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不夜城之王？台灣人的歌舞伎町...戰後新宿浴火重生

2021/02/02 李政亮

歌舞伎町的特別之處，在於戰後日本社會的重啟過程當中，是由民間之力所推動。1948... — 歌舞伎町的特別之處，在於戰後日本社會的重啟過程當中，是由民間之力所推動。1948年才開始出現「歌舞伎町」這個名稱，之前的醞釀過程，先是有新宿車站附近的黑市，而後才有累積成町的力量。圖為1972年（昭和47）的歌舞伎町。圖／新宿歷史博物館

談到非虛構作品，人們想到的或許大多是歐美國家的出版作品。事實上，日本在非虛構作品也頗有可觀之處，大凡循「XX的社會史」（XX可以是拉麵、自動販賣機、博覽會等）的思路寫成的著作，大多都透過詳盡細膩的考證帶出新的視角。近日，由稻葉佳子與青池憲司合著、黃耀進所翻譯的《台灣人的歌舞伎町——新宿，另一段日本戰後史》便是其中的一例。

書名中的「台灣人」、「新宿的歌舞伎町」等對台灣讀者來說，應有特別的魅力，日文作品中出現台灣人本來就有親近感，再加上台灣赴日旅遊在疫情之前始終維持高檔，新宿車站是東京的大站之一，而附近五光十色的歌舞伎町，更有日本作家馳星周以當地華人的幫派爭奪為題材創作小說《不夜城》，搬上大銀幕後更是由人氣巨星金城武主演。

到底台灣人跟越夜越美麗的歌舞伎町有什麼關係？

日本暗黑小說家馳星周的成名作《不夜城》，故事以新宿歌舞伎町為中心，描繪日台混血兒... — 日本暗黑小說家馳星周的成名作《不夜城》，故事以新宿歌舞伎町為中心，描繪日台混血兒劉健一（金城武飾演）、日中混血兒佐藤夏美（山本未來飾），兩人捲入新宿華人黑幫的血腥陰謀權鬥，作為戰後「殘留孤兒」後代的他們，為了求生存而混跡其中。圖／《不夜城》電影版

▌時代變動下的「台灣人」生存之道

這本書所談的歌舞伎町，如書名副標題「戰後史」所示，討論的是歌舞伎町是從戰後的顛簸中誕生、到1960年代逐漸繁榮的過程，整本作品討論的時間範圍大致到1970年代為止。

兩位合著作者中的稻葉佳子是都市計畫研究出身，本身也有相當的實務經驗；青池憲司則是紀錄片導演，善於與受訪者對話，他的作品包括阪神大地震與311浩劫災後重建的主題。書中稻葉佳子架構起歌舞伎町從無到有的歷史變遷，書中所提建築法規的變化、以及鉅細靡遺的地圖就是再現區位變化的重要索引。就在兩位作者的相互分工下，開啟歌舞伎町的探索之旅。

歌舞伎町的特別之處，在於戰後日本社會的重啟過程當中，是由民間之力所推動。1948年才開始出現「歌舞伎町」這個名稱，之前的醞釀過程，先是有新宿車站附近的黑市，而後才有累積成町的力量。書中的主體——「台灣人」——其實應該是要標上引號的，戰前戰後時局變動下，台灣人因脫離殖民在日本的身分有所不同，這對台灣人在日本的生存之道直接產生影響。

1946年戰後的東京新宿區。戰後初期的日本，百廢待舉，物資缺乏，台灣人所能得到的... — 1946年戰後的東京新宿區。戰後初期的日本，百廢待舉，物資缺乏，台灣人所能得到的物資成為黑市裡的珍貴商品。圖／維基共享

書中所訪談的人物，大多數都是戰前就到日本留學，這時台灣人的身分因被殖民之故為日本人。不過，戰後在日本的台灣人身份一轉，此刻日本為「聯合國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HQ）所統治，台灣人成為既不屬日本人、但也不屬於同盟國的「第三國人」。日本人受GHQ的法律約束，許多日常生活食品都受管制，但台灣人因是第三國人，不受約束並可從美軍購買部購得物資。戰後初期的日本，百廢待舉，物資缺乏，台灣人所能得到的物資成為黑市裡的珍貴商品。

