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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我是間諜(下)老大哥在看你...鐵幕監控檔案中的「另一個我」

2022/07/21 阿潑

《他們說我是間諜》的美國人類學家韋德瑞被羅馬尼亞當局拍下的監控照,左圖為1985...
《他們說我是間諜》的美國人類學家韋德瑞被羅馬尼亞當局拍下的監控照,左圖為1985年,在韋德瑞房間拍下的監視照,右圖為其在1984年的檔案照片。 圖/羅馬尼亞檔研會提供

編按:1973年,美國人類學家凱薩琳.韋德瑞到羅馬尼亞田調,開啟其東歐研究。隨著羅馬尼亞共產獨裁政權在90年代垮台,韋德瑞才發現自己一直被羅馬尼亞當局嚴密監控,並在後來的解密檔案裡,得知自己被化名為「間諜薇拉」。而當共產政權一一瓦解之後,不僅是韋德瑞,其他著名知識分子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米勒、英國學者提摩西‧賈頓艾許等也陸續從羅馬尼亞、東德的解密檔案裡,發現了他們也不曾知道的「另一個我」。

本文分為系列三篇,由本文作者阿潑以韋德瑞所著《他們說我是間諜》的延伸討論,分別從三個不同的視角出發,探討在共產政權的大環境下,對一個家族乃至於後代的深遠影響。上篇聚焦在匈牙利記者安德烈‧馬頓如何在鐵幕之下,因報導真相而淪為間諜階下囚;中篇為安德烈‧馬頓的女兒在逃亡且成為美國公民後,如何迫切地希望了解家族歷史,進而透過一份份的監控檔案開啟了尋根之旅;下篇則是那些被監控者(知識分子),如何面對自己的監控檔案。


馬頓夫婦絕對不是羅馬尼亞唯一的「間諜」──至少1953年出生於羅馬尼亞的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曾因為二度拒絕擔任線民,遭國安情治人員威脅:「我們會把你淹死在河裡。」之後,她在工廠受到各種斐言流語攻擊。他們說她是「間諜」。

「他們依照指示行事,上級命令要攻擊我,謠言逼使我辭職。我不再擁有對事物的理解力,我必須重新確定自己真實生存在這個世界上,於是我開始寫下我自己的故事,即是成為《低地》(Nadirs)裡短篇小說的雛形。」

赫塔‧米勒於200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舉世知名的作家,她的作品多具政治性,呈現在羅馬尼亞獨裁政權下人物生活,也多次藉著公開演講與書寫,揭露過往經歷。2009年7月,即赫塔‧米勒獲知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在德國《時代週刊》(DIE ZEIT)上發表一篇名為〈國安局仍在服勤〉(Die Securitate ist noch im Dienst)的宏文,直言:即使西奧塞古(Ceausescu)垮台,即使羅馬尼亞國安局(Securitate)已經改名,仍持續對她進行監控與干擾。她還細訴過往受獨裁政權壓迫的經驗。

對威權統治或共產獨裁政權而言,知識份子始終是他們關注的目標,因為這些讀書人具有獨立思考乃至書寫論述能力,若不為其所用,便可能成為顛覆政權的「敵人」。因此,獨裁政權的作法,若非他們感到恐懼進而臣服,就是使之與社會隔離(關押坐牢、消失,或是死亡)。而監控,對他們而言,僅是尋常的工作方式,在明處使人不敢輕舉妄動,在暗裡則是如豹屏息,等著逮捕獵物那刻到來──學者傅柯(Foucault)以學術論述、作家喬治歐威爾以小說作品,都曾強調監控對人的作用與效果。

但生活在如囚的獨裁治下的人們不會知道、也無從想像:「監控」除了導向恐懼,形成罪證,還會變成什麼?

1989年12月21日——羅馬尼亞掀起革命之際——獨裁者西奧塞古發表演說。西奧塞...
1989年12月21日——羅馬尼亞掀起革命之際——獨裁者西奧塞古發表演說。西奧塞古政權在革命中垮台,本人和妻子也隨後遭到處決。 圖/路透社

「我們會把你淹死在河裡。」1953年出生於羅馬尼亞的作家赫塔‧米勒曾因為二度拒絕...
「我們會把你淹死在河裡。」1953年出生於羅馬尼亞的作家赫塔‧米勒曾因為二度拒絕擔任線民,遭國安情治人員威脅。 圖/路透社

1989年秋天,東德政權垮台,東德國家安全部(下稱史塔西,Stasi)領導人立刻下令銷毀該機關長達40年所累積的國安情報檔案,兩個月後,數以千計的人民衝進史塔西總部,阻止這件事發生。此時,他們眼前所見的檔案量如山四海,多到讓人震懾——據統計,這些檔案排起來足足有18公里長。彼時,當政者並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些檔案,民間人士亦然——有的人擔心社會動盪,有人害怕隱私揭露,也有人不想面對背叛的傷害,那些曾為史塔西工作的線民們或許更揣揣不安。

