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我是間諜（上）真相即犯罪...匈牙利「叛國記者」的鐵幕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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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1945年，匈牙利在經歷二戰後百廢待舉，最終由蘇聯獨裁者史達林扶植的匈牙利共產黨掌權，成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當時，在被稱為「匈牙利史達林」的獨裁者拉科西治下，人們活在處處佈滿受國安情治人員與線人監控的恐懼之中，民怨最終在1956年10月全面爆發——人們推倒史達林銅像，揭開一場反對蘇聯主宰的革命運動。然而，在匈牙利這10年的歷史轉變裡，為《美聯社》工作的匈牙利記者安德烈‧馬頓（Endre Marton）始終沒有離開，他身處在鐵幕之後持續報導真相，後來遭匈牙利國安局監控，更指控他為間諜、叛國者。

本文分為系列三篇，由本文作者阿潑以韋德瑞所著《他們說我是間諜》的延伸討論，分別從三個不同的視角出發，探討在共產政權的大環境下，對一個家族乃至於後代的深遠影響。上篇聚焦在匈牙利記者安德烈‧馬頓如何在鐵幕之下，因報導真相而淪為間諜階下囚；中篇為安德烈‧馬頓的女兒在逃亡且成為美國公民後，如何迫切地希望了解家族歷史，進而透過一份份的監控檔案開啟了尋根之旅；下篇則是那些被監控者（知識分子），如何面對自己的監控檔案。

為美國聯合通訊社（the Associated press，AP）工作的匈牙利記者安德烈‧馬頓（Endre Marton）於1955年2月25日凌晨兩點，才從美國公使住處打完橋牌回到家，旋即遭到六名AVO國安局人員逮捕。從負責審訊他的國安情治人員口中，他才確知自己的罪行：表面上進行新聞採訪，實是其真正工作的掩護。審訊者對他不假詞色，要求他提供叛國的證據。

1910年生於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安德烈‧馬頓，在1936年獲得布達佩斯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同年，以匈牙利奧運代表隊成員踏上擊劍賽場。作為猶太中產家族的一員，安德烈‧馬頓其後數度從納粹與箭十字黨（註2）下順利脫身，但因反猶太法律與「高級資產階級」身份，不斷失業。而後憑藉優異的外語能力，獲得為美國通訊社供稿的機會──他認為，為「敵人」工作雖是風險，卻也可以得到庇護，但其實早在1946年因在匈牙利報社的工作，被史達林政權盯上，開始遭以紅軍為靠山的共產主義國安情報網纏繞。當局對馬頓的不滿，隨著他與西方的親近與釋出的報導，日漸升級，只差逮捕的機會。

這些特務靜候多年，終於逮到證據，咬住安德烈‧馬頓。過往數度逃過納粹之手的他，逃不過線民的出賣──原本在1948年，匈牙利境內還有65位外國新聞記者，但由於逮捕、逃離、恐嚇，至1953年僅剩三位，其中兩位就是安德烈‧馬頓與他那為美國合眾社（United press，UPI）供稿的妻子伊洛娜‧馬頓（Ilona Marton），而另一位就是國安局布下的內線，負責提供情報，間接導致馬頓被捕。

但即使不是這位線民，國安局仍是透過各種方式「獵取」對馬頓不利的證詞，如國際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e）布達佩斯通訊記者紹特馬里‧耶諾（Szatmári Jenő）於1952年4月被捕後，遭到酷刑對待，不得不「招供」馬頓夫婦確實在每週記者招待會上向美國公使館提供情報。紹特馬里‧耶諾最後因病無法接受治療，在飽受煎熬的情況下，死在牢裡。他的明星妻子也受盡折磨，甚至遭到冷凍。

此事讓伊洛娜‧馬頓感到焦慮，直覺下一個遇難的，便是他們，甚至暗中安排將兩個女兒逃離匈牙利，乃至於全家的逃離（但美聯社不願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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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洛娜‧馬頓的直覺相當準確。依據那位外國記者的線報，乃至紹特馬里的供述，當局確實於1953年1月啟動逮捕安德烈‧馬頓的計畫，但因為史達林去世、獨裁者拉科西（Rákosi Mátyás）遭到罷免（註3），政權轉由溫和改革的納吉‧伊姆雷（Imre Nagy）接手，政治性逮捕與審判也被認為該重新檢討。馬頓夫婦因而得以維持自由──但並不完全，因為掌握國安情治人員的，仍是拉科西。

