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軍艦島」(下):真實與虛構,宋仲基演出誰的記憶?
製作費高達22億日圓的《軍艦島》,韓國上映首兩週就湧入了660萬人次觀看,聲勢驚人,卻也再次掀起日韓兩國的歷史波紋。但從《軍艦島》拍攝之初,日方就已準備回應這個難題,右派的《產經新聞》更早在今年初便發動議題,連連在版面上刊載「軍艦島謊言」的報導,為這股藉著韓流捲起的民族主義情緒打上幾支預防針。
這部電影與過往知道的強制勞動歷史最大的差異——在預告中也明白指出,戰爭結束時,日方決定秘密爆破坑道,好將這段強制記錄掩埋起來,「知道這裡發生什麼事的朝鮮人,一個都不能留下!」這件事被揭露後,朝鮮徵用工就在朝鮮獨立軍帶領下脫逃,而逃離的背景就是長崎原爆。除此之外,也有若干虛構情節,增加歷史的複雜性與幅度。
正因為如此,即使向來支持「民族電影」的韓國觀眾,也沒有買單,批判史實錯誤。有些人雖表明未曾知道這段歷史,卻也坦言:
哪些是事實,哪些是虛構,得回家自己查。
可見日本官方訴諸「創作」的評論確實公道,但韓國外交部乃至導演「基於事實」的說法也無可質疑。
無論如何,真實與虛構的成分與界線,已是日韓觀眾的焦點。電影上映的這段時間,我剛巧在日本,不論在google上搜尋「軍艦島」、「強制連行」或「北海道遺骨奉還」等攸關朝鮮強制勞動歷史關鍵字,都會在這些關鍵字後頭出現「噓」(謊言)或「真實」。這場歷史敘事與認知的戰爭,從政治到文化,從創作到網路搜尋和聲量......,顯然是一場記憶與詮釋的角力戰。
在各種記憶、說法間泅泳時,令我不禁想修改借用台灣作家的名言:誰的記憶才算數?
無論何種記憶,論者大抵同意軍艦島碳坑裡的生活並不舒適。《朝日新聞》記者武田肇在報導中提及《軍艦島》的虛構爭議時,也順帶提及過往採訪過的一位軍艦島的生存者。根據這位出身全羅北道的金炯碩先生的說法,朝鮮礦工們僅穿兜檔布,什麼衣服裝備都沒有就在地底1000公尺、35到45度高溫下工作,一天輪班工作12小時,只有豆渣和紅薯果腹,甚至經常挨餓。「這部電影在這部分符合史實。」伍田肇如此評論。
韓國觀眾對電影評價更嚴苛,因為創作者所界定的「虛構」無法符合「民族大義」。他們不滿創作者弱化了日本的惡行,塑造一個遠比日本還可憎的韓國反派角色,甚至藉著長崎原爆稀釋掉日本的罪惡,於是怒斥:「這是親日電影」。對於這一點,導演柳昇完自認已經做足功課,且作品只是傳達「活著回家」的渴望,而非政治議題 :
演出日本人的惡行很容易,但電影也會欠缺立體。
「強制連行」與否,也是爭議點。《軍艦島》一開始描述朝鮮人因為貪圖高薪才會到端島,卻不見日本人的暴行,韓國觀眾也無法接受。
然而,如同上一篇所述,「強制連行」對日韓來說各有認定,但不論募集、官斡旋或國民徵用,日本政府、民間企業、朝鮮總督府、道廳與地方村里都有涉及,無法切割成一完全獨立的加害或受害者。在日韓學者做的研究中,指明這些勞務動員都有謊騙、詐欺、誘拐和暴力的成分,仲介募集的大多是韓國人或團體。
當然,民眾上當或聽從的原因,也是因為「帝國殖民」:殖民政府的拓植和土地政策,令許多農民越來越窮,不得不另求生路,「高薪」便成了利誘、哄騙的引子。出身釜山的92歲倖存者李仁宇(이인우 ,音譯)就是例子,他對韓國《中央日報》記者解釋,因為家貧,只有讀過三年小學,當市公所退職下來職員組成的報國隊招募勞工時,18歲的他就連同其他40多名同樣為家計所苦的貧民一同上了船,到了庫頁島在零下40度的環境中挖礦,1944年5月再被送到軍艦島。
根據李仁宇的說法,他們住在六人一間的房子裡,長達12小時工作,在只穿兜檔布的狀態下直入1000公尺地底工作,「也是有中國人,但語言不同,日本監督一直毆打我們。」他還時常目擊屍體從坑道裡被送出來的情景,每次看到這些死亡,他就會想起母親。
但他到底為什麼會來呢?
