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法老活到今日:埃及,文化遺產的保存政治
「La'a shukran」是每個來到埃及的觀光客,無可避免、必須學會的第一句阿拉伯語。我們不斷覆誦,直到唸著聽著都像咒語,但它的意思其實是:「不了,謝謝你。」
如同法老墓穴壁上的「大門之書」(Book of Gates)與象形文字,保佑亡者在陰間的旅途不致受惑,「La'a shukran」則幫助觀光客對付每一個前仆後繼湧上來的車伕、掮客或小販,回應他們虛實難辨的噓寒與詢問,婉拒他們想從觀光客身上榨取金錢的意圖。作為觀光產業的鼻祖,埃及人從希臘羅馬時代開始就在從事這行檔了。
大門之書有沒有用,生者如我不得而知,但顯然「La'a shukran」這句咒語不太有效。你的禮貌回絕,換不到他們的對等尊重;生活的重擔,加上近年觀光客因為政治動盪而裹足不來,使得他們只能死命糾纏。
直到我們在盧克索搭上渡輪、來到尼羅河西岸,遇上Ahmed與他便宜得驚人的木屋旅店,我們總算覺得在他河畔的小天地裏,咒語可以稍歇。Ahmed親切誠懇,不強行推銷包車、遊船、熱氣球等一切他可以抽取酬庸的行程,是埃及難得了解西方背包客心理的埃及商人。
Ahmed的旅店同樣慘澹。就算今日在埃及幾乎看不見四年前革命的痕跡,但革命遺留的痛苦至今仍停留在他的損益平衡表上。在旅店空蕩蕩的庭院裡,Ahmed告訴我們,現在一個月大約只會有兩三組客人。訪客留言本裏寥寥的字句,彼此間隔久遠;留白太久,留言本最後只好挪用成爲小女兒的塗鴉本。
為了周轉,我連電腦都變賣掉了。
在這裡,每九個埃及人,就有一個人得靠觀光客吃飯。除了統計數字,觀光業對埃及的重要性,從埃及的紙鈔或許也能略窺一二。埃及鎊不論面額,套路一律是:一面印著外國人無法識讀的阿拉伯文與阿拉伯式數字,搭配伊斯蘭風格的紋飾與知名的清真寺圖樣,更接近埃及本地人的日常生活;另一面則是英文字樣與世界通用的印度——阿拉伯數字,彷彿專為外國人設計,還搭配古埃及文明符號,諸如人面獅身像或法老像,承載的是外國觀光客通常更感興趣的那個「埃及」。
最有趣的是有些面額上的「Central Bank of Egypt」(埃及中央銀行)英文字樣,使用了阿拉伯文的連體書寫方式,活像那些在西方的中東餐廳,為了增加異國風味、藉以攬客所使用的招牌字體,是埃及人回收了西方人的東方主義之後再挪為己用。觀光業作為埃及經濟的支柱,連鈔票都在助一臂之力:觀光客的那一面,在持續週轉著埃及人的這一面。
時至今日,埃及各地仍有不少神廟,在如火如荼地趕工修復或「新建」。遊客若相隔十年重遊舊地,除了感嘆人世流轉的無常,在千年時光洪流前顯得多麼無足輕重,可能還會驚詫於這些舊地,竟又多了幾處遺址和神廟,以及幾處需要購買門票的「考古遊樂園」。
於是我想起同樣靠著考古遺址賺進觀光外匯的秘魯。有些考古學家計算出當年建造馬丘比丘的工程花費,換算成今天的幣值猶如天文數字,顯然當年公共營造並沒有財務評估這個步驟,更沒有使用年限與折舊攤提這些概念。但那些所費不貲、仰賴集中式王權與強迫勞役蓋出來的東西,不論用現代的眼光看有多麼不符經濟效益,今天卻成為製造無限觀光產值的機器;而將它們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又等同進一步將這些「廢墟建築」的使用年限延伸至無限長。
一反「文化遺產」、「考古遺跡」給人的古老印象,這些詞彙與概念,實際上是「現代性」的副產品,因而再「現代」不過。一方面,古蹟和文化遺產,是民族國家用以建構國族認同的文化工具;另一方面,古蹟又是觀光客的首要目標之一。而民族國家與文化旅遊業,恰恰都是現代性衍生的產物。
因此,關於埃及文明遺址,觀光客最常會有的誤解是:這些遺跡是「原狀」,或者至少是「真品」,其中牽涉的「保存」想像,是極為靜態的。但無論埃及的氣候環境如何乾燥,這些遺跡都沒有可能維持原貌;數千年來,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以及成千上萬的觀光客,都在這些遺跡上留下印記。羅馬遊客在牆上塗鴉;基督徒將代表異教的希臘神祇頭像和壁畫塗抹銷毀,甚至在墓穴和神殿裏建修道院;穆斯林在盧克索神廟上方嵌入的清真寺,今天都還聳立著。
我們在盧克索時,當地政府正在將從「盧克索神廟」到「卡爾納克神廟」之間的民居聚落通通剷平,只為了將法老時代的人面獅身軸線重現天日。然而,為什麼是古埃及的都市軸線被選擇性的「保存」,而不是那些在穆巴拉克統治之下,因應公共服務匱乏而有機生長的民居聚落呢?承載庶民生活記憶的民居、肌理與內涵豐富的聚落模式,難道沒有「文史價值」?
