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沒有剎車掣的車,只有不肯裝睡的人說出真相:中國學者周濂與劉瑜的講座
2024 年 1 月 16 與 18 兩晚,周濂、劉瑜兩位中國學者先後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思托邦」舉行講座,前者精研政治哲學,後者專治比較民主。
周濂在北大唸學士和碩士,之後在中大完成哲學博士。他在講座坦言待在北大的日子更長,但對中大的認同更多,原因之一是同在北大唸書的朋輩,近年的言論有點令他失望。
周濂的題目「哲學、政治與真理」對於公眾比較吃力,乃後劉瑜談「民主的受挫」就相當切身,吸引到更多觀眾,遲來的人多到要坐樓梯和地板。劉瑜喜歡玩梗話中有話,表面轉彎抹角但大家了然於心,連番爆發的笑聲前所未有。在問答環節大家都輕裝上陣,只說「某個國家」一個飾詞。
我永誌不忘問答環節的兩個時刻。有陸生問到很多人以為「某個國家」的經濟好過很多東南亞的民主國家,是否證明專制勝過民主,應該怎樣回應他們。
劉瑜解釋政體與經濟表現沒有必然關係,有些國家面積大、人口多,只要正常發揮經濟表現就不會太差。
問題在於專制國家沒有權力制衡,表現可以一時極好一時極差。她用比喻告誡我們,
不要因為一輛車現在能用正常的速度行駛,就以為那輛車不需要剎車掣。
我相信不少學者都能說出劉瑜在學術上的回應,但我從未想過劉瑜的比喻,不但在地而且極具說服力。這種能力無法僅憑知識,而是既有知識兼之思考而獲得智慧。
另一難忘的時刻,就是劉瑜說不會預測「某些國家」幾時會變,不是因為怕事,而是因為變數難料。她憶述一位學者不斷推測研究的對象行將有變,一直落空直到已經絕望卻突然變天。
接著劉瑜細數各項變數,其中一項就是當權者亡故。這個變數在歷史上比比皆是,本來沒有言外之意,但全場觀眾(多是陸生)都為之大笑,逗得劉瑜也忍不住笑。
身在現場的我深受震撼復感詫異。首先是因為大家都「憋久了」,這場講座是長久的鬱悶中難得的宣洩。而且有些時候中國大陸人比香港人更勇敢,香港人不應該自我審查揣摩上意,自行退縮到(猜度的)紅線後面。
▌運作剎車掣:哲學家們的民主辯論
至於周濂則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為民主聲義。蘇格拉底甘當雅典的牛虻而受審,被陪審團以多數決判處死刑,揭示「真理」與「意見」有莫大的張力。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形容柏拉圖經此大變開始獨尊「真理」:「看到蘇格拉底把他自己的意見,交給雅典人不負責任的意見去決定,然後遭到多數的否決,這讓柏拉圖鄙視意見,並渴望絕對標準。」周濂細數歷代哲人如何排解兩造紛歧,如果只有少數智者能洞識真理,訴諸群眾的民主就絕不可行,柏拉圖寧願擁護哲人王。可是與鄂蘭同屬猶太移民的政治哲學家列奧・史特勞斯是否提倡同一答案?
親體制的中國學者甘陽與劉小楓自 2000 年起大力追捧並迻譯史特勞斯,令他在大陸甚孚人望,引進者想挪用他的保守面向為體制保駕護航。然而史特勞斯的保守是崇尚西方而非中國的傳統。他批評西方在歷史主義的浪潮下,喪失對自然正義亙古不易的信心。他既曾明言自由主義優於共產主義,也曾盛讚民選的英國首相邱吉爾是偉大領袖,因為兩者的優異之處都契合西方的古典美德。
若說「狐狸」與「刺蝟」的比喻是政治哲學家以撒・柏林的標誌;「耶路撒冷」與「雅典」的比喻就是史特勞斯的寫照。史特勞斯點出兩大聖地都是西方的智慧泉源,可是基督信仰要求謙卑服從;雅典哲人敢於理性反思,恰恰就是「真理」與「意見」之爭的一體兩面。儘管史特勞斯是理論上的真理派,但是在耶路撒冷與雅典之間,去德赴美的史特勞斯已經現身說法何謂「退而求其次」,接受比較「庸俗」的現代雅典(美國)。誠如阿里士多德視貴族制為理想中的最佳政體;但共和制才是務實中的最佳政體。
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教授洛林・達斯頓(Lorraine Daston)在《面向過去思考》回應了思想史的老問題。強調脈絡(context)的歷史主義視不同思想乃不同背景的產物,會否使「理性」和「正義」等一切觀念都變成相對而言?再沒有永恆真理,也沒有普世價值,只有不同文化和時代的意見。
達斯頓道出她的答案:「我也一直有興趣寫一部關於理性的歷史,而不是要否定理性。歷史主義不會腐蝕它觸碰到的所有事物;歷史化絕非相對化。我視理性為一項成就,是歷史上的成就,如同科學是歷史上的成就那樣。兩者都是人們持續的探求。」
真理和意見可以共融,周濂在講座引介英國哲學家伯納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的答案可謂異曲同工。即使承認歷史只是偶然,沒有絕對的規律可言,但通過歷史依然可找到「更廣泛的我們」。大意即是從更宏觀的歷史中,會確認到更好的價值,適用於更多時代,適合於更多人民。我們從歷史的過程披沙瀝金,會發現有些觀念始終屹立不倒,重要到無可替代。
所以蘇格拉底的真正知音不是柏拉圖而是漢娜・鄂蘭。她指出雅典人一直以言說為傲,因為雅典的決策是通過說理服眾,不似專制的外邦以強權脅迫民眾服從。
所以不應利用蘇格拉底的死來反對民主,應該銘記他為堅持民主的精神而殉道。
▌在汽車失速前保持清醒的法門:朋友
自從《人慈》揭露著名的監獄實驗、電擊實驗都有造假之嫌,另一比較平實而名氣稍遜的實驗開始綻放光芒,就是阿希從眾實驗。
實驗很簡單,就是讓受試者看多條直線,其中兩條直線其實一樣長,但實驗同時安排其他「暗樁」假扮受試者,故意說兩條直線長度不一樣。
最初的實驗結果也對人性傾向悲觀,75% 受試者會偶爾動搖,附和多數暗樁的錯誤答案。但只有 5% 受試者會徹底隨波逐流,永遠從眾咐和多數暗樁。
關鍵的變化是經過改動的跟進實驗,只要受試者有一位夥伴同做實驗,選擇正確答案的機率就會恢復到近乎 100%。
只要有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就能夠保障我們在群眾壓力下依然保持自我,不致和光同塵。更何況在講座有一大群人。
2019 年有香港官員在記者會提到「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他顯然不知這句話出自周濂,而且用意正好相反,是要規勸附和體制的人。當年周濂寫下「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下一句話就是「除非那個裝睡的人自己決定醒來。」
保持清醒的法門就是有人結伴同行。
「思托邦」兩場講座堅定了我的信心,我會以香港人的身份支持中國的民主。「主體性」是很深的理論,我沒有資格解釋內容,但用最膚淺的方式理解,可以從目的和手段入門。我是香港人,香港於我就是目的,不為任何人的「天下」和「江山」服務。
我更關心中國多於關心中東,因為我與中國共享歷史的文化淵源。然而文化認同不等於政治認同,文化認同傾向由先天決定;政治認同則容讓後天選擇。即使沿用體制根深柢固的迂腐比喻,我們無法選擇父母,也不等於必須跟從父母。
我們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屬於自己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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