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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中的日本新聞 II:陣亡於戰爭的報導風骨

2015/10/17 阿潑

侵華戰爭為日本的大型報業,帶來超乎預期的利益(圖為《朝日畫報》在1937年出版的...
侵華戰爭為日本的大型報業,帶來超乎預期的利益(圖為《朝日畫報》在1937年出版的中國戰場特輯封面)。 圖/維基共享

雖然媒體號稱是「第四權」,但若與當權者發生衝突時,編輯方針與報社經營便容易產生矛盾——最後,屈服的卻總是編輯原則;這種狀況,即至今日都沒有改變,遑論戰時。

當二二六、五一五等幾起政治事變剛發生時,日本全國性媒體幾乎都是立即妥協,但仍有一些地方性新聞在亂局中仍堅持著風骨,例如九州的《福岡日日新聞》(現在的《西日本新聞》),在五一五事件後,就進行猛烈地批判。

總是穿著一身武士短衣的菊竹六鼓(1880-1937),以硬頸的風骨著名。 圖/維...
總是穿著一身武士短衣的菊竹六鼓(1880-1937),以硬頸的風骨著名。 圖/維基共享

當時,《朝日新聞》與《每日新聞》的發行量約有200萬份,僅發行17萬份的《福岡日日新聞》根本難以匹敵。儘管如此,報社主事者菊竹六鼓(淳)卻堅持以一當百,「應該說的時候說,應該寫的時候寫」。

被稱為「一個偉大的瘸子」的菊竹六鼓,兩歲時左腳受傷,儘管經歷多次手術,還是未能復原。但身體上的障礙,也阻止不了他踏上新聞工作的路,菊竹總說:「你們可以同情我,但我不要你們的憐憫。」菊竹這股風骨底氣歸因於清貧,「新聞記者以清貧為榮」、「新聞記者必須比裁判官還清白」,他總是拒絕宴請,對朋友的不正也毫不留情。這種嚴以律己的態度也影響了《福岡日日新聞》的編輯經營,他刪除賽馬結果報導、不增加廣告篇幅,方方面面都展現出硬派的媒體風骨,報社上下無不對他尊敬有加。

菊竹六鼓並非石橋湛山那樣的自由主義者,在九一八事件時也支持過滿蒙權益論。但作為媒體人,他所遵守記者的分寸與原則卻不容妥協。菊竹常說:

絕對不能在新聞報導上作假,只要報導一作假,讀者就會信以為真,影響很大。

五一五事件發生時,首相犬養毅被擊斃,當各家媒體鄉愿妥協時,只有菊竹六鼓的一支健筆不亢不懼。當時擔任編輯部主任的他只下了這樣一道命令:

如同過往那樣做新聞。

他立刻寫了評論,而編輯部部長上野台次讀了文章後很是感動,便對菊竹說:「我認為現在國民完全無法做出正義或邪惡的判斷,我們應該盡快向他們展示正確的結論,這評論應該刊登在晚報上。」在這之前,當時的《福岡日日新聞》晚報從未刊登過社論。

▎媒體出賣自己的靈魂

菊竹六鼓不僅對五一五事件感到憤怒,對其他媒體的沉默更是不滿。當《每日新聞》社長提出「報紙就是商品」的言論時,菊竹便批判他們失去了作為言論機關的本分,出賣自己的靈魂;但這樣的堅持,也引來右翼與軍部狂肆的威脅,甚至傳言軍方要在報社上頭丟炸彈。

周遭的人擔心步行上班的菊竹會發生危險,請他搭車,他也拒絕了。菊竹認為保護言論的責任必須拿這條命來拼搏,「這涉及日本存亡的問題。」在他寫給長女的信中提到:

我本來打算把這次機會當做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任務完成,遺憾的是,到處都是禁令,根本不能盡情寫作。我雖然可以為國捐軀,但如果連報紙都被扣押的話,想說的話就沒辦法說了,所以我只能適可而止,盡管如此,我仍做了一些該做的事,並對此感到安心。

桐生悠悠(1873-1941)的評論集,在他過世之後被整裡成冊《畜生道の地球》。...
桐生悠悠(1873-1941)的評論集,在他過世之後被整裡成冊《畜生道の地球》。 圖擷自Amazon.co.jp

冒著危險、堅持媒體姿態的不僅只有菊竹六鼓,長野縣《信濃每日新聞》主筆桐生悠悠也維持著媒體人該有的批判姿態。但桐生悠悠在報社撰寫社論期間,卻激怒政府。法務大臣小山松吉在內閣會議上便說:「最近社會的不安,就是報紙不照規矩寫作。」最後,在報社壓力之下,桐生也慘被逼退。

