅尼已經鐵了心要走。
「已經沒理由留下了，走吧，我們回伊朗去。」
在諾福爾堡時，有一天穆欣和亞茲迪一起走回旅館，穆欣正試圖用他年輕的熱情來動搖他這位更睿智的同事。「阿亞圖拉何梅尼是對的，亞茲迪博士，」穆欣說道：「如果他回伊朗，在那裡振奮人民，上百萬人會把巴赫提亞爾的政府一掃而光；巴赫提亞爾是沒有力量的。」亞茲迪停在路中間：「穆欣，我明白，你是對的，但是在諾福爾堡，阿亞圖拉何梅尼的身邊只有低階教士，我們可以控制他們、可以控制阿亞圖拉。在伊朗的話，那裡有高階教士和他的朋友，他們會把他從我們手中奪過去。我們目前所取得的成果會被那些人毀掉的。」
的確，人民大眾都在歡迎阿亞圖拉。他們在街道上夾道歡迎，擠在屋頂上、吊掛在路燈的柱子旁，看著阿亞圖拉由八輛汽車、十輛摩托車組成的車隊，從機場到光明園墓地（Behesht-e Zahra）的二十英里路程中，緩慢地在人群間挪動，何梅尼打算在那裡發表演說，向革命中的烈士致敬。根據英國廣播公司的報導，有三百萬人走上街頭夾道歡迎。有其他的估計說人數是六百萬——街道上人山人海，人民就像是迎接一位救世主，彷彿何梅尼就是馬赫迪一般，如同隱遁的伊瑪目重見天日，是什葉派的彌賽亞。
在何梅尼長時間的流亡和離群索居期間，伊朗人透過違禁的地下錄音帶聽到他的聲音，讀到他的小冊子，如今他的隱匿已經結束。現在，他以肉身重現，不是在麥加，而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凱旋而歸。數百萬支持者期待著他能帶領伊朗走向正義、自由和更美好的未來。但是何梅尼的傾注和奉獻是面向過去，按照先知時代的樣子重新創造一個伊斯蘭社會。
何梅尼坐在一輛防彈的藍白色雪佛蘭開拓者的副駕駛座，他的兒子艾哈邁德坐在後座，何梅尼幾乎是籠罩在黑暗之中，人群快要將他們的車埋起來了。一架皇家警衛隊直升機前來救援，將他載到墓園，他在那裡大力撻伐國王是一個邪惡叛徒，以此來向烈士表達敬意。他揚起手指，字正腔圓地說：「我將會決定政府，一個人民的政府。我要好好給當前這個政府搧幾個耳光。」何梅尼的語調開始改變，巴赫提亞爾坐在總理位子上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
伊朗解放運動組織成員安排何梅尼待在已經改成革命委員會所在地的拉法赫女子小學裡。但是到第二天，亞茲迪最擔心的事情就得到證實：與何梅尼最親近的原教旨主義者，把他帶到了他們擁有和掌握的學校去。何梅尼的忠實隨從貝赫什提（即在利比亞支持伊瑪目薩德爾的教士）也在那裡，一直以側翼的角色等待著此刻到來，現在他開始要以某種參謀總長的角色行事。他正快速地把各層權力緊抓在手上，並將那些無條件效忠於何梅尼的力量凝聚在新成立的伊斯蘭共和黨（Islamic Republican Party）周圍。
他們之中還包括未來的總統拉夫桑賈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和何梅尼以前的學生阿亞圖拉薩迪克．哈勒哈里（Sadeq Khalkhali），後來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把何梅尼從拉法赫小學中帶走實際上已經是一場「政變」，把伊瑪目從巴札爾甘的自由運動和民族陣線那裡救了出來。哈勒哈里長期以來一直是「Fedayeen-e Islam」（Devotees of Islam，或「伊斯蘭敢死隊」）中活躍的激進成員。
敢死隊是一個由邊緣激進分子組成的祕密組織，由神學院學生納瓦布．薩法維（Navvab Safavi）創立於一九四六年，該組織常常被稱為現代最早的穆斯林原教旨主義團體之一。起初，薩法維和他的信徒被大多數建制內教士當成危險的怪人。這些人追求最清教徒式的沙里亞法理解，包括禁止音樂、賭博、喝酒，女性必須戴面紗，以及用砍斷手腳作為盜竊和其他不當行為的懲罰。按照他遺孀的說法，薩法維是何梅尼家的常客；兩個人看起來是互相影響，對於世俗和現代主義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的腐朽影響抱持著共同的憤怒。
敢死隊在伊朗暗殺了許多這樣的人，其中包括政府中的部長要員。當國王在一九五六年把薩法維和其他敢死隊成員送上絞架處決後，其殘黨轉向了何梅尼尋求指導。在他身上，他們找到了來自一位建制內的高階教士，一位阿亞圖拉的認可感。在何梅尼流亡國外時，他們都在等待他回來。
