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敵人視角」見證鄂圖曼帝國的殞落——專訪尤金．羅根

2016/10/26 張鎮宏

如果能和歷史對話，你會問他什麼問題？圖為加里波里戰役紀念儀式中，英國、澳洲與紐西... — 如果能和歷史對話，你會問他什麼問題？圖為加里波里戰役紀念儀式中，英國、澳洲與紐西蘭的儀隊，正對著昔日的敵人——土耳其的大戰烈士紀念碑——行注目禮。圖／美聯社

如果能和課本對話，你會問他什麼問題？

專訪之前，尤金．羅根（Eugene Rogan）對我來說就是「寫課本的那個名字」。在大學、研究所時代，課程書單裡，總有一本牛津大學出版的《中東國際關係》，其中的第二章——〈現代國家體系在中東的出現〉——就由羅根教授執筆，而這個名字，也在那些趕報告、查作業的夜裡，成為反覆翻閱、核對註腳的熟悉單詞。

任教於著名的區域研究重鎮——牛津大學的聖安東尼學院——羅根在中東研究的領域早已著作等身。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東歷史為研究主題的他，近年來推出的幾本作品，都曾被《經濟學人》選進年度推薦書單；但在華文世界中，甫於10月份出版的《鄂圖曼帝國的殞落：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東》，卻是羅根在台灣書壇的初登板——也因此，人在英國的羅根教授才特別透過網路，與我們進行了這場不那麼典型的新書記者會。

儘管大戰的戰場遍及歐亞非，但過去西方世界對於一戰的著作，仍以歐洲戰場為主視角，偶爾提到其他地區，多習慣由上而下的「高層凝視」（例如著重於英法之間的高層戰略），或過份強調「個人傳奇」（所謂的「阿拉伯的勞倫斯」），但對於「敵人視角」——關於土耳其與阿拉伯的大戰經驗——關注作品卻是相當罕見。因此，《鄂圖曼帝國的殞落》，才會透過大量前線士兵的書信、回憶錄等一手資料，試圖由下而上，補足這段歷史的缺口。

但為什麼選擇這段歷史？為何是鄂圖曼帝國？又為什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儘管大戰的戰場遍及歐亞非，但過去西方世界對於一戰的著作，對於「敵人視角」——關於... — 儘管大戰的戰場遍及歐亞非，但過去西方世界對於一戰的著作，對於「敵人視角」——關於土耳其與阿拉伯的大戰經驗——關注作品卻是相當罕見。圖1915年，駐守於達達尼爾海峽地區的鄂圖曼軍隊。圖／維基共享

▌ 誰是羅根？迷惘與衝動中東研究者之路

20歲時的我從經濟系畢業，本來以為從商就是註定的路——但沒想到後來我成為了歷史學者，鑽進了中東研究。

比起螢幕面前因為緊張而口齒不清的一幫採訪編輯們，反而是羅根教授大方地說著自己「半路出家」的故事。來自於加州的他，10歲開始就因家族經商而定居黎巴嫩，青少年的時光就在有「中東巴黎」之稱的貝魯特長大——直到5年後的1975年，黎巴嫩爆發了內戰。

「衝突剛開始的那陣子，各地只有小規模衝突，因此我們並不特別在意...但之後，戰爭卻開始以貝魯特為中心，從家裡的窗外看出去，生活即成為戰場。」1975年4月，長期因信仰族群來分配政治權力的黎巴嫩發生了內戰，同年年底，貝魯特成為戰場，來自異鄉的羅根一家失去了停留的理由，家族事業也移到了當時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中心開羅。然後再三年，羅根才重回美國。

回到美國的羅根，進到了哥倫比亞大學主修經濟，但在阿拉伯世界度過大半青春期的自己，「回鄉後」與當下的美國確實脫節，雖然進到了頂尖名校、拿到了主流科系的學歷光環，但人生仍是渾噩，「坦白說，我在經濟系的表現並不怎樣，從經濟系畢業，下一步大概就是MBA，接著就是從商，畢竟我整個家族都是商人，我也從沒想過自己會有不一樣的路。」