但從那裡開始？新宿車站戰前原本就是東京的重要一站，戰後初期也成黑市據點。不過黑市裡也各有一些由「組」所管理的地盤。書中所訪談的台灣人當中，黃進生是1940年代才到日本留學，家中環境也富裕，然而，戰爭之故外加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只有在日本設法白手起家立足。20出頭的年輕人沒有資源也沒有人脈，新宿站西口的安田組成為台灣人的選項，相較於其他組，這裡只要有錢就可加入開店做生意，不問你的身分與國籍，這裡像是一個解放的區域。此刻的台灣人也多認為，日本戰敗、一切重來，這或許也是台灣人的機會。

▌從無到有的歌舞伎町

本書副標題是「另一段戰後史」，從歌舞伎町的形成過程當中，既可看到東京戰後空間的形塑過程，也可從台灣人所做生意的變化看到戰後日本社會的變遷。當黑市買賣正盛之際，名之為鈴木喜兵衛的商人開始構思在新宿附近打造一條熱鬧的娛樂街，他付諸行動，就土地整合等事項奔波，為夢想的娛樂街計畫宣傳，這也成為日本少數由民間主導的戰災土地整理計畫。

1948年，「歌舞伎町」這個名詞正式誕生，但這裡還遠遠是尚未發展的狀態。1950年政府為了宣傳歌舞伎町，還用盡全力辦了「東京產業博覽會」、首相吉田茂親自擔任博覽會名譽總裁，結果慘賠收場。

町的成立，畢竟需要人與資金的進入。新宿西口的台灣人們，戰後初期因身為第三國人之故，在黑市獲致利益。然而這個利基卻也遭到挑戰，管制經濟逐步鬆綁，新宿西口的台灣人必須另覓新的營生之道。1951年，日本結束GHQ統治的前一年，東京開始流行柏青哥，新宿車站西口的台灣人們也趁勢開起柏青哥店，甚至也有早年留學早稻田大學、而後任職三菱電機的李合珠，戰後先是以黑市起家，而後在柏青哥風潮裡，依專長製作並販賣自行設計的柏青哥機台。有趣的是，依GHQ的法律規定，風化與賭博業日本人不得經營，台灣人又再次因身分之故獲利。

歌舞伎町的博覽會雖然以大失敗收場，之後卻接連迎來關鍵性的變化；一是新宿車站附近的黑市要全面整頓拆除，這使得原來的店家包括西口的台灣人們，通通移往歌舞伎町，當時尚未發展的歌舞伎町經營成本不高應是誘因。二是1952年位於歌舞伎町一丁目的西武新宿站開始營運，這為歌舞伎町帶來人潮，於是乎歌舞伎町開始進入了逐漸發展的階段。

1955年東京的柏青哥店，在櫃台後面已可以看到兌換獎品提供香菸。香菸的出限，是柏... — 1955年東京的柏青哥店，在櫃台後面已可以看到兌換獎品提供香菸。香菸的出限，是柏青哥遊戲從「兒童遊樂」轉向成人化的分水嶺，也為日後演變成博弈產業留下了伏筆。圖／美聯社

1962年（昭和37）的新宿，在市容整頓與車站建設下規模逐漸擴大。圖／新宿歷史... — 1962年（昭和37）的新宿，在市容整頓與車站建設下規模逐漸擴大。圖／新宿歷史博物館

▌歌舞伎町裡的台灣人

《台灣人的歌舞伎町》兩位作者之所以寫作這本書，問題意識之一在於驚嘆原來繁華的歌舞伎町的成立背後，有不少原殖民地的台灣人的力量在其中。

鈴木喜兵衛對歌舞伎町的想像，就是包括劇場等在內的娛樂街，歌舞伎町最早的劇場，就是出自台灣人的投資。1931年新宿車站附近的「紅磨坊劇場」開幕，這是仿巴黎蒙馬特的諷刺劇場，開幕以來深受知識分子歡迎，菊池寬、川端康成等作家都曾前往光顧。然而，戰後這個人氣劇場一蹶不振。1913年出生於台灣霧峰富裕家庭的林以文，在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徵用台灣人當兵時，已結婚生子的林以文到日本中央大學留學避免徵兵。戰後，林以文藉由姊夫在日本經營的藥廠起家，因生產戰後稀缺的止痛片等，外加大藥廠尚未恢復正常運作，迅速獲致大筆財富。