經過一段衝突與協議後,統一前的兩德政府達成保留與開放史塔西檔案的協議,並在統一後,由國會訂定《史塔西檔案法》,並依法成立了讓檔案開放應用的專責機關:「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檔案聯邦管理機構」,即今日我們所知的史塔西檔案局

這個世界今日對於國安情治(秘密警察)的監控手段,乃至於監控(秘密警察)檔案的認知,乃至於其可能產生的問題,絕大多數依賴德國史塔西檔案局及其相關立法、 規定的經驗。而這個經驗,也如前文所提,陸續成為蘇聯解體後、脫離其影響的中東歐國家的檔案開放應用路徑。因此,如若知識份子可以從獨裁者手下倖存下來,並有幸得以申請閱覽自己過往遭到國安情治機關監控、偵訊乃至審判的檔案,並願意直面它、書寫它、分析它,我們就可以從這些當事人視角,明白他們的經歷、獨裁政權的作法,以及檔案本身的問題。

例如馬頓的女兒卡蒂,成長於美國,透過檔案,明白父母於故土的經歷;而出身英國的學者提摩西‧賈頓艾許也曾因在東德進行研究而有了自己的「史塔西」檔案--代號為「羅蜜歐」(Romeo)。

瞬間意識到自己擁有「羅密歐」這個身份的賈頓艾許,發現自己探索的不只是一份檔案,還有一段人生,檔案不僅是打開大門的小鑰匙,也是通往更大房間的方法,

「這樣的經驗或許可以教導我們關於歷史及回憶,關於自我,關於人性。」

於是,他不僅看了檔案,在比對了檔案與自己的日記後,也拜訪了檔案裡可辨識的線民,以及史塔西的人。作為一個學者,他想透過檔案這個媒介,折射那個年代的社會文化與現實,以期當時體制裡的人與他自己,又是如何回應?其後,他據此寫了《檔案:一部個人史》(印刻出版)。在書中,他不斷反覆問自己:以化名替《觀察家》寫稿,是否就是私下透過文學,嘗試顛覆行動?

 1971年,東德邊境官員對一名試圖衝過柏林牆的人開槍。 圖/美聯社
1971年,東德邊境官員對一名試圖衝過柏林牆的人開槍。 圖/美聯社

1989年秋天,東德政權垮台,兩個月後,數以千計的人民衝進史塔西總部,阻止這件事...
1989年秋天,東德政權垮台,兩個月後,數以千計的人民衝進史塔西總部,阻止這件事發生。 圖/美聯社

示威者踐踏最後一位東德領導人埃裏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的肖像...
示威者踐踏最後一位東德領導人埃裏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的肖像。 圖/美聯社

「對於一個像東德這樣建立在完全掌握媒體、審查,並組織謊言的共產國家來說,任何深入剖析的研究或評論性的報章雜誌都極具破壞性。西方記者平常都是受到史塔西十三之二(Ⅱ/13)反情報處的盯防,一部份是因為他們正在尋找以記者身份為掩護的間諜,另一部份則是對史塔西來說,記者與間諜的界定並不明確。對他們來說,西方記者和西方間諜都是蒐集情報的特務,雙雙會對共產體系帶來威脅。」

因此,如賈頓艾許這種來自「西方」的媒體工作者,又或是馬頓夫婦這類為西方媒體服務的共產世界人民,都不可免地,被獨裁政權下的國安情治系統視為「間諜」。

共產國家的國安情治人員既然無法辨識「(外媒)記者」與「間諜」的差異,恐怕也無法瞭解任何一個需要與人接觸、收集資料的社會研究與田野工作,情報工作之間不同。美國人類學家凱薩琳‧韋德瑞(Katherine Verdery)在其所著的《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和她的秘密警察監控檔案》(衛城出版)中,揭露她於1980年代前往羅馬尼亞做田野的監控紀錄。她發現,在羅馬尼亞國安局眼中,她的舉措和一個刺探情報的「間諜」差不多。

如同其他知識份子,韋德瑞在得知自己擁有一份監控檔案,便向羅馬尼亞國家檔案研究委員會( Consiliul Național pentru Studierea Arhivelor Securității ,CNSAS,以下簡稱檔研會)提出申請閱覽。她這才知道自己是因誤闖軍事禁地開始受到國安情治人員注意,並進一步啟動對她的監控計畫──甚至為了方便監控,間接干擾了她的田野與研究方法,甚至左右她的人際往來與住所。