在穆欣看來，他覺得何梅尼是被非自願地操弄了，伊朗解放運動組織已經把他輸給了教士，但是事實是他們從來就沒有真正擁有過他。何梅尼是適得其所，是和他最親密的朋友在一起。他操弄了左翼世俗派和伊斯蘭主義現代派，把他們當工具，並在他想要的時候拋棄他們。當時機必要，他甚至也會抽身反對敢死隊。但是何梅尼心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抓緊權力。
二月五日，何梅尼任命了一個臨時的民政府，由巴札爾甘擔任總理。這是邁向用公民投票來決定伊朗新政府形式的第一步。何梅尼斷言，公投決定的權威來自於他在「wilayat」中對於先知神聖法律的看守，因此，公投的基礎就是沙里亞法——所以任何對政府的反對就是對沙里亞法的反對。
在何梅尼周圍的原教旨主義者圈子以外，甚至很少有人聽說或理解這個詞。那些在伊朗解放運動組織中知道他是什麼意思的人可能也對此不屑一顧，認為這肯定不會通過，而且也不會得到廣泛接受。但是何梅尼已經定下基調，而且走在他們前面。巴赫提亞爾則是把這件事當成一個笑話來看。但是國王的獨裁統治已經被神聖法律的專制所取代。
經過幾天的反叛和巷戰後，在得到曾在黎巴嫩和法國（諾福爾堡）受訓過的人支援，以及在軍營兵變和全國各地都有坦克開上街道的推力下，軍隊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一日宣布中立。巴赫提亞爾已經無力再戰。他宣布辭職並溜出了國門。巴勒維王朝被推翻了。革命勝利了。
復仇立即開始。薩迪克．哈勒哈里被任命為革命法庭的長官，這意味著他將會揪出那些薩法維剩下的人，開始清理「腐敗」。在何梅尼曾度過第一晚的拉法赫女子小學裡，有個房間被改成臨時法庭。審理工作十分迅速，結果就是死刑。亞茲迪試圖拖延這個過程，但是哈勒哈里絕不允許。二月十五日的午夜到來前，槍決始於學校的屋頂上：在經過簡易審訊後，四個最高階將軍遭槍斃，他們受的指控是叛國和大規模謀殺罪。
哈勒哈里的恐怖統治開始了；將會持續十年，並且超過他自己的任期。他將會被稱為「絞刑架法官」，後來他曾寫道：「我殺了五百多名與王室關係密切的罪犯，上百庫德斯坦、貢巴德和胡澤斯坦地區的叛亂者，以及許多毒品走私犯……對於這些處決，我並不感到後悔或者內疚。實際上我認為我殺的人不多。還有很多人值得被判死刑，但是我的手接觸不到這些人。」他最悔恨的事情，則是讓巴勒維家族的成員逃脫。
四位將軍被蒙著眼睛、雙手反綁在背後倒在血泊裡的照片第二天就成了焦點新聞，躍上國際新聞的頭版頭條。沒有什麼可掩飾的了。那些肚子裡翻江倒海的革命者試著把這件事當作是怒火發洩後不可避免的過激行為——這會過去的，他們覺得。其他人想要相信這一切是在何梅尼不知情或是沒有首肯的情形下發生的。有一些早期的革命者需要好多年時間才會接受這個事實：他們把他們的國家託付給了一個獨裁者，一個無可救藥的怪獸。
有一個人則是享受著純粹的喜悅，甚至在巴赫提亞爾倒臺之前就已經開始了，他高興自己從最開始就押下正確的賭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主席阿拉法特，他和貝赫什提的陣營十分接近。他認為這場革命對他來說就像是對何梅尼一樣重要，他渴望能從中得分。畢竟，巴勒斯坦人協助了訓練工作，這才讓兩千五百歲的波斯君主制度倒臺。
《黑潮：從關鍵的一九七九年，剖析中東文化、宗教、集體記憶的四十年難解對立》
作者： 金姆．葛塔
譯者： 苑默文
出版社： 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 2022/05/17
內容簡介：1979年，伊朗革命、麥加禁寺圍困事件與蘇聯入侵阿富汗相繼發生。金姆．葛塔在《黑潮》中，透過廣泛而細膩的調查，詳盡剖析這三件關鍵大事的前因後果，以及對西亞地區往後的歷史、文化、宗教與地緣政治形勢造成的深遠影響。《黑潮》描述了遜尼派的沙烏地阿拉伯和什葉派的伊朗走向反目的歷程，這場爭奪文化統治力的戰爭從中東蔓延到埃及與巴基斯坦，產生了數不清的衝突、謀殺與迫害，不僅刺激宗教極端主義的孳生，更導致911恐怖襲擊和ISIS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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