這筆財富很快轉往房地產，喜愛戲劇的他也在紅磨坊低迷之際於1947年將其收購。紅磨坊是進出劇場的第一步，也在同一年，收購正在興建中的電影院「地球座」，這家電影院也成歌舞伎町第一家電影院。林以文與李合珠被稱為「歌舞伎町的華僑御三家」，雖然他們立足的產業各有不同，不過同樣都在戰後百廢待舉、大型公司尚未正常營運之際，或以藥廠或以黑市、柏青哥店賺進第一桶金，而後目標轉往房地產、旅館與夜總會等。

圖為紀錄片《紅磨坊的青春》中新宿紅磨坊的歷史照片。1931年新宿車站附近的「紅磨... — 圖為紀錄片《紅磨坊的青春》中新宿紅磨坊的歷史照片。1931年新宿車站附近的「紅磨坊劇場」開幕，1945年因為空襲而燒毀，戰後則由林以文投資再建。圖／《ムーランルージュの青春》

有趣的是，這些大型經營者日後經營範圍都超越了歌舞伎町，甚至有的是在東京的都心地段，但後來部分事業還是會回到歌舞伎町。

究其原因，或許是原來在歌舞伎町發展的台灣人之間的連帶，這種連帶關係不光是基於台灣人的情感，也包括經濟上的連帶，像是「標會」就是一個例子。當需要資金時，透過標會來周轉，除此之外，在歌舞伎町經營店家的台灣人，也會彼此買賣店家，要往更繁華地段經營的店家，就把原來的店頂讓給其他台灣人。也因此，歌舞伎町裡台灣人之間的關係，相較於如韓國等其他國家，更像是「家族的關係」。

《台灣人的歌舞伎町》相當程度來說，是在討論歌舞伎町的成立與在此過程中台灣人的角色，所謂的台灣人指的就是經營事業的第一代，至於第二代出現之後，有的事業承繼上一代的事業、也有的放棄；前面所說的歌舞伎町台灣人連帶感，也在這種趨勢下自然消退當中，這也是一種戰後社會變遷下的一種必然。

▌東京有著各式台灣人的身影

閱讀《台灣人的歌舞伎町》時，書中字裡行間所描述的地名，讓筆者想到1930年代台灣人在東京的身影，例如書中提到「二戰前中央線沿線從大久保到東中野、中野、高圓寺住著許多台灣留學生」，這一段聯想到的是早逝的台灣文學家翁鬧，1934年留學東京的他，就住在高圓寺，翁鬧還在1935年的隨筆〈東京郊外浪人街——高圓寺界隈〉當中寫道，「這浪人街的風情畢竟是融入了自己的調調裡，再也逃不掉了吧！況且，從這裡到新宿只要10錢、到銀座只要20錢，每每還可以看到聞人名流交錯在失業的人潮裡，即使是黑暗的暗巷也充滿了首都才有的空氣」。

「二戰之前，此處有個模仿並使用巴黎蒙馬特知名劇場『紅磨坊』之名的音樂暨諷刺劇場」，這一段則想到台語電影導演林摶秋，1936年到東京留學時雖然讀的是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但他對此全無興趣，反倒是流連紅磨坊劇場，這也對他日後的戲劇與電影之路有莫大幫助。此外，「戰前，新宿代表性的電影院是武藏野與帝都座，兩者都很有規模，可以容納一千人以上，建築物也相當有創意」，這一段可以呼應到林獻堂在1937年6月29日的日記：「次往武藏野看電影戲，因其映紅頭嶼」，當時在東京的林獻堂，得知武藏野電影院所放電影中有蘭嶼，喜愛看電影的他特別前往觀看。

