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紅年代:美國人與自己對立的文化戰爭
(此篇文章為《轉角國際》與友站《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關鍵年代:二十世紀人類如何走向戰爭」——合作之文章)
美國總統川普在競選期間的驚人言行,讓美國聯想起19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將他者對立起來、指控不需要太多證據的極端年代。當然,每個時空有其脈絡,如此類比未必正確,但這或許證明了美國當今遭遇的問題絕非初體驗。
美國在戰後迎來冷戰的年代,敵人從軸心國變成共產黨,對於「共匪」滲透的焦慮構成那個神經緊繃的時代氛圍。那是一個既和平美好、又疑神疑鬼的年代,那時候的漫畫《美國隊長》,在封面痛毆的敵人從納粹換成了共產黨人,隊長史蒂夫.羅傑斯的正義,取決於當時美國對世界的想像。
麥卡錫主義、保守主義不是一時半刻可以詳論,本文將從一件離奇的墜樓案件說起,從另一個案例的角度,重回那個將人貼上標籤、彼此對立的詭譎時空。
1948年12月20日,聖誕節的腳步已經接近,深夜時分在曼哈頓相對蕭條的第45街,行人聚集在一處大樓底下,圍觀一名倒臥在血泊中、身軀破碎、面臨垂死的瘦弱黑髮男子,警察與救護車趕到現場,將這名男子送往醫院:
到了醫院,男子宣告不治。從他的皮夾當中得知他的名字叫做「勞倫斯.杜根」,43歲,住在紐約的郊區斯卡斯代爾。
警方深入調查,找出了更多背景資料。杜根受過良好教育(1927年他上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學院、哈佛大學),他有一位太太和四個小孩,還在國務院工作了14年,其中9年擔任拉美業務主管、4年做了政治關係顧問。自1946年開始,杜根擔任由卡內基協會資助的「國際教育協會」主席,年薪15,000美元,該機構專門提供美國與國際學生的交流活動。
根據當時現場的調查,杜根是從位於16層樓高、協會辦公室的窗戶外墜落。但令人不解的是,警方的調查並沒有說明杜根的死因,這起墜樓案是意外、還是自殺?事件隔周發行的《時代雜誌》指出了案情的疑點:
沒有任何人解釋死因。警方匆忙地到協會16樓的辦公室,發現了一些線索:杜根的辦公桌附近,有件棕色花呢絨大衣和公事包(裡面有張隔天飛往華盛頓的機票),他左腳的鞋子掉在辦公室地板上,墜落地面時他還穿著右腳的鞋。
辦公室兩扇窗戶有一扇是開著的,根據測量,窗戶高70公分、寬110公分,距離辦公室地板80公分高,這對瘦高的杜根(177公分、63公斤)來說,有可能從這樣的窗戶掉出去嗎?怎麼掉的?還是他用跳的?又是為什麼?
警方沒有答案。家屬更無法接受這個結果。
這是一起單純的意外墜樓嗎?如果是,那杜根要「不小心」從這種規格的窗戶掉出去似乎有點困難,也不曉得是發生怎樣的「意外過程」,會讓他留下一隻鞋子在辦公室裡。或者這是杜根自己想不開,跳樓自殺?那這就難以解釋,為何公事包裡還有一張隔天飛往華盛頓的機票。家屬與同事也不認為杜根有什麼自殺的理由或跡象。
如果杜根是被人陷害呢?
