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急狀態》下的日常:閱讀伊斯蘭世界的多元面容
曾經,伊斯蘭世界是地球上最為繁榮、先進的地方。中世紀的十字軍到了伊斯蘭世界後,也不得不漸漸承認,穆斯林過著比歐洲人還要舒適的生活,在許多方面都是值得仿效的對象。神聖羅馬帝國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在他主要位於南義大利的領地裡,積極吸納伊斯蘭學者與學術書籍,並結合了歐洲與基督教元素,開創出中世紀歐洲最為耀眼的科學與藝文活動,成了兩大宗教和平交流的典範。
不過近現代歷史的發展,大幅扭轉了歐洲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最晚至19世紀初期,歐洲物質文明的發展大幅超越伊斯蘭世界,當時最強大的鄂圖曼帝國,在歐洲現代化軍隊面前幾乎是不堪一擊。遺憾的是,雙方關係並未因為更多的交流與接觸而更加友善,殖民地衝突、民族主義、基本教義派、冷戰局勢等,各種因素不斷堆疊,反而在兩者間建立一道短時間內無法化解的高牆。
不少人對伊斯蘭的態度,有時更像是偏見與仇恨的結合。例如當今教宗方濟各收容敘利亞難民的行為,對教會內部的保守派而言,是個絕不應當出現的決策。保守派代表人物樞機主教伯克(Cardinal Burke),直白地將所有穆斯林定位為侵略歐洲文明的最大威脅,因為他們只想著如何征服歐洲。這種說法顯然過度簡化了伊斯蘭世界的複雜性,如果真的符合歷史事實,也只適用在相對少數、甚或是極其少數的案例身上。
從伊朗裔德國作家納維德.克爾瑪尼(Navid Kermani)的著作《緊急狀態》(Ausnahmezustand - Reisen in eine beunruhigte Welt)就可以清楚看到,如果我們想好好認識現代世界中的伊斯蘭教,只有「伊斯蘭」或「穆斯林」這兩種評判標準,無論怎麼看都相當不足,更何況是將之與「恐怖主義」、「好戰侵略」、「宗教狂熱」等劃上等號。
《緊急狀態》是作者納維德在過去十餘年間,親身造訪各地後所發布的新聞稿,經過重新整理再集結成冊。書中帶領讀者觀看伊斯蘭世界各地,但內容並非令人心情愉悅的美麗風景,因為從近年來相當受矚目的伊拉克、述利亞,一直到較不受人關注的喀什米爾地區、印度的古吉拉特省等,都是戰火頻繁,或至少是動盪不安之地。
書中提及的故事,大致可歸類為伊斯蘭與外界的接觸,以及伊斯蘭世界的內部衝突等兩種。印度的古吉拉特省與阿富汗問題便屬於前者。
隨著伊斯蘭信仰的擴張,也有許多穆斯林居住在印度次大陸,在印度的統治下,他們的存在常被視為一種破壞國內安定的威脅,古吉拉特省的問題正是發源於此。印度民族主義在20世紀初慢慢成型時,某些人偏離了溫和路線,發展出相當激進的態度,
這種觀點當然無法代表所有印度民眾,但也足以成為社會動盪的隱憂;2002年,古吉特拉省發生反穆斯林暴動,使兩千多人不幸喪命,更別提還有人建議過許多非人道、違反人權的反穆斯林政策,例如剝奪穆斯林的投票權、對穆斯林強制去勢。而在此之前,與穆斯林之間的衝突,或是在911事件發生後,偏頗地將印度穆斯林與恐怖組織連結在一起的做法,都為那場暴動提供了可供解釋的歷史脈絡。
而在阿富汗,伊斯蘭與西方世界關係的複雜更是一言難盡。並非所有穆斯林都反對美軍,畢竟後者趕走了塔利班政權,使人們享有更多自由;但阿富汗人也非毫無條件地支持現況。因為無論是美軍或阿富汗新政權,始終無法帶來穩定與和平,在這一點上塔利班政權就顯得相當成功。問題癥結點相當簡單:大半救助經費都在層層承包商與官僚體系中虛耗殆盡,真正有利於阿富汗的部分其實少之又少。再加上美軍執行任務時不帶來的意外傷亡,也就不難理解假使只看到宗教因素,便無法充分解釋阿富汗問題為何遲遲無法落幕。
另一方面,在歷史上曾經無比寬容的伊斯蘭教,因為基本教義派擴張勢力而更加無法容忍異己,即便對象是同為穆斯林同胞。《緊急狀態》告訴我們,於巴基斯坦、帶有濃烈神秘主義色彩的蘇非派,如今也接連遭受極端教義派的攻擊。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蘇菲派在伊斯蘭世界中幾乎不受干擾地活在一個巨大的平行世界裡。
作者納維德不無感嘆地說到,「然而,在二十世紀的百年歷程中,蘇菲派卻不幸成為各種新的基本教義派運動的箭靶。」這些攻擊行動所威脅的,不僅是個人性命與古老聖祠,也是「自己文化的核心」。不過有些攻擊也來自於更為世俗的動機:過去幾十年間,巴基斯坦大權掌握在蘇菲派信徒手中,但他們根本無法推動國家發展。
在2014年左右,於伊拉克迅速崛起的伊斯蘭國,更是近年來極端教義派興起的絕佳代表。不過並非每個穆斯林都認同其理念,一群在過去遭受壓迫的什葉派神職人員,正在伊拉克的城市納傑夫(Najaf)肩負起照顧數萬難民的艱鉅任務,其中也有為數不少的基督徒;不單單因為基督徒同為難民,更在於他們也是伊拉克的一份子。而在更往前線的地方,則有大批信仰伊斯蘭教的庫德族起身對抗,並救助不少遭受迫害的亞茲迪人。伊斯蘭世界曾讓世人讚嘆的包容性,仍存在於許多地方,也包括了戰火不斷的伊拉克。
做為一個新聞報導的結合之作,《緊急狀態》的內容著重在上述地方的立即性問題與實際狀況。這些案例的背景不盡相同,但都有助於我們思考:僅以部分案例或條件來建構「非黑即白」的標準,是否真的合理?就像作者在介紹巴勒斯坦問題時不禁提問,在以色列內部,要求完全佔領當地的極右派其實只能算是少數,但為何仍在相關議題上顯得「如此粗暴」:
在本書所提及的武力衝突、不信任,乃至於大規模屠殺,正是因為先貼上標籤後,再去觀看他者的處境。因此作者納維德諷刺,在人文主義的發源地義大利,居然還有政府高官公開表示拒絕難民,大聲宣示:「我們不能做好人,我們得要使壞。」許多對伊斯蘭教的負面印象,同樣也是如此,忘了在那個世界中,許多人反而是遭受迫害的少數,或是追求民主自由、反對基本教義派,並且珍視與基督徒兄弟之間的友好關係。
要去除這些標籤並不容易,畢竟人類常需要定位他者,才能看清自我樣貌;但至少我們可以試著丟棄明顯帶有仇視、偏見的成分,儘可能地帶著更為平和的態度。如同本書最後引述《古蘭經》告訴讀者:
有些事情是不會自己改變,除非有人去改變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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