不過，現已滿頭銀髮的羅根，還是走了不一樣的路，在畢業之後的那個迷惘時間點，他選擇了歷史研究所。即便大學時代從未修過歷史課，羅根卻選擇透過歷史研究，再次與中東世界接觸。羅根表示，自己的中東記憶就像是在腦海中札了根，無論是美好或戰亂，這塊土地上的各種矛盾都吸引著他「再度歸來」。於是，一股衝動就這樣延續了幾十年，而後來我在課本上讀到的那章〈現代國家體系在中東的出現〉——那段19世紀末、20世紀初，鄂圖曼帝國崩解前夕、西方殖民帝國侵入，現代「民族」概念在中東世界的成形過程——也就成了羅根研究的縮影。

而《鄂圖曼帝國的殞落：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東》，則是其中最為戲劇化的轉折片段。

為什麼選擇這段歷史？為何是鄂圖曼帝國？又為什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圖為今日的加里波... — 為什麼選擇這段歷史？為何是鄂圖曼帝國？又為什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圖為今日的加里波里戰爭紀念公園。圖／Shutterstock

那段19世紀末、20世紀初，鄂圖曼帝國崩解前夕、西方殖民帝國侵入，現代「民族」概... — 那段19世紀末、20世紀初，鄂圖曼帝國崩解前夕、西方殖民帝國侵入，現代「民族」概念在中東世界的成形過程——也就成了羅根研究的縮影。圖為1915年，加里波里壕溝中的鄂圖曼士兵。圖／美聯社

▌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東方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在塞拉耶佛訪查時，遭到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刺殺，並在一個月後正式引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長達四年慘烈血戰，戰場遍及歐亞非三塊大陸，死於戰爭者更超過了一千六百萬人。

直到戰後百年的現在，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討論熱潮，都未在西方消退。以羅根所在的英國為例，近半數的民眾曾聽聞親屬參與一戰的故事，每年的國殤紀念日前後，英國街頭、名人、甚至體育活動，人人都會在身上別一朵紀念的虞美人花；然而這樣的儀式，紀念的印象卻多集中在西線戰場——在世界大戰的彼端，協約國部隊與鄂圖曼在中東地區的他方戰爭，卻都是次要且遙遠。

1914年的鄂圖曼帝國，雖然一度尋求加入協約國陣營，但英法兩國政府卻拒絕承諾伊斯坦堡「免於俄國侵略」的庇護；甚至在英國宣戰的兩天之前，時任海軍大臣，同時也是日後二戰名首相邱吉爾，更逕自下令皇家海軍，「沒收」了兩艘鄂圖曼帝國重金訂購的無畏艦，逼得鄂圖曼帝國投向了同盟國的懷抱，並在德軍的要求下，由哈里發發動了聖戰（ Jihad），企圖號召全球穆斯林，於東方戰線與協約國部隊兵戎相見。

德皇麾下的一批東方學者，不斷強調鄂圖曼帝國在伊斯蘭世界的『領導地位』，他們始終相信位在伊斯坦堡的哈里發，只要登高一呼號召聖戰，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會響應；而這樣的期待，同時也是英國與法國貫穿大戰的最深恐懼。

羅根表示，當時西方對於穆斯林的聖戰想像是「狂熱」的，無論是柏林、莫斯科、巴黎或是倫敦，各國都認為聖戰將席捲伊斯蘭世界：協約國從南亞、北非所徵召而來的穆斯林部隊將會因哈里發的呼喚而倒戈；提供戰時後勤的殖民地，其境內一億四千萬名穆斯林也將出現叛亂，逼迫協約國土崩瓦解。

但這都只是西方世界一廂情願的想像。

▌ 聖戰！聖戰？

現實中，當鄂圖曼帝國於1914年11月14日發佈聖戰後，穆斯林世界的反應首先是「錯愕」，但這種驚奇並未響應成激情，在北非、埃及，日常的生活幾乎照舊；南亞地區的伊斯蘭學者甚至發佈譴責聲明，指責鄂圖曼的蘇丹「操弄聖戰的符號」；而西線戰場上，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士兵、英國的印度軍團，也都沒有出現同盟國期待的投降或叛變風潮——甚至在德國戰俘營裡的穆斯林士兵，也都對加入鄂圖曼的聖戰大旗興趣缺缺。

這是怎麼一回事？如果穆斯林世界當真毫無反應，鄂圖曼帝國的聖戰號召除了尷尬之外，又還有什麼意義呢？

鄂圖曼蘇丹的聖戰號召，在信仰情感上並未打動遠離伊斯坦堡的穆斯林，但這並不代表這次的『聖戰』口號盡是徒勞，至少對於土耳其人來說不是這樣。

羅根教授表示，根據前線士兵的第一手記錄，聖戰的概念在戰場上確實成為鄂圖曼軍人凝聚部隊士氣的重要號召，前線的指揮官亦將「衛國義舉」與聖戰的概念相互結合，並以此取得指揮士兵赴死、徵調百姓人物力的命令正當性。但相對的，在帝國的邊陲貝督因部落和阿拉伯人，並沒有與土耳其士兵一樣的認同情感，聖戰的號召也就變得虛薄無力。