兩年後，逮捕令才下。不願出任何紕漏的國安情治人員，就連過往的慣例csegofrasz（匈牙利文，指的是：午夜可怕的門鈴）都沒有遵循，無聲無息、迅速將安德烈‧馬頓帶離家人身邊，甚至連給他抓一件毛衣、穿一雙合適的鞋的機會都不給。就在這週五黎明之前──美國週末開始且美國公使回國之際，將人逮捕。他們的計畫，或許是想爭取寶貴且安靜的時間，取得供述，順利的話，還能征服並且策反這名囚犯。

不過，安德烈‧馬頓小心地迴避每一項指控，僅堅稱自己堅持新聞人的職業規則做事，並不停反問國安局人員：自己究竟遭控何罪？這讓審訊者相當頭痛，認為這名囚犯相當不合作，接下來每次偵訊都粗暴萬分，像是命令他立正、臉對牆，「並朝我耳朵大喊，以從中獲得滿足。」

他在其所著的回憶錄《禁忌的天空（The Forbidden Sky）》提及1955年被捕入獄後的經歷時，細述他不管回答什麼，對方皆以「說謊！」、「你想誤導我們」駁斥。而依據當時匈牙利的法律規定：國安局人員在紀錄囚犯的陳述時，要做原話紀錄，經過打字整理後，隔日再交由嫌犯確認並簽名。但就安德烈‧馬頓的經驗－

儘管如此，安德烈‧馬頓仍打算以其他方式，奮力一搏。他透過審訊者向匈牙利的內政部官員遞交信件：「由於我是匈牙利最後一名外國通訊記者，我的案件無法成為他人的前車之鑒…。我想，國家和我都應該避免這場審訊，因為無論公不公開，都無助於國家形象。」然而，這封信非但沒有說服官員，反而造成反效果，安德烈‧馬頓被關進更冷的牢房，吃食也更為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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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近兩個月殘酷審訊，睡眠亦遭到剝奪，極其想念家人甚至在床上哭泣的安德烈‧馬頓仍拒不承認自己是間諜。只是，在長期折磨下，心神皆已崩潰的他便落入國安情治人員於獄中設下的「陷阱」：他們安排線民鼓勵他傳遞消息。於是，他寫信給妻子，敦促他們向美國公使、美聯社求救，嘗試逃離，並且要徹底遺忘他這個人──而也成為安德烈‧馬頓的「有罪證據」，足以讓這個階下囚面對終生牢獄，甚至處以極刑。

安德烈‧馬頓或許早該從同業紛紛被捕得到教訓。他甚至報導過許多審判，理應知道自己的結局不是長期徒刑，就是死刑。若是如此，他不僅無法陪伴妻子，甚至看不到孩子長大。

而安德烈‧馬頓心心念念的妻子伊洛娜‧馬頓，原本十分節制，既不公開丈夫遭遇，亦不向美聯社求援，仍視匈牙利為保障公民權利的法治國家那樣，持續向政府各部會提出要求。直至3月，始終不得回應的她，才有將此事訴諸西方媒體的念頭。

4月，即美聯社安德烈‧馬頓被捕兩個月後，他的雇主美聯社也決定採取強硬措施，對匈牙利政府提出警告：「我們一直壓住報導馬頓博士的消息，是因為我們堅信，貴國政府會適當地宣布對他的指控或澄清他的嫌疑…，此外，除了指控我們記者的原因，我們也想知道相關的法律辯護規定及其他事項。」美聯社在一周後以匈牙利政府既不回應指控為何，又無告知任何線索為由，再次強調其損及美聯社作為一個雇主的權利與義務。

5月，這個美聯社通訊員被捕的消息才在西方媒體散布：44歲的安德烈‧馬頓是匈牙利公民，曾在英國接受教育，擁有布達佩斯大學經濟學博士頭銜；已婚，有二子。相關報導還載明其曾於1949年報導敏真諦·若瑟樞機主教（Mindszenty József）公審與其他重要時事，以強調其克盡職責與報導的重要性。

這些報導對匈牙利政府來說，或許只是某種「騷擾」，不足以形成釋放安德烈‧馬頓的壓力。為了將這位「美國間諜」送上法庭，當局需要更多證據與證詞，而他那同為記者的妻子，則是鞏固他犯罪證據的機會。6月23日，安德烈‧馬頓被捕四個月後，匈牙利僅剩的國外通訊社記者伊洛娜‧馬頓，也成為階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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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國安局的檔案簡述其妻如下：安德烈‧馬頓太太，合眾社記者，43歲，來自中產階級家庭。