桐生意識到在這種時代,報導自由的責任不能依靠組織,只能靠個人戰鬥,於是自辦《他山之石》雜誌,計畫堅持到筆被折斷、彈盡糧絕之時。然而,太平洋戰爭開打前,桐生卻因病倒下,僅留下壯烈的遺言:「我要離開這個畜生當道的世界。」

對媒體的壓制與記者迨職的景況,《國民新聞》社會委員長谷川光太郎便著文表示:「五一五事件以來,我們一直都處在不能直率表達自己的境況中。沒有誰的力量壓制,也沒有人罵我們寫的東西不合時宜,但總覺得已經逼到我嚴格自我約束、顧慮重重的地步。」

1933年版的《日本新聞年鑒》也有主旨類似的文章:「昭和七年的新聞界試圖與國民並肩作戰,齊心協力度過這個非常時期......;昭和八年的言論界毫無生氣,保持著奇怪的沉默......是半死不活的言論界。」

很多文章提及這背後有很多令社會不安的力量威脅著,但沒有人敢把原因寫出來。前坂俊之直言,九一八之後,報社全面支持軍部對外的強硬言論,並在「非常時期」全力協助國家的各種措舉;又因為報社支持了軍部的獨斷專行,軍部也就得到國民支持,勢力擴大後,便轉而對媒體進行恐嚇,形成惡性循環。

往後幾年,軍部變本加厲,利用媒體放出「國難」消息煽動人民,繼續壯大自己。

五一五事件時,日本媒體尚能堅持抵抗的聲音,但到了4年後的二二六事件,衰弱的媒體言論卻已毫無反抗之力。因此,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後,日本政府將媒體代表召集起來,要求他們「必須」配合政府,於是各方媒體出現一致的言論和態度,推行「暴支膺懲」運動(討伐暴力中國)。

為了更加勒緊媒體言論,軍部又在原本的《報紙法》上,多增列幾條受軍方控制的法規,讓軍方能直接對報紙下禁令。《日本新聞年鑒》記載:「以言論自由為傳統的《朝日新聞》已成為了最熱烈的日本主義鼓吹者,其他的報紙更不用說了,因此,報紙對國家輿論的統一強化,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

媒體不只迎合軍部,也煽動人民,例如軍歌的流行就是起因於新聞的炒作。此刻的媒體,不僅動員國民、弘揚戰爭,他們還投入了戰爭新聞競賽。大型媒體靠飛機報導與傳送稿件,關注戰爭的民眾人人讀報,一時發行量大增;相對之下,缺乏資源的地方媒體則陷入困境。

日本媒體出現一致的言論和態度,推行「暴支膺懲」運動(討伐暴力中國)。 圖/維基共...
日本媒體出現一致的言論和態度,推行「暴支膺懲」運動(討伐暴力中國)。 圖/維基共享

▎報紙因戰爭得到發展?

除了軍部威脅外,為何媒體甘願投入煽動戰爭的報導?處於競爭關係的媒體,又為何立場一致,不做區別?答案似乎非常簡單:「戰爭是賣新聞最好的機會。」

「戰爭是擴大發行量的機會。」前坂俊之評論道;在沒有電視的時代,《朝日新聞》和《每日新聞》兩大報都運用壓倒性的資本,派出相當多的特派員到戰場,詳細報導作戰情形,大大擴張了發行量。

如今與《朝日新聞》、《每日新聞》並列日本三大報的《讀賣新聞》也是在九一八事件後崛起的。本來快面臨倒閉的《讀賣》,在社長正力松太郎的指揮下,以九一八事件為契機,賭上報社命運發行晚報,並一舉成功,奠定了今日的權威地位。

《朝日新聞》主筆緒方竹虎在回憶錄中提到:

每一次禁止發行將造成數萬日圓的損失。而且與美國不同的是,我們對暴力的反抗性實在太弱了,狡猾的暴力集團抓住報社的弱點,知道報紙需要廣告,便恐嚇廣告商,命他們將廣告撤出。廣告主當然很怕麻煩,而報社也就受到牽連了。主要幹部沒有辦法,只好都妥協。

侵華戰爭對這些大報帶來超乎預期的利益。儘管在戰爭時期,資源有限、印刷用紙不足、物資也飛漲,讓報紙不得不也連帶漲價,發行量隨之減少。但侵華戰爭爆發後,減少的發行數短短一個月又漲回來,一直到年末,出現了每天天一亮,發行份數又增加的盛況。發行量增加,廣告也跟著增長,在各產業面臨戰爭困境時,報業的利潤反倒逆風高飛——即便這波戰爭財的熱潮,僅有大媒體獲益。