「即便是後來推翻鄂圖曼、建立現代土耳其的凱末爾，也曾借用過聖戰號召所帶來的認同凝聚力。」羅根教授指出，在大戰之前就已經接受世俗主義理念的凱末爾，雖然在建立共和後確定了土耳其「政教分離」的世俗政治傳統，但在大戰期間、以及戰後對抗協約國佔領軍分割土耳其時作戰中，凱末爾都曾多次「妥協」地借用聖戰口號來鼓舞土耳其軍隊的士氣，而這樣的曖昧關係一直延續到了1920年代，直到土耳其共和國的政局穩定之後，凱末爾才敢公開地推出「世俗主義」的政壇鐵律。

▌ 狂熱信仰？誤解與恐懼的自我循環

但即便如此，西方國家對於聖戰概念的恐懼還是依舊。在大戰期間，協約國始終將鄂圖曼視為最弱的一環，但卻又擔心鄂圖曼的聖戰號召會誘發穆斯林的反叛，因此在大戰初期，英國與法國才會在西線吃緊的同時，拼了命地把一批批的年輕士兵送進苦戰泥淖的達達尼爾戰役，以期待能一次「了結」鄂圖曼。

在戰場上失利、吃到苦頭之後，英國與法國反而更加擔心。這些決策者認為，那怕是任一次失利，都有可能成為鄂圖曼的『聖戰宣傳』而引發殖民地叛變——但他們越是擔心，對中東戰場的涉入就越深，遭遇失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然後協約國隊於聖戰的焦慮就越深，中東戰事也就從次要的目的，變得越來越『輸不起』...。

輸不起的恐懼，讓英法對於中東難以自拔，但對中東戰線大舉投資之際，國內的政治壓力亦促成了帝國決策者將中東視為「必要的戰利品」，各種秘密條約、分割條款因此因應而生。讓戰後的勢力分割，埋下了當今中東複雜的族群組成與彼此間糾結的衝突種子。

羅根教授認為，聖戰的號召對於一戰中的中東，雖然並未有立竿見影的決定性效果，但在戰爭中這些口號與概念，卻矛盾地助長了民族主義的興起——原本所有穆斯林都該團結在伊斯蘭共同社群（ummah）的庇蔭下，但彼此對戰爭所採取的對立立場，也讓族群之間的差異性迅速擴大。

在區分他者的過程中，土耳其本土的認同武裝也走入極端，並演變為嚴重的排他情緒，促使鄂圖曼政府發動了堪稱「20世紀第一場種族滅絕」的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在鄂圖曼帝國核心本土之外的敘利亞、兩河流域與阿拉伯半島等地，一戰的內外局勢，也加速了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覺醒。

「在戰場上失利、吃到苦頭之後，英國與法國反而更加擔心。這些決策者認為，那怕是任一... — 「在戰場上失利、吃到苦頭之後，英國與法國反而更加擔心。這些決策者認為，那怕是任一次失利，都有可能成為鄂圖曼的『聖戰宣傳』而引發殖民地叛變...。」圖為大戰中的鄂圖曼部隊。圖／美聯社

在區分他者的過程中，土耳其本土的認同武裝也走入極端，並演變為嚴重的排他情緒，促使... — 在區分他者的過程中，土耳其本土的認同武裝也走入極端，並演變為嚴重的排他情緒，促使鄂圖曼政府發動了堪稱「20世紀第一場種族滅絕」的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圖為1915年，Sheyxalan（現在的亞美尼亞境內）村中，遭到屠殺的亞美尼亞人骸骨。圖／法新社

▌ 阿拉伯的勞倫斯、沙漠女王：他們不都來自牛津？

至今，仍有土耳其人無法原諒阿拉伯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背叛』。

羅根教授所指的，是大戰進入中期後，於阿拉伯半島爆發的「阿拉伯大起義」。當時的聖城管理者——麥加謝里夫胡笙（Sharif Husayn，1854-1931）——在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支持下，與英國秘密結盟，在阿拉伯半島、兩河流域與大敘利亞地區揭起了反對鄂圖曼的大旗。