於是文化遺產的「保存」,就不只是古蹟修復與考古的工作,它還牽涉學術角力、價值審美、融資偏好,因而是極度政治化的過程。西方直到現在都還流傳著一個讓人津津樂道的故事:當年考古學家為了獲得考古經費,還得將木乃伊運回歐洲,供出資的富人在派對最後製造高潮。
歸根結柢,西方文明與埃及接觸較早、牽連頗深,而法老、金字塔作為帶有神秘色彩、或者奢華王權意象的的異國符號,其由來已久;近代挾帶優勢文化資本的西方,憑藉著電影、文學的推波助瀾,使得古埃及的文化符號在全世界都擁有極高的辨識度。因此,對於我這種在消費性符號社會中長大的台灣人來說,初次見到吉薩金字塔和人面獅身像時,不只覺得沒有想像中宏偉,甚至覺得這些「真品」,反而更像是某些賭場或酒店的贗品。
由此,除了觀光收益的務實考量,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值得反省:如果對於「歷史保存」的想像,只剩下單一向度或面貌,這樣的歷史(history)保存,是否成為另一種暴力,抹除了複數歷史(histories)?尤其是埃及這樣一個,在西方優勢語境中,擁有豐厚歷史資產與文化資本的國家。
作為一個「繼承」知名古文明的現代國家,埃及最不缺的就是古蹟和文物:開羅的埃及博物館名聞遐邇,展覽設計卻老派得理直氣壯,不少「沒那麼重要」的藏品,像白菜蘿蔔一樣堆在地上。對這樣一個早就已經在靠歷史文化賺錢的國家來說,所有偏離主流敘事的「文化遺產」,在神廟、金字塔一旁,都顯得微不足道。
由此我們還可以看出,任何對文化或歷史「保存」的意圖,都不是單純地「為保存而保存」而已。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政權,為了重新連結羅馬帝國的榮耀,曾在全國各地開挖古羅馬的遺跡;埃及政府為了觀光收益而積極「保存」文化遺產,甚至在革命期間,都有公民自發地保護埃及博物館。回看台灣,《文化資產保存法》的訂立,是以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國民黨政權面臨統治正當性作為背景脈絡的;首批被指定的一級古蹟,都與強化「台灣與中國的文化連結」這個敘事有關。
終究,在看待貌似「政治中性」、總被與「挖掘歷史真實」聯想在一起的考古學與文化資產保存時,我們必須認清背後的政治目的或經濟價值。也就是說,「歷史意義」與「歷史價值」,終究是個「社會建構」,距離「權力運作」,恐怕比距離「歷史真實」還要近得多。
不過,多數觀光客與埃及人民,大概仍無暇關切這些牽扯傳統與記憶的保存政治;眼下的安全威脅,大概是更現世、更切身的政治課題。2011年埃及發生革命、穆巴拉克政權被顛覆推翻,動盪局勢讓當年的觀光產值旋即少了五分之一。
隔年,稍帶猶疑的觀光客好不容易開始重返埃及,無奈革命之後依循民主制度上台的穆爾西(Mohamed Morsi),卻意圖擴張權力、獨攬大權,像穆巴拉克一樣想當個現世法老,背後反映的是政權更迭初期,埃及仍不穩固的權力平衡與治理結構。2012年底開始,支持與反對穆爾西的群眾,在全國各地持續了超過半年的對峙與衝突。埃及的觀光產業,也跟著陷入更低迷的絕境。
2015年,我們初抵埃及,聽聞連結首都開羅和北方大城亞歷山大港的鐵路,每個禮拜都至少會發生一次火車爆炸事件;硬著頭皮上了車,卻發現整節車廂的乘客都一派輕鬆,只有我們緊張兮兮。