戰前戰後的東京，有窮書生、有仕紳、有迷上藝術的大學生，簡言之，東京有各樣的台灣人... — 戰前戰後的東京，有窮書生、有仕紳、有迷上藝術的大學生，簡言之，東京有各樣的台灣人。圖為1967年（昭和42）的新宿。圖／新宿歷史博物館

1930年代東京的台灣人當中，有窮書生、有仕紳、有迷上藝術的大學生，簡言之，東京有各樣的台灣人。同樣的道理，根據書中所述，被稱為「歌舞伎町的華僑御三家」的林以文與李合珠，也都曾經是國民黨的僑選立委，此外，歌舞伎町的有力人士簡水波也曾是國民黨的中央評議委員。對此，筆者不禁困惑提問：順著前述1930年代東京存在各式台灣人的角度，當歌舞伎町的台灣人為生存打拼累積財富之後，也與國民黨產生連結，那麼同一時期東京異議的台灣人又在那裡？

史明、王育德、黃昭堂…等都是代表，史明於1954年在西池袋所開的新珍味已廣為人知，其他人生前的政治活動都在東京的何處？這樣的考據或許別有意義，對現在的台灣人來說，東京是一個重要的觀光都市，但從台灣歷史來看，並不僅僅如此，啟動廢除《六三法案》、發行《台灣青年》的新民會，主要就是由留學東京的台灣學生於1920年所成立。自此，東京這個日本政治中心，也包含著台灣人抵抗殖民的印記，台灣人在東京的政治實踐與其活動空間，可能是一個值得延伸探索的議題。

▌未完的《台灣人的歌舞伎町》

讀《台灣人的歌舞伎町》時，頗有一種看《ALWAYS幸福的三町目》的感覺，戰後艱困時期，大家胼手胝足相互幫助，終於打造出夢想的歌舞伎町。但，歌舞伎町可能是個例外，書中也提到1946年台灣人勢力龐大的新橋與澀谷黑市中，台灣人頻繁與組之間爆發衝突，甚至而後台灣人襲擊組、警視廳、澀谷警察署，最後形成警察與台灣人槍戰的「澀谷事件」。

倒是新橋與澀谷所發生的情事，跟我們從《不夜城》所得到的歌舞伎町印象較類似。搶地盤火拼的歌舞伎町到底存不存在？實情到底如何？如果說《台灣人的歌舞伎町》是序曲，勾勒了戰後到1970年代的歌舞伎町，而後的歌舞伎町，有個關鍵詞：李小牧。中國出身的他，1988年赴日本留學，也開始在歌舞伎町打工，而後成為「案內人」（名義上是引路者，實際上李做的是皮條客）。2002年他的自傳《歌舞伎町案內人》成為暢銷書，2009年的電影《新宿事件》以他為原型，電影情節便有歌舞伎町內幫派搶地盤之情事，其中也包括台灣的幫派。

如果讀者想要徹底了解歌舞伎町，《台灣人的歌舞伎町》與李小牧傳奇，恰好串起歌舞伎町的前世今生。

2009年的電影《新宿事件》以在日中國人李小牧為原型，電影情節便有歌舞伎町內幫派... — 2009年的電影《新宿事件》以在日中國人李小牧為原型，電影情節便有歌舞伎町內幫派搶地盤之情事，其中也包括台灣的幫派，圖為台灣演員高捷，飾演劇中的新宿台灣黑幫「台南幫」首領。圖／《新宿事件》劇照

《台灣人的歌舞伎町：新宿，另一段日本戰後史》

作者： 稻葉佳子、青池憲司

譯者：黃耀進

出版社： 凌宇出版

出版日期：2020/12/22

收看更多文章，請訂閱轉角國際facebook專頁：

李政亮

李政亮，文化評論者、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助理教授。關注視角是從大眾文化如電影、動漫、文學等解讀中國、日本與台灣的歷史與社會，此前作品以中國現場出發，希望文字耕耘能隨關注視角漸次豐收。近年作品履歷：《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獲2011年金鼎獎）、《中國課》（獲2012年《亞洲週刊》年度好書）、《拆哪，中國的大片時代》（獲選2018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台灣館展書），最新作品為《從北齋到吉卜力》（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