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名字的女人：中國布依族千里尋親記，團圓故事背後的人口拐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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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編輯七號、編輯佳琦

「沒有名字的母親，揭開人口拐賣之謎。」中國近期一起女兒替母親追查身世的「千里尋親記」，在社群網路上引發熱烈話題。河南輝縣出生的女子李新梅，在自己人生成長的三十多年來始終無法解開自己母親的謎團，新梅的母親總是說著大家聽不懂的語言，在兒時成長記憶中媽媽似乎沒有名字，村里鄰居、甚至自己的父親，也只會稱呼她「喂」。為了解開母親的身世之謎，李新梅多年來不斷透過社群平台寫下母親的過往與談話內容，期望能夠找到蛛絲馬跡。

只不過，李新梅從2010年起開始的尋人計畫，一直未有下文。直到2020年9月，李新梅偶然發現雲南與貴州的「布依族」在網路上的互助社群。從一支族語教學影片中，她驚訝地發現，布依族語的音調，與母親喃喃自語的聲音，幾乎一模一樣。終於讓原是布依族的「喂」回到老家團圓，李新梅也從而知曉，母親的布依族本名叫做「德良」。

感人故事引發中國網友的熱烈討論和媒體追蹤，然而整起事件中其實也牽涉了另一個社會問題：人口拐賣。布依族的德良，之所以出現在語言不通的河南，是因為1985年時被賣給了河南李家做新娘，而且這並非個案，而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的經濟發展脈絡下，80年代以來層出不窮的社會犯罪問題，尤以少數民族婦女被賣到漢人社群的案例為多。

當年使母親離家的人口拐賣是如何發生的？其他少數民族女性又遭受到哪些孤苦悲慘的命運？在團圓故事的背後，隱藏著至今仍為徹底根絕的險惡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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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語的母親，沒有名字

在現年30出頭歲的李新梅記憶中，媽媽因為聽力障礙，無法學習漢語，因而從來無法與他人溝通。她的爸爸從小叫媽媽「喂」或是「哎」，鄰居也因溝通困難不跟媽媽聊天，媽媽說的話沒人聽得懂，有人把她當成瘋子或是外國人，形同失語的母親時常喃喃自語說著自己的母語，枕頭下總是放著一把水果刀，無從得知理由。

李新梅曾在已逝父親口中得知，母親在35年前（約1985年）從重慶火車站被賣到河南輝縣當媳婦，李家用1,000元買下她。初來乍到時，還看似被虐待過，聽力據猜測或許因以前遭虐時損傷。在此之前，母親也有一個女兒下落不明。

今年9月，拜社群軟體活躍之賜，李新梅看到有「布依族」族語用戶黃德峰的影片，直覺與媽媽所講的語言相似，因此發訊請對方幫忙鑑別，沒想到開啟了母親意外的回鄉之路。

布依族是中國法定56族之一，2010年普查全國人口總數約為287萬人左右。族群位於西南方，目前大多集中於貴州。雲南羅平、四川的寧南、會理也有該族聚落，布依族在歷史上跨越現代國界，越南邊界也有人口。

布依族多數使用的語言為布依語，雖然在定義上語言使用還不至瀕危，但根據推廣布依族族語使用的社群感受而言，中壯年一代還可以流利使用母語，但年輕一代已因為使用母語顯得落後而只會聽，不願或不會使用的年輕人越來越多。而布依語可分為三種土語區，李新梅母親所使用的第三土語區使用人口最少，這也使得布依族社群需要更輾轉來確認她所使用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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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拐賣，成為現代國家治理的挑戰

中國拐賣事件猖狂已可說是自古以來的歷史現象，不論是農村資源相關需求所帶來的女性拐賣，或伴隨著都市化而出現大量勞動需求及性需求所衍生出的童工或奴工拐賣，都是現代國家治理時所面對的極大挑戰。

總體而言，80年代以前的拐賣對象，屬偏遠地區或少數民族婦女為大宗，範圍也相對是在農村與農村之間的人口販賣，主要是為了填補農村的生育與勞動力需求。不過，到了90年代後，人口拐賣的流向，也轉變為以「改革開放」的都市經濟需求為主。