伊洛娜‧馬頓被捕一事，令美國公使館態度更為強硬。隔日匈牙利政府只好先發制人，透過國家新聞社（MTI）率先發佈消息：「隸屬內政部下的國防單位已逮捕美國間諜與顛覆政權者…，他們受美國中央情報局及歐洲自由廣播電台──即帝國主義宣傳和間諜組織──的招募與訓練，以進行對抗匈牙利政權的顛覆活動。」

西方媒體因而得到了一個戲劇化新聞：一對夫妻間諜組合與他們遺留下的兩個幼孩。即使美國國務院嘗試控制新聞，也無法奏效，包含路透社、紐約時報在內的媒體，皆已報導。美方僅能嘗試協調西方通訊社的報導，使其能對匈牙利政府產生最大的影響。然而，時隔一個月後的7月29日，美聯社才又發出一則讓全世界報社轉載的報導：「匈牙利政府今日確認為美國通訊社工作的安德烈‧馬頓夫婦，以替美國情報機關刺探情報的罪名被捕，安德烈‧馬頓自1947年即為美聯社布達佩斯記者….，公告說，布達佩斯美國公使館的另兩位匈牙利員工，也以同樣罪名被捕…。」

1955年底，馬頓夫婦開始接受審判。他們面對的，是軍事法庭中最惡名昭彰、專門處理密謀、間諜與謀反案件的法官貝拉‧喬納斯（Bela Jonas）──這是國安局特別挑選的──其素有「血腥法官」（the blood judge）之名，至1952年大恐怖時期，共判50人死刑，他甚至還樂於觀看受裁判者遭處決的過程。馬頓夫婦夫婦時常報導他審判，對他知之甚詳，如今站在這個禿頭矮小男子面前，他們已不是採訪者，而是被告。

「我僅只被允許閱讀那些指控我為間諜與叛國賊的冗長枯燥文件一次，」安德烈‧馬頓在回憶錄中寫道：「我不能做紀錄，也對這齣鬧劇失去興致…，我確信他們唯一會對我做的，就是將我關在監獄關到『腐爛』。這是他們最喜愛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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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馬頓被指控多項罪行，包含擔任美國人的「常設顧問」，而在擔任此職期間，他不僅對駐匈外交官指派的人選提出建議、還提議播出美國之音，此外，還「竊取」匈牙利預算給美國經濟參員。當然，安德烈‧馬頓對這些指控皆是否認。當局對伊洛娜‧馬頓的控訴更為可笑：「她與美國人討論蛋（肉）的價值」，而在這拉科西時代，就已是叛國罪行。

這場審判沒有罪證、沒有證人，被關押將近一年的被告，不得雇用自己的律師，他唯一享有的，是「最後的發言權」。於是，安德烈‧馬頓利用這個權利，全力替自己的妻子辯護，並且對法庭提出請求，請他們考量孩子，至於自己，他則是說：「我現在是，過去是，將來也是一名愛國人士。我被控的『罪刑』無可避免的與我的工作直接相關。」

法官宣判時，他們站立聆聽，過往採訪都會聽到的宣示如常出現：「以人民共和國之名，我們查明了你們的罪行。」他們分別被判了13年與6年的有期徒刑──後因上訴被減半。

「於共產治下的匈牙利的美聯社通訊記者安德烈‧馬頓，活動遭判六年有期徒刑，其妻──為合眾社供稿的伊洛娜，則是三年有期徒刑…。」1956年1月15日，距離判決已經兩個月後，《紐約時報》以〈匈牙利判決美聯社記者及其妻子〉為題，於頭版頭條刊登此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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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美國亦透過外交關係的運作，向匈牙利施壓，而《紐約時報》也頻發新聞評論──這或也歸功於1955年末日內瓦高峰會後，匈牙利政府開始發給外國媒體記者簽證，有三名美國記者－包含《紐約時報》與《紐約郵報》，得以進駐匈牙利，而這些媒體都關切馬頓夫婦與敏真諦·若瑟樞機主教的命運。

加上赫魯雪夫在第二十次全蘇黨代會上揭露史達林罪行，蘇聯內部再出現幾起重大事件，伊洛娜‧馬頓遞交給司法部的特赦信幾乎立刻就被批准，4個月後，為了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匈牙利共產黨新首腦格羅·埃諾（Erno Gero）在《紐約時報》通訊員約翰‧麥科馬克（John MacCormac）追問及報導下，受到壓力。安德烈‧馬頓因此獲得釋放的機會，並在8月15日走出牢門。