不過用紙不足,還是影響了報媒。隨著戰爭長期化,任何物資都以戰時經濟強化的目的被統制。1938年四月,《國家總動員法》公布, 新聞限制再加一層,其後印刷報紙用紙限制令也跟著被提出,「用紙限制」便也成為政府控制言論的手段。之後,《國防保安法》也再追加傳播管制,媒體從此再無言論自由可言。言論的控管,一直持續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軍部與政府還繼續發佈各種法規,加強扼住媒體咽喉的力量。自此,日本報紙已經徹底死亡。

外交評論家清澤冽所寫的《黑暗日記》中,記下媒體的沈淪:

昨日是大東亞戰爭紀念日,收音機裡...盡是充滿感情色彩的叫囂,傍晚時,我沒有聽廣播,廣播裡說,美國是鬼畜,英國是惡魔,連家人都聽不下去,把收音機關了。

在面臨著武器需要現代化的時代,言論界依然相信神靈助力的的說法...無論到哪裡,都充滿對戰爭前途的擔心。

 圖/維基共享
圖/維基共享

▎讀報從後面讀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敗戰。各媒體在太平洋戰爭中期就知道會有敗戰的結果,也了解後期《波茨坦公告》的協議過程,但國民們卻在日本投降當日才被告知真相——這時,大家才了解到過去讀的都是虛假的新聞,報紙上都是謊話連篇。

但也不是所有國民都這麼愚昧。日本慶應義孰大學教授小熊英二之父——小熊謙二——讀早稲田實業學校時,一名叫塩清的老師就教導他們「報紙得從下方欄位開始讀起」。

國際版特別如此。報紙上方欄位所看到的大標題,寫著德國勝利的消息,可是下方不起眼處,卻小小寫著對德國不利的消息。大概記者們也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傳達真實的報導,老師告訴大家:「要讀懂新聞內在的真實,不要被新聞牽著走。」

藉由訪談自己的父親,小熊英二教授耙梳、分析了戰時與戰後的日本社會經濟生活,並寫成《活著回來的男人》一書,其中不時透漏小熊謙二戰時就喜歡閱讀,一直到在西伯利亞當戰俘期間,仍然依賴著讀報來獲知各種訊息。但他不會盲目接受,會自己思考判斷真偽。

書中提到,塞班島「玉碎」後,大家或多或少知道情況不對,幾乎可推測到日本戰敗的結果。但報紙上依然一成不變地報導各種充滿希望的戰況,塞班島陷落,東條英機內閣垮台,但「沒有背景資訊,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情況,所以也沒留下深刻的印象」。

即使如此,也是有不迎合上意的報導,如《東京日日新聞》在1944年刊登了一整版〈要勝利或者滅亡,戰局終於走到這一步〉以及〈拿竹矛抵抗已經跟不上時代〉為標題,促請轉變作戰方針。這則報導觸怒了東條英機,甚至還將這名執筆的記者送到戰區「充軍」作為懲罰。不過,小熊謙二不記得這個報導:「或許曾經讀過,但當時為了籌吃的東西,已經耗費所有精力,完全沒有餘裕管其他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敗戰。各媒體在太平洋戰爭中期就知道會有敗戰的結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敗戰。各媒體在太平洋戰爭中期就知道會有敗戰的結果,但國民們卻在日本投降當日才被告知真相(圖為正在聽「玉音放送」的日本民眾)。 圖/維基共享

▎從敗戰中驚醒

8月16日,日本宣布敗戰隔天,《每日新聞》關西總部發行的報紙,是一張薄薄的白紙。17日,16欄的報紙,只有10欄有內容,其餘空白,如此持續了5天。

該報關係總部編輯局局長高杉孝二郎得知日本投降後,向社長提出辭任、停刊的建議:「我們應該以最大的形式,向國民謝罪,以承擔作為大媒體一直以來謳歌和煽動戰爭的責任。」前一日還在罵鬼畜英美、焦土決戰的編輯部,竟然一百八十度轉變,他們認為沒有臉做任何評論,「把以終戰昭告書為首的各種官方文告和事實如實刊登在報紙上,是我良心允許的最大限度。所以,只能以白紙發行了。」該社以社長為首的幾個重要幹部,隨之辭職。