杜根在國務院的長官、曾任國務次卿的威爾斯(Sumner Welles,1892–1961)堅決認為杜根不可能自殺、或是自己造成意外身亡,墜樓案必定另有隱情;他向當時的紐約市長表示,務必將杜根之死調查清楚,市長也因應他的請託,派出私家偵探團隊進行調查。
墜樓案突然有了意想不到的發展。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資料顯示,就在杜根墜樓的9天前——12月11日,FBI的探員來找過杜根談話。探員登門造訪的理由,是因為在12月8日,收到了這樣的舉報:
有人向「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HUAC)舉發,國際教育協會的勞倫斯.杜根,是蘇聯間諜。
因此FBI介入調查,未料找過杜根本人談話後沒幾天,就發生了墜樓事件。無論是意外、自殺、甚至是他殺,案情隨著「蘇聯間諜」的線索越發撲朔迷離;杜根是因為FBI的調查而畏罪自殺?或是遭人謀害?但是更多人寧願相信,杜根與蘇聯毫無關係。
共和黨參議員卡爾.蒙特(Karl E. Mundt,1900–1974)出面指控,杜根的名字曾出現在12起由HUAC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所舉辦的秘密聽證會中,這位參議員斬釘截鐵地表示,他還「聽說」杜根曾在1939年從共產黨人手中拿到某些秘密文件。聽誰說的?是聽一位美國前共產黨員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1901–1961)說的。但是當這位參議員被問到進一步證據時,就沒下文了。
杜根的遺孀極力否認這件事,她說杜根和錢伯斯毫無瓜葛、更別說是什麼蘇聯間諜,「這是我人生聽過最大的鬼扯!沒有一個指控是真的。」至於死因,杜根的家人認為,可能是杜根想要開窗戶透透氣,然後不小心就跌出去了——警方最後並未採認這個說法。
杜根之死蒙上了一層蘇聯的陰影,長年為美國國務院奉獻的優秀青年,真的是共產黨滲透的間諜?一起墜樓案件,也讓人逐漸體認到了HUAC秘密活躍的身影、和保守派在缺乏公開證據之下任意指控的威力。
為了捍衛名譽,杜根的舊友們紛紛跳出來替他澄清,並且要求針對墜樓案的死因調查清楚;畢竟一個美國人在戰後集體歇斯底里的年代,牽扯到「赤色」總是令人心驚恐慌,更何況這還是一名公務員。然而杜根的死卻意外成為開啟巨大謎團的鑰匙,《芝加哥論壇報》發現杜根墜樓的1948年左右,有幾起看似個案、但又有不尋常關聯的案件:
1948年8月16日,前財政部官員哈利.懷特死於心臟病。
1948年10月20日,司法部律師馬文.史密斯在大樓樓梯間身亡,原因不明。
1948年12月20日,前國務院官員勞倫斯.杜根墜樓身亡,原因不明。
1950年2月14日,前《時代雜誌》編輯哥茲伯勒墜樓身亡,原因不明。
《芝加哥論壇報》指出,死者的共同點都跟蘇聯間諜的指控有關,於是乎陰謀論的想像甚囂塵上;「匪諜就在你身邊」的精神緊繃,成為美國50年代的標籤。可是,杜根真的是蘇聯間諜嗎?
▌打擊共產黨,你有意見嗎?
當杜根死後被指控是共產黨同路人後,CB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新聞節目中,出現了替他辯護的聲音:
這番話來自CBS知名記者愛德華.蒙洛,他同時也是杜根的老朋友。能得到蒙洛的公開背書是有其特殊意義的,蒙洛於二戰期間成為戰地記者後不久,就已經是美國家喻戶曉的廣播明星,專業、信實可靠的形象博得聽眾信賴。不僅如此,蒙洛年輕時曾在IIE國際教育協會工作過,替杜根的父親、也就是協會創辦人擔任助理。
在共諜爭議後不久,杜根墜樓案有了突破的進展。當時還是眾議院議員、在HUAC活躍的前總統尼克森澄清,杜根案的調查有所誤會——勞倫斯不是共匪,而美國司法部亦同聲表示:「他是一位忠貞的美國人」。
雖然沒有死因的調查結果,但至少對杜根的家人和朋友而言都讓人鬆一口氣。但原以為事件可以就此告一段落,沒想到卻是另一場風暴的前奏;公開替杜根辯護的蒙洛,引起CBS的大贊助商金寶湯公司(Campbell Soup Company)強烈不滿,批評蒙洛不該用新聞節目發表這種像社論一樣的意見——因為這會替公司帶來政治上的麻煩。
但蒙洛主張,合約中本來就賦予他評斷新聞的權力,拒絕贊助商干涉新聞自主;雖然後續未再引起風波,卻讓CBS新聞記者與贊助商之間的矛盾、緊張的關係逐漸浮上檯面。這時候的蒙洛可能還沒料想到,像這樣受到政治壓力的自我審查,會在不遠的將來變成一種媒體的日常——蒙洛高調支持杜根的行為,引起了「大人物」的注意。
1949年6月16日,蒙洛在廣播節目中稱讚FBI在間諜審判案的態度上抵制缺乏驗證評估的證據,隔天他就收到一封訊息: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 胡佛
FBI局長親自來信,這恐怕不是什麼值得開心的事。
這封信釋放出的訊號非常清晰——FBI的胡佛在聽你的節目,而且還很關心你的一詞一句。這在冷戰鬼影幢幢的年代,足以令人窒息。蒙洛與曾被懷疑為蘇聯間諜的杜根交情甚篤,這在FBI眼裡難道「完全清白」嗎?一切都在老大哥的眼皮底下看著。