儘管馬頓夫婦依然得定期到國安局報到，但相對而言，已算是獲得某種程度的自由。他們依然從事新聞工作，沒有放棄任何報導的機會。

該年10月，距離安德烈‧馬頓獲釋，僅2個月，匈牙利革命爆發。他秉於職責於現場振筆疾寫，而他的攝影師辛馬‧安德拉什（Andras “Bandi” Sima）則為這段歷史留住了影像：人們帶著火把與繩子，試圖拉倒26英尺高的史達林銅像。最後，基座上只剩兩只巨大的長統靴。辛馬拍下的照片，隔日出現在全世界媒體上。

但不過一兩天的時間，慶典般的氣氛因蘇聯坦克車進駐國會廣場而灰飛煙散。安德烈‧馬頓與先前不斷報導他被捕的《紐約時報》記者麥科馬克是現場僅有的新聞記者，親見75個人被殺，282人受傷。屋頂上白色的煙霧，被認為是國安局人員的狙擊。這場見證，日後被安德烈‧馬頓視為「這一生最重要的新聞」，也是透過他方能將現場實際狀況傳出鐵幕──他的名字也因此與這場革命相繫，成為其人生的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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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失控的此時，人們爭相找國安局人員報復，他們只好四處逃躲──包含審訊安德烈‧馬頓者──甚至反成人民的囚徒。直至蘇聯軍隊大舉進駐，再次翻轉一切。

馬頓夫婦仍然積極採訪，設法發出報導，但困於新聞管制與通訊限制，僅有一兩次機會，能夠透過電話線送出新聞。然復辟的警察國家，必不可能放過這對夫妻，他們仍持續受到國安情治人員的跟監。自從出獄後，安德烈‧馬頓意識到孩子可能比「一生中最重要的新聞」還重要，於是兩夫婦決心移民，而匈牙利政府也樂見其成──畢竟，將這兩個提供消息給西方的記者留在境內，對他們沒有好處。

只是，即使到了美國，成為美國公民的馬頓夫婦仍然受到匈牙利於這民主國家布建的線民監控。他們的一舉一動，仍然被國安局紀錄下來。直到他們對馬頓失去興趣。幾乎與此同時，美國聯邦調查局也監控著馬頓夫婦，直至確認他們沒有「安全威脅」，才停止監控。

而匈牙利革命前的最後兩位在地記者，終於從冷戰中存活下來了。

責任編輯：周慧儀、林齊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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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原文皆以AVO代稱秘密警察。一般國外翻譯獨裁政權的情治爪牙為「秘密警察」，儘管匈牙利的國安情治單位幾經合併更迭，但多以AVO為匈牙利國家安全局（Államvédelmi Osztálya）的代稱。此文作者採用台灣脈絡的習慣，稱其為國安情治人員，或國安局人員。

（註2）箭十字黨（Arrow Cross）是納粹在匈牙利的派系，在戰爭結束前幾個月，經常與希特勒於布達佩斯的特使阿道夫艾希曼共同圍猶太人，再送到多瑙河旁槍斃。

（註3）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在1945～1956年期間的實際最高領導人，擔任匈牙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人稱「匈牙利的史達林」。1953年史達林死後，在蘇聯新任領導人赫魯雪夫干涉下被迫將總理的位置讓給具有改革思想的納吉·伊姆雷。但拉科西仍任黨的第一書記，1955年時他將納吉趕下台。由於長期堅持史達林主義，拉科西大失人心。1956年7月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全會，決定解除拉科西·馬加什的領導職務。匈牙利事件爆發，拉科西遂離開布達佩斯流亡蘇聯，之後一直僑居蘇聯直至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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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與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

作者：凱薩琳．韋德瑞（ Katherine Verdery）

譯者：梁永安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2/06/01

內容簡介：1973年，來自美國的人類學博士生凱薩琳．韋德瑞到羅馬尼亞進行田野調查。她生活在外西凡尼亞一個小村莊，漸漸和當地村民培養出家人般的感情。她以研究當地寫出的著作，更開啟西方國家東歐研究領域先河。然而，隨著九○年代羅馬尼亞共產政權垮臺，她卻從解密檔案中發現：自己曾被當成間諜，受到嚴密監控。國安局中有關她的祕密檔案，多達兩千多頁。韋德瑞決定深入研究自己的監控檔案，藉以了解共產政權下的監控體制與線民文化。她回溯過去、找出線人，甚至訪問到當年負責監控她的國安局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