儘管閱讀過程,她對於檔案中對其隱私的揭露與扭曲敘事感到氣憤,但身為學者,韋德瑞很快就馴化自己的情緒,也馴化檔案。如做紙上民族誌一樣——只是田野的對象是檔案本身——透過自己的檔案釐清羅馬尼亞國安情治的運作及其檔案的生產,2014年出版的《秘密與真相》(Secrets and Truths: Ethnography in the Archive of Romania's Secret Police)即是她第一步研究成果。

在此書中,她認為蘇維埃共產社會以兩種策略來控制人民,其一是透過「黨」來建立正向觀感,讓人們相信一切都會越來越好,同時又透過蘇聯情報系統培養的情治人員,製造「恐懼」氛圍,讓人民擔心失去所有,於是放棄抵抗,甚至進一步配合當局。

圖為韋德瑞的監控檔案。 圖/羅馬尼亞檔研會提供
圖為韋德瑞的監控檔案。 圖/羅馬尼亞檔研會提供

1985年,國安局監視韋德瑞——代號「薇拉」——的照片。 圖/羅馬尼亞檔研會資訊...
1985年,國安局監視韋德瑞——代號「薇拉」——的照片。 圖/羅馬尼亞檔研會資訊組提供

她在書中也不免承認自己確實「貌似間諜」:民族學是羅馬尼亞大學畢業生不陌生的學科,只是他們的民族學者是帶著學生成團帶隊前往鄉村,針對民俗文化語言等面向,請教專家,她這個美國民族誌學者卻是單槍匹馬,一人獨居村落,並四處探問各種細節,這種行徑與羅馬尼亞國安情治人員對民族學的認知相差甚多──讀到此處,我忍不住內心大叫:「去問馬凌諾斯基(Malinowski)為何建立這種民族誌研究法吧。」──當然不只如此,人類學家進駐田野地都需要報導人(informant),而她提到報導人時皆是化名,一如國安情治人員布建線民(informant),線民亦以化名存在相同。此外,韋德瑞會蒐集所有的社會政治資訊,這也和情報工作相差無幾。

「間諜刺探和民族誌研究這兩種不同的資訊收集方法差異何在?」

當她讀到國安局在竊取了她的田野筆記後,所做的結論後,也如此自問。民族誌方法當然與情報活動不同,至少前者光明正大,後者是隱藏且保密的,但韋德瑞仍不免拋問:「當我讀到我的檔案『為了情報目的而剝削他人』時,我能否認人類學家不是像國安局軍官一樣常這麼做嗎?這種對我的學科的批判,難道不是和殖民主義會受到的批判相同嗎?」在《他們說我是間諜》中,韋德瑞以人類學這學門帶有的反思性,反覆扣問。

《他們說我是間諜》是韋德瑞在《秘密與真相》出版後,更進一步針對檔案產製的「前端」進行探索。如同賈頓‧艾許所為,她拿出了自己的日記、田野筆記,和國安局檔案對照,試著以自己的記憶來「重現過去」,並在辨識出檔案裡的線民與國安情治人員後,親自拜訪他們,詢問他們當時為何這麼做,又是怎麼做?(她甚至還送他們一本《秘密與真相》)

1985年,一份建議將韋德瑞驅逐出境的最高機密文件。 圖/羅馬尼亞檔研會會資訊組...
1985年,一份建議將韋德瑞驅逐出境的最高機密文件。 圖/羅馬尼亞檔研會會資訊組提供

因為見面、訪談了更多人,韋德瑞對於檔案與體制的反思性更強,體制參與者的血肉更為分明,例如她可辨識、可查找採訪的線民樣態多元,是個活生生且帶著掙扎的,像是租屋處的「阿公」因為報告寫不好而接受「訓練」,之後又敷衍了國安局人員。

由此可見,「表現」難以一概而論,有的人雖是配合,但屬於他名下的報告卻是國安局人員自己寫的;有人不想欺騙韋德瑞,於是當她再次回羅馬尼亞做田野時,拒絕見面;也有人反過頭來批評韋德瑞才是「加害者」,若非她的到來,他們根本不用受國安局人員威脅提供線報。

她所訪問的國安局人員,似乎相當配合、可親,韋德瑞甚至一度為其所惑,一個朋友忍不住提醒她:「你已經擁有我們經驗他們的部分方式,就是學會害怕他們。但他們受到的訓練就是把我們都看成敵人...透過謀殺、透過監禁,透過把人丟到車底或打得半死,他們在人民心中散布一層又一層的恐懼...。」

她方才感知羅馬尼亞朋友聽到她的描述見面情形時的不以為然,於自省後,認為她的心得反映了人類學家模稜兩可的態度:「我們雖不是局外人,但也不是局內人,我們的工作存在歧異的時空,讓我們屬於又不屬於田野的空間。」

1988年,韋德瑞遇到一名祕密警察的監視照片。 圖/羅馬尼亞檔研會資訊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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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韋德瑞遇到一名祕密警察的監視照片。 圖/羅馬尼亞檔研會資訊組提供