在戰時從《每日新聞》主編當到董事長的高田元太郎表示:「極端地說,當時把戰敗的事實向國民一個勁兒的隱藏,將白的說成黑的,就是所謂的新聞寫作。報紙無論怎麼吹笛子,國民都不可能跳舞。戰敗後,我們報社內外都追究了推動戰爭的責任,但我認為一旦戰爭爆發,協助戰爭就是國民的義務,因而國民是不該被追究責任的。只是對於失去新聞自由、剝奪記者尊嚴和活動自由,以及沒能防止更大損失發生,應該承擔重大的責任。基於這種認識,我們就辭職了。」

8月23日,《朝日新聞》也向國民謝罪:「特別是與引導國民、輿論、民意走向有著密切關係的言論機構的責任是非常重大的。因此,我們絕不會輕易饒恕我們犯下的錯誤。」同年 11月,《朝日新聞》發佈〈與國民站在一起〉的文告,承擔沒有把事實告訴國民,使國家捲入戰爭的責任。社長以下,所有編輯幹部都辭職。

《朝日新聞》主筆緒方竹虎便說:「如果當時中央級報紙能坐在一起商討,便在適當時機對這一動向進行預防的話,難道不能阻止它嗎?實際上,如果《朝日新聞》與《每日新聞》聯手起來,在九一八事變前就開始思考如何壓制軍部的政治干預的話,難道不是可以成功做到嗎?在日本戰敗後仔細想想。其實軍部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它只是一個領月薪的集團,對他來說,報紙會不會聯合一起抵抗,始終是最大的威脅。現在想來有點遺憾,並感責任重大。」

著有《日本最長的一日》的作家半藤一利,當時還是個中學生,他讀了 16日《朝日新聞》的報導,其中有一段:

不論明天或後天,仍然繼續唱著《海行兮》(海行かば)吧。這是民族的聲音,是尊奉天皇的意旨,向苦難生活勇猛前進草民的聲音。日本民族並未戰敗。

15歲的半藤心想:報紙要負起過去嚴重鼓動之責,所以再次鞭策激勵國民嗎?對他而言,這是一個剎那間的翻轉。

▎戰後:找不回的公信力

半藤一利在其所著的《昭和史》中,詳細地記錄戰敗後,日本社會的轉變與討論,戰後日本有很大一部分接受盟軍引導,進行土地、教育等改變。新聞亦然,〈有關言論和新聞自由備忘錄〉和〈有關日本新聞法備忘錄〉的發佈,都在在顯示,新聞仍被控管,只是這次的審查檢閱者,是盟軍總司令部——有人甚至認為,盟軍總部對新聞的控制比戰時日本政府還要嚴格。

在戰爭期間那樣敲鑼打鼓煽動戰爭的新聞界,以八月十五日為分水嶺,突然一變開始說教:從此,日本人必須以民主主義方式來生活。

半藤一利認為奇怪,且引用作家高見順的日記:

新聞媒體,對以往的新聞態度,絲毫沒有向國民謝罪的樣子,沒有刊登任何一篇道歉的文章。一方面刊登內容變得截然不同的報導,一方面依舊擺出訓誡的態度,還是佈告性質的,仍扮演政府的御用角色...有關敗戰,新聞媒體沒有責任嗎?無可救藥的厚顏無恥...。

這段敘述雖與真實有些偏差,因為日本媒體的確「委婉」地表達歉意與改變之意,但這也足以顯見,國民並未感受到媒體的歉意,況且,才這麼一天,就立刻一百八十度轉變態度,更讓人覺得荒謬,甚至感覺到日本媒體不過變成看著盟軍臉色而行而已。

二戰結束至今,已經70年,日本媒體是否更開放,更自主,是否已擺脫政治操作呢?我的日本朋友都是搖頭的:「媒體不可信」,特別是福島核災後,他們更是認清受到政府與財團控制的媒體,根本無力揭露核電風險與災難,甚至還反過頭來協助政府隱瞞真相。

但這種說法,日本學者小熊英二並不完全同意。他認為戰後媒體受到政治控制者鮮少,「只是大眾媒體已經無法反應這個社會。他們已經跟不上了。」這很難說是戰爭留下的影響,但在全世界都是不變的事實。

只是大眾媒體已經無法反應這個社會。他們已經跟不上了。 圖/美聯社
只是大眾媒體已經無法反應這個社會。他們已經跟不上了。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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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潑

一日文字工,終生工文字。時常離開台灣,就是離不開地球。著有《憂鬱的邊界》《介入的旁觀者》《日常的中斷》,合著有《咆哮誌》《看不見的北京:不同世界 不同夢想》等。 ▎FB:島嶼無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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