這段部族起義的故事，後來透過彼得．奧圖的名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而知名至今，而當時協助阿拉伯人的起義的英國軍官T. E. 勞倫斯（T. E. Lawrence，1888-1935）也因此城為了浪漫的西方英雄。

在這段期間裡，英國透過模糊的約定（胡笙－麥克馬洪通訊）與阿拉伯部族簽訂了「建國盟約」，但另一手卻又和法國確立了勢力劃分、瓜分鄂圖曼領土的《賽克斯－皮科協定》，戰後的巴黎和會中，又以「託管國」的設立，亦拖延了阿拉伯人的獨立要求，種種作法也被認為是不顧民族意願，並成為如今中東亂局之所以無法收拾的惡因之一。

當時的阿拉伯世界，仍有不少「西方志士」致力於協助阿拉伯人的獨立大業，例如被浪漫化的勞倫斯、或者是深受伊拉克國王費瑟（King Faisal I of Iraq）信賴的「沙漠女王」戈楚．貝爾（Gertrude Bell，1868-1926）。

當時的阿拉伯世界，仍有不少「西方志士」致力於協助阿拉伯人的獨立大業，例如「阿拉伯... — 當時的阿拉伯世界，仍有不少「西方志士」致力於協助阿拉伯人的獨立大業，例如「阿拉伯的勞倫斯」（左），或者是「沙漠女王」戈楚．貝爾（右）。圖／維基共享

而與羅根教授或也有些淵源，勞倫斯與戈楚．貝爾都來自於牛津大學，兩人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在西方世界中就算不是傳奇、也是一代的「中東通」。但為何這些「有識之士」無力影響英國政府的錯誤決策或刻板印象？在這段形塑現代中東國家系統的過程中，這些來自西方的東方學者，又扮演著怎樣的歷史定位？

「勞倫斯與戈楚．貝爾確實是兩個經典角色，但我會試著盡量回答你這個『特別』的問題。」搔了搔頭的羅根教授向我們解釋。

「勞倫斯確實來自於牛津大學，但他並不是正統的東方學學者，他與中東之間的羈絆來自於勞倫斯自己對於考古學的興趣，包括阿拉伯語與歷史文化，都是他在中東歷練後自修而來，因此他對於阿拉伯世界的認知充滿著個人的經驗與情感。」

「但戈楚則是另一種狀況，她在牛津時就以東方研究聞名。精通阿拉伯語、波斯語和土耳其的她，對於中東各地部族歷史與政治風俗的研究，對於英國學界的影響相當巨大，甚至到了今天，戈楚所留下來的研究資料仍是史界重要的權威參考。」

但羅根教授話鋒一轉，正色地對我們說道：

但無論是勞倫斯或是戈楚．貝爾，兩人都是為大英帝國服務。

他認為，或是目的或是現實，這些東方研究者都不可能違反帝國政府的利益，而僅能為其政策與意志服務，而這樣的相互配合，也才是這兩位「傳奇」之所以來到阿拉伯世界、並留下歷史定位的理由——儘管這樣的現實，遠不如彼得．奧圖的演技一般浪漫。

▌百年後的中東：困局真的無解？

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距今已過百年，但從國界與族群劃分，到帝國主義角色的更迭與介入，這場大戰所遺留下來的後遺症，至今在中東仍清晰可見，這也讓《鄂圖曼帝國的殞落》再重現歷史之餘，更添增不少「警世」的氣息。

譬如說對於聖戰一詞的誇大恐懼，在百年之後，我們也依稀能透過美國的川普、法國的勒龐、或者是其他政治人物的口沫橫飛中，看見戰時協約國政府高層的虛妄與不安。

在百年前時，穆斯林世界無法體會鄂圖曼聖戰呼喚的「迫切感」；但接下來的百年，取代鄂圖曼位置的西方帝國，卻不斷經由直接或間接的統治，「製造」出各種怨懟的記憶，並迫使部分極端者得以透過信仰號召為包裝載具，將人們的憤怒集中為失控的暴力，而無奈地完遂了西方對於穆斯林恐懼想像的自我預言應證。

羅根表示，在《鄂圖曼帝國的殞落》之後，自己手邊也同時進行著兩個計畫：一部是年初過世的伊拉克建築大師札哈．哈蒂（Zaha Hadid，1950-2016）的傳記，另一部則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專業——1860年黎巴嫩山－大馬士革騷亂裡，大馬士革基督徒區在遭遇屠城之後的重建故事。