聯合國及西方援外組織曾多次針對中國預防拐賣設以支援計畫。「反拐」、「打拐」更是中央政府時常拿出的政策口號，刑法明定《拐賣婦女兒童罪》欲進行打擊，就可見一斑。然而，至今仍難得到實際起色與改善，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根據聯合國國際勞動組織統計，2006至2007年間，在中國見報的拐賣事件共800則報導中，男性佔29.5%、女性佔61.6%，其中女性人口集中在12-25歲之間。這些受害者遭到拐賣的方式有：詐欺（36.9）、綁架（26%）、利用弱勢（17.2%）和人身暴力（4.5%）。

遭拐賣後，不難想像其用途為性剝削和勞動剝削兩種。根據中國公安部資料，2006年已破案的拐賣事件統計，共有2,500起，只不過，不在案黑數恐怕更多。並且總體來說，拐賣事件發生地點，農村大於城市，遭拐賣的對象社經地位及教育程度也大多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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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國公安部官員表示，除了現代犯罪的實況外，拐賣事件「屢打不絕」的其一原因，在於許多農村仍對人口販賣一事未具有「犯罪意識」，許多老人認為接收來歷不明的兒童或婦女是在「做善事」；有些因拐賣而幸運成為階級翻轉的例子，也讓很多農村民眾對此現象不以為然。

另外，農村時常出現的留守兒童，或是在教育資源、資訊傳遞有落差的農村或地域，使得拐賣事件不絕。當然，整體社會傳統封建思維下對男尊女卑、傳宗接代的想法，也間接促成悲劇，買賣婚姻有時和人口拐賣僅有一線之隔，處理其中的曖昧與複雜之處，都在在挑戰國家治理。

透過黃德峰和各布依族社群的協助，母親的身世逐漸撥雲見日。族人鎖定貴州普安縣或晴隆縣二處，將兩地服裝、傳統習俗及風景照雪片式地給母親瀏覽，媽媽在其中一張照片認出了瀑布、山路，激動異常的繼續喃喃著。族人又依據李新梅錄下媽媽激動時所說的母語，根據線索找到當地人，得知30年前有失蹤婦女名叫「德玲」，然而母親對此名沒有反應，卻說了「我不是德玲，德玲是布魯交的。」

雖然媽媽不是德玲，但媽媽認識德玲成了重要的轉機。再經過反覆輾轉詢問，當地老人說了有位嫁到鄰村不久後被拐的一位女孩叫「良」，李新梅對著母親喊，母親答：「你終於知道我的名字了啊。我叫良。」

今年10月，在布依族社群的協助之下，德良回家了。德良的父母、弟弟至今健在，各大媒體也拍攝了德良80歲的老母餵著孩子吃飯，代表孩子終於回家團圓。布依族少婦德良經歷35年終得回歸故土，幸運與親人團聚，但德良那位失蹤的女兒，還有存在母語認同流失、人口販運的現實問題，仍被掩蓋在感人的故事裡。特別是少數民族拐賣問題一直存在、少數民族婦女跨省移動後的「漢人社會融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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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歧視是假？性別歧視才真？

一胎化政策實行後，可說是激化拐賣情勢發生。在農村實際勞動人力缺乏之下，二胎以上的家庭，為了躲避查緝，可能直接以賣女為途。

並且，一胎化加劇了男多女少的社會人口結構，也促使農村買賣婚或是拐騙婚的問題日益嚴重。有人可能會猜想，既然女性數量稀少，「物稀為貴」的邏輯下應該能使女性權益受到較多保障，但事實上賣女補貼生計，或有二胎家庭以賣女兒來收取天價聘金，再拿此筆高額聘金好讓兒子娶媳的狀況屢見不鮮。雖然在2015年後一胎化政策正式走入歷史，但整體人口性別失衡已經出現積重難返的現象。

但也必須指出，拐賣人口並不僅限女性。男性（通常是兒童受害者）的情況也不少。中國在1997年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的拐賣法條限定在《拐賣婦女兒童罪》，以致男性受害者無法受到該法保障，像是2007年的山西黑磚窯案事件，上百名以500元拐賣進窯場奴役的未成年男性，在更改法條後無法適用。男童被販賣而後進行的性剝削，也是在定調「女性拐賣容易遭性剝削」的既定印象下，被犧牲忽視的議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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