有天回到在開羅留宿的旅館,上網看了新聞,才知道旅館樓下的街區在我們外出的時間裏遭受炸彈攻擊,導致一名路人喪命,我們卻渾然不覺;現場清理之後,逛街的人潮依舊,彷彿爆炸不曾發生,連旅店的老闆似乎都不覺得這有什麼值得提起。
這些對我們來說,原本只存在新聞畫面之中的暴力與威脅,在埃及卻已是日常的一部份。我們投宿的廉價旅館原本由日本人經營;政變之後苦撐了數年,等不到觀光客回頭,只好將旅社脫手轉讓給了埃及人。旅社現在將目標客群移轉到了逐漸增多的中國背包客身上。2014年,一共有大約64,000名中國遊客到訪;2015年,這個數字翻了一番。
我們在埃及的公路上,遇到不少中國背包客,有些還是騎著自行車橫越亞洲大陸的「窮遊者」。對於幾乎不論去哪,都需要經歷繁瑣簽證手續的中國人來說,多數人走的「壯遊」路線,都是被簽證政策給「擠壓」出來的一條狹窄走廊:從簽證較容易取得的尼泊爾、印度開始,飛越阿拉伯海之後,再沿著東非大裂谷南下;提供落地簽的埃及,是這條路線上必經的節點。
回到台灣後,每次讀到關於埃及在後革命時代的報導,我總會回想起我們在盧克索遇上的Ahmed。當時,我們決定在Ahmed家多住一晚,還一起在除夕時圍爐。
像一般埃及女性一樣,Ahmed家的女主人不曾真的和我們對話,總在廚房、起居室裡忙這忙那;我們甚至連她的名字,都沒有機會知道。但她還是為我們悉心準備了年夜飯,一大鍋的燉魚,配上白飯,我們顧不得吃相,連手指上的湯液都想舔個乾淨。但我們轉念一想,猜測Ahmed的孩子們,大概只有客人上門點餐時,才有機會吃上一頓好的,就留了幾條魚給孩子。
年夜飯畢,我們自製了三個紅包袋,將零錢放在裏頭分送給Ahmed的三個孩子。我們不只想要表達我們的棉薄善意,同時也要感謝他讓我們暫時不用誦唸「La'a shukran」。
離開前一晚,Ahmed面色凝重地找我商談。他說我們前一晚圍爐給他的錢太少,我們也沒有透過他訂旅遊行程,希望我們再多給他些錢。我們覺得不妥,畢竟付錢時他並沒有提出異議,但無論如何,我們在Ahmed家令人安心放鬆的堡壘已經潰倒。
隔天一早我們離開旅店,Ahmed氣喘吁吁地追上,威脅著我們索要五十埃及鎊。我們和緩地與他解釋我們不願意給的原因,他來不及聽完,就揮手將我手上掛著的塑膠袋扯在地上,掉頭離去,一邊走著,嘴裏還不斷氣憤地咒唸著。
我們有些氣餒,卻無法怪罪Ahmed。和那些游刃有餘的西方遊客比起來,貧窮線迫在眼前的人實在沒有理由優雅。
旅行時,我們嘴邊常常掛著「背包客旅遊責任」——選購當地品牌,不在跨國的連鎖店或外國人的商店裏消費;但坐船回到盧克索東岸後,我們卻逕直走向澳洲人開的青年旅館。那裏親切、無需討價還價,也沒有用意不單純的過份關心。如果來回講價、買賣者在各自的需求線和供給線上試探交會點,是「原始」的、前現代的市場經濟,那麼明碼實價、沒有不確定性的交易,無疑是習慣「超市式經濟」的我們,這時候迫切需要的。
古埃及的法老們為了在死後獲得永生,將自己的軀體製成了木乃伊;今日看起來,法老們的確依舊活著,並且仍在為他們已經改宗了的後代,招來滾滾財富。但終究,古文明動輒「西元前」的歷史感,會被當代的歷史稀釋或挪用,不再絕對地厚重和凝滯,因而註定得跟上現世脈動。在埃及,那些脈動或許是貨幣經濟的週轉與困頓,又或許是廣場上的人民與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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