1860年黎巴嫩山－大馬士革騷亂裡，大馬士革基督徒區在遭遇屠城之後的重建故事。圖... — 1860年黎巴嫩山－大馬士革騷亂裡，大馬士革基督徒區在遭遇屠城之後的重建故事。圖為比利時畫家Jean Baptiste Huysmans所留下的畫作，記載著曾經因反法而流亡敘利亞的阿爾及利亞英雄阿卜杜．卡迪爾（Abdelkader El Djezairi，圖中白袍蓄鬍者），在1860年大馬士革暴亂中，解救城中基督徒的故事。圖／維基共享

在19世紀中期，鄂圖曼帝國對外不僅屢遭歐洲列強擊敗，對內的族群政治也遭到列強強力干涉，以俄羅斯與法國為主的歐陸帝國，屢次藉由「保護東正教徒」、「維持基督教信仰為由」，向鄂圖曼境內的少數民族提供「特殊保護」，並以之為買辦窗口，在巴爾幹半島、地中海東岸打通勢力範圍。

但到了1856年間，為了避免法國再次藉故介入內政，鄂圖曼政府遂與黎巴嫩山區的馬龍派基督教徒達成改革協議，除了免除基督徒原本該付給穆斯林政府的宗教稅，原本為了保護穆斯林商人與地主的各種特權，也自此下放給馬龍基督徒社群——但此舉卻引發了非基督徒社群的不滿，雙方自此摩擦不斷，黎巴嫩地區的基督徒與德魯茲派穆斯林更在1860年間爆發流血衝突，騷亂氣氛更在1860年7月10日延燒到了敘利亞的大馬士革。

當時在鄂圖曼政府從中鼓動下，大批穆斯林暴民闖進了市中心的基督徒區，並在連夜燒殺擄掠之後，屠殺了五千多名——約莫是原本總數四分之一——基督徒。這樣的暴行震撼了世界，並提供法國國王拿破崙三世絕佳的介入機會，並藉著「人道救援」的名義向敘利亞進軍，而緊張的鄂圖曼政府這才緊急派出高級官員，盡一切手段安撫大馬士革城內的族群秩序，並與外交手段結合，在最後關頭重建了混亂的都市、讓失去留駐藉口的法國大軍悻悻然地班師離去。

「我希望透過對於1860年騷亂的敘事重建，還原在最混亂的局勢裡，各派族群間仍有互助、甚至重拾基本互信的可能，並期待這樣的歷史，能提供如今的敘利亞另一種可能的和解想像。」羅根表示，作為歷史學者，能透過疏理研究，還原大批資料中所呈現的一方真實，是自己的堅持、責任，亦是樂趣。在《鄂圖曼帝國的殞落》一書或其他先前的研究裡，他也曾多次於講座上遭逢土耳其讀者對於其「亞美尼亞種族滅絕」敘述的譴責：

我也曾經在土耳其的巡迴講座上，被聽眾指著鼻子大罵：『我花錢買你的書，結果你竟寫一些亞美尼亞的謊話、廢文！』

這樣的場景當下或許有些尷尬，但這名讀者之外，羅根也發現土耳其的聽眾對於這段灰色的歷史，自省空間與對討論的接受度，其實遠比外界想像得高。這樣的現象，或也應證了他對於「補足視角」的努力，並期待在盡研究者的本份之餘，過去歷史的盲點與自我預示的恐懼迴圈，能經由彼此理解來突破「中東困局就是無解」的消極詛咒。

儘管路還看不到盡頭，但經由彼此理解，仍有可能突破「中東困局就是無解」的消極詛咒。... — 儘管路還看不到盡頭，但經由彼此理解，仍有可能突破「中東困局就是無解」的消極詛咒。圖／歐新社

《鄂圖曼帝國的殞落：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東》

作者：尤金．羅根（Eugene Rogan）

出版社：貓頭鷹

出版日期：2016/10/06

內容簡介：一百年前，位居歐亞非交界的鄂圖曼是個衰弱的大帝國，既面臨英法德俄各國的覬覦，多種族、多宗教的結構也使得帝國內部紛爭不斷。廣大領土且與多國為鄰，使得她在一戰中戰火四起。原以為是個會被輕易打敗的舊帝國，無人料想得到，她的參戰反倒使一戰無限期延長，讓歐洲戰爭搖身一變成為一場世界大戰，當「西線無戰事」時，東線戰局正如火如荼的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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