▌大禍臨頭
杜根墜樓案雖然有尼克森在HUAC的澄清,但恐懼並未停止,不出一年的時間,美國就陷入「赤色恐慌」(Red Scare)之中。來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聲稱掌握滲透美國的共匪名單,在缺乏充分證據之下就可以扣別人紅帽子,也就是有名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
很多人誤以為在麥卡錫主義時代沒人敢公開批評,事實並非如此。看不慣麥卡錫行為的新聞記者大有人在,例如蒙洛和他在CBS的眾多新聞夥伴,歷經過二次世界大戰的他們在戰後被稱為「偉大世代」(Great Generation)——跑戰地新聞的時候都沒在怕了,看不慣恐共獵巫的現象來批評兩句也是剛好而已。
偉大世代的駐外特派員,是二戰期間美國廣播黃金年代的重要推手,CBS這些以蒙洛為中心的國際新聞部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們多半從1937年前後入行,具備高等教育學歷或歐洲留學經驗,背景並非來自新聞本科系或通訊傳播技術,而是政治學、歷史學、外交等各領域的專業人才;他們被派往世界各國、跨越換日線的異地,報導的新聞不是個人膚淺的見聞,而是經得起檢驗的脈絡議題分析。
也正因為在這種背景之下,當時這些駐外特派員很容易接觸到左派知識份子、也相對容易接受對於自由派或傾左的思想,在蒙洛的同事之中就曾經有人在40年代初參加過共產黨的運動。
但是在戰後,同情左派是要付出代價的。為了防堵批判政府外交政策、對打擊共產黨有意見的言論,CBS祭出內容審查,將可能得對政府或贊助商的節目全部砍掉。蒙洛的老搭檔、資深新聞人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1904–1993)首當其衝,因批判政府得罪了CBS金主而遭到開除,此後更被列入有「赤色嫌疑」的黑名單中,讓夏伊勒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無法正常工作(這也是後來他埋首寫作、創作出多部歷史作品的原因)。另一名同事薩瓦雷德(Eric Sevareid,1912–1992)也因為在自己主持的廣播節目中多次批評麥卡錫,1951年遭到公司節目停播的處分。
接著CBS跟麥卡錫主義起舞,1950年代在公司內部派發了惡名昭彰的「忠誠調查」(Loyalty Questionnaire),要每個員工正確填答,確保公司裡面不存在會被麥卡錫揪出的共匪:
您曾加入過任何法西斯團體嗎?
您參加過任何牴觸美國憲法、企圖顛覆政府的團體嗎?
諸如此類的問題洋洋灑灑好幾頁,現今來看根本不可思議、侵犯人權的問卷,在當時卻是一種必須妥協的日常;而在某些保守派的眼中,這是為了國家安全的合理措施。
大多數的新聞從業人員都向忠誠調查妥協了,包括曾在CBS當到副總經理職位的蒙洛,以正直敢言形象聞名的他,選擇在風頭上隱忍,雖然招致其他夥伴的不諒解(例如被開除的夏伊勒,從此與蒙洛不相往來),但回想起老朋友杜根墜樓時的情景,蒙洛並非對此完全無感。
直到1954年3月,蒙洛才開始對麥卡錫出手。對比薩瓦雷德等人的行動確實來得較晚,但薩瓦雷德將數年間各個成員的努力視為一條與麥卡錫主義對抗的長期戰線:
我們一直在保持戰線暢通,以便時機到來,蒙洛可以開著他們的大坦克車進攻。
對於許多人而言,麥卡錫主義的年代幾乎就像一場新的美國內戰。保守對抗自由、共產黨人對抗非共產黨人、愛國者對抗叛國者…,這個用各種標籤將一半美國人與另外一半美國人對立的文化戰爭,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後記:杜根的真相
根據後來80至90年代陸續公開的資料,勞倫斯.杜根大約從1934年左右開始,確實曾為蘇聯提供情報;當杜根還在國務院任職時,就被人提醒過他左傾的政治立場可能會招來麻煩。FBI探員羅伯特(Robert J. Lamphere)回憶,從過去的調查中已經知道杜根曾經做過蘇聯間諜,所以當時聽到杜根的好朋友蒙洛竟然不曉得這件事、還在新聞廣播中把杜根說得好像是烈士一樣,大感意外。
但是,杜根的死因至今依然成謎。有些說法認為,杜根有可能是死於蘇聯的暗殺,因為杜根的個性和家庭背景,很可能最後會讓情報網全被FBI掌握。
而真相的公開,包含蒙洛在內的當事人早就離世許久,到底他們在當時是否知情?蒙洛是不是也在說謊?如今也難以追溯。麥卡錫主義時期受牽連指控的人不計其數,從後來的公開檔案來看,當中也確實存在不少蘇聯間諜;因此至今仍有一些共和黨人、保守派人士相信,麥卡錫真正替美國做了好事,歷史應當還他清白——而那些信奉自由主義的新聞人如蒙洛,才是真正居心不軌、外國勢力的打手。
真是如此嗎?歷史的行動者,不總是像那些簡化的標籤一樣只有二元對立、黑白兩色而已。真相與人性的複雜程度,是美國在那個極端年代的難解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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