(事實上,日本企業以強制儲蓄為由,扣押工資,因此戰爭結束後,他們一毛錢都沒拿到)
儘管軍艦島的朝鮮徵用工記憶和經歷大同小異,擁有一致性,但島上的日本居民卻不以為然,1920年代島上朝鮮人增多,這些朝鮮人多半是追逐高薪而來。「1944年戰局惡化,日本勞力不足,才有國民徵用令,但朝鮮人卻說是強制連行,只因為他們做的是危險的工作。」「軍艦島を世界遺産にする」這個非營利組織理事長坂本道德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在第一線挖礦是很危險的事,必須要老將來做,不習慣的人會發生事故,幾乎整個團隊都會滅掉,所以很難想像會讓朝鮮新手進去做。當然,工作環境危險且條件差,但不只有朝鮮人做,日本人也會做啊。」
《軍艦島入門》的出版者黑澤永紀花了十年時間訪問島民,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說,朝鮮人工資跟日本人一樣,糧食也同樣不足,
在日本人也只能吃一個紅薯的時代,只有朝鮮人食糧粗糙這件事並非事實。
這確實也是基本的經驗認知差異。我想起觀看《無限挑戰》的軍艦島特輯時,有些地方略感違和:當導覽訴說軍艦島礦工的高工資時,是說1950年代的金額,但配搭上主持人的畫外音卻是:「朝鮮徵用工沒有拿到錢。」當導覽指示眾人戴安全帽,好防止落石掉落,主持人想到的則是徵用工什麼都沒穿,當導覽拿出西餐廳照片,主持人提示觀眾徵用工都在挨餓。
這是藉著時間點不同產生的矛盾效果,讓戰前與戰後的軍艦島在不同的位置上比對,卻忽略從徵用到生存條件都是在「戰爭」這個特殊狀態下的產物。但製造詭計的也不只是這個節目,當日本以「明治時期」為申遺藉口,摒除掉戰爭這段負面記錄時,卻又以戰後的繁榮、進步來強化軍艦島的獨特與現代性。這是歷史與記憶的錯誤架接。
像這樣各說各話的情況並不少。例如,2016年出版的繪本《軍艦島——可恥的世界文化遺產》就打出這樣的簡介:「引發戰爭的日本,從朝鮮半島強制帶走了少年......,沒有被告知目的地的少年最後到達的場所,就是人稱地獄島的軍艦島。」這個少年在繪本故事中,不斷思念母親,哀嚎肚子餓,以煽情的方式撩動悲情。
但在一些韓籍或韓裔學者看來,少年徵用工跟慰安婦一樣都被過度「神化」。學者鄭大均就直言,「戰時日本的煤礦業中,朝鮮人少年坑夫並不存在這種事,只要與此有關的人都知道。」他認為,就跟朝鮮慰安婦少女像一樣,少年坑夫也是被虛構出來的故事。
然而,包含上述的韓國長者在內,韓國與在日朝鮮人進行的口述資料中,有許多少年徵用工現身說法,像是出身慶尚南道宜寧的蘇正宇(1928-2001)就說自己14歲遭到強制連行,到了日本,只得到像米袋那樣薄的衣服,礦坑很窄又充滿瓦斯,還有坑道落石的危險,因為坑道崩落而死的人不少,他常常想著:「會死在這裡無法回去了吧?」
這些魂埋軍艦島的朝鮮人,是韓方極力刻畫的歷史罪業,也是韓國人最心痛的部分。長崎朝鮮人人權守護會在整理統計火葬埋葬認證書後發現,1925到1945年死在軍艦島的朝鮮人有123人,其中病死的60,事故死的是63人,死因最多是窒息(包含被壓埋)24人、壓死9 人,其他爆炸、墜落、頭部被毆打致死等等原因都有。「死的人都到中之島火化。」蘇正宇說,死法很多種,有的是自殺,要不就是游泳到高島過程中溺死。
然而,這些死亡原因確實很難看出來真正發生什麼。而這些言之鑿鑿也觸犯了端島居民的情感,他們無法接受這種「錯誤的記憶」,於是一一指出其中的誤差,像是中國勞工宣稱的有刺鐵絲網,島民從未見過;朝鮮人跟他們一樣都能去花街買春、孩子們上同個學校,甚至桌子排在一起;而繪本裡出現的白色燈臺更是不可能,「戰前的端島是不夜城,那種明亮的燈臺什麼的根本不需要。」
他們對韓國人的指責感到憤怒,直說到處都是朝鮮人被虐待這樣充斥欺瞞虛偽誇張的報導,他們也從不覺得端島是什麼地獄島,儘管過去有些罪犯被送到這裡服勞役,但和他們毫無關係......。他們只想讓政府明確地反應事實,而他們自己也會想辦法「端正視聽」。
歷史的戰爭還在繼續。文在寅上任以來,從公車與街頭的少女慰安婦塑像,到各地豎立起的「軍需工」雕像,甚至宣稱要繼續在慰安婦和徵用工的「個人請求權」上著力,無不顯示這位曾代替強制勞動徵用工控告三菱重工業的前人權律師,要在歷史上討回公道的決心。《軍艦島》在這個時間上映,或許只是巧合,但也反映了勢態。
電影首映日上,跟這些強制勞動者一起觀看的文在寅政權幕僚們便也說,「如果這能成為對電影裡勞動被害者的痛苦能夠理解、產生共感的契機就好了。」韓國人也認為,在這些強制勞動者與遺族一個接著一個對日本企業提起損害賠償訴訟之時,這超過6百萬人次觀看的電影,恐怕也會再點燃歷史輿論之火。
不過,電影評價和票房趨勢,並未支持這個假設。韓國觀眾、評論者認為,《軍艦島》這電影僅是借用這個名稱而已,它不是軍艦島——這不是韓國人的記憶,它不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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