賈頓艾許雖不是人類學者,但看來他也處於類似處境:確實被監控,也確實在那個時空,但在民主化過後的中東歐國家閱讀共產主義時期的監控檔案,用今時今日的眼光去接觸曾經置身於那個時空的檔案製作者、報告書寫者,以及視其為間諜或敵人的官員,本身就帶著各種思辯的空間。與韋德瑞相比,賈頓艾許在描述「接觸體制」這段經驗時,顯得不留情面:

「每個和我談過話的人,都會把過錯推到他人身上。那些替國家工作的人,會說『不是我們,是黨』;那些替黨工作的人則會說『不是我們,是史塔西』;一來到史塔西,那些對外情報單位工作的人又會說『不是我們,是別人』;後來和那些人談談時,他們又會說『不會是我們處,是第二十處』;就連和第二十處的瑞斯威斯先生聊聊時,他又會說『但不是我』。」

那究竟誰可以為這一切負責呢?體制參與者似乎都認為自己沒有過錯,也造成傷害。

韋德瑞訪問的國安局人員也是如此強調。但她細細思考,發現自己的研究與田野被干預了,她的朋友被牽連,甚至成為線民,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影響,因此,得到一個結論:這一切對於她羅馬尼亞朋友的傷害,也是對她的傷害。「我們無法究責於個別軍官,他們的罪責僅在於加入國安局,我們只能究責整個體制與它服務的黨。這個鎮壓系統致力於肅清國家的敵人和維護羅馬尼亞人的安全,卻對人民帶來大量傷害。因此,去問秘密警察對我造成什麼傷害,是搞錯重點。」

「不管個別的國安局軍官抱持什麼樣的動機,他們都是在為一個可恨的壓迫體制服務。那個體制支援西塞奧古與其黨羽不人道的政治工程。由於這個運作機制受到保密措施的保護,我們只有在回顧時才能感到憤怒。在過往,大部分的人完全不知道它在做什麼...。」

韋德瑞強調:「這點可以從大部分人後來讀到自己的安全檔案時,對自己被監控的程度感到難以置信這件事上可見一斑。在那個年代很多人受到秘密警察的活動影響,其中包含監看、監聽、編造陰謀、操弄線民網絡與根據有罪推定行事,很多人的人生被倍數化。這種事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保密誓言與工作區隔化的存在,同時也讓我們憤怒的理據無法確立。但由於檔研會現在的對外開放,這種憤怒變得有可能。」

「我們無法究責於個別軍官,他們的罪責僅在於加入國安局,我們只能究責整個體制與它服...
「我們無法究責於個別軍官,他們的罪責僅在於加入國安局,我們只能究責整個體制與它服務的黨。這個鎮壓系統致力於肅清國家的敵人和維護羅馬尼亞人的安全,卻對人民帶來大量傷害。」圖為1989年羅馬尼亞革命,一位士兵和司機向親獨裁者西奧塞古的槍手開火。 圖/路透社

攝於1985年,在韋德瑞房間拍下的監視照。 圖/羅馬尼亞檔研會資訊組提供
攝於1985年,在韋德瑞房間拍下的監視照。 圖/羅馬尼亞檔研會資訊組提供

作為記者、人類學家、媒體評論者,馬頓夫婦、韋德瑞與賈頓艾許的經歷,絕非個案,他們與當地人因監控受的的傷害的差別,僅於是否具有外國身份,以及是否曾因此而被限制自由或不當審訊。

那麼,作家是否也可能被視為是「間諜」?格雷安‧葛林就在自傳中寫道:「每個小說家都和間諜有些共通之處:他會觀察、偷聽、找尋動機、分析人物,而試圖付諸文學的他,是不道德的。」

因此,再回到小說家赫塔‧米勒的故事。比起其他羅馬尼亞知識份子對檔案的冷感,移居德國的赫塔‧米勒倒是曾年復一年向檔研會申請檔案──檔案申請不必然都會通過,赫塔‧米勒得到的回覆總是這一句:還在處理中。

2009年春天,檔研會終於在檔案堆中發現了「赫塔‧米勒」,其檔案以克里斯蒂娜(Cristina)命名,三卷,914頁。檔案中提到她的作品《低地》對國家現實的扭曲傾向,並證實她屬於一個德語詩人圈子,而這些人的作品都懷有敵意。

但赫塔‧米勒認為,她拿到的只是部分檔案(懷疑許多檔案被銷毀),許多重要時刻都不被記載在內,包含如前所述,她被招募為間諜未果而被攻擊的這三年工廠生活──在整批檔案中,這段經歷,只有軍官寫下的「知悉」二字。

因此,赫塔‧米勒寫下自己的感受:「國安局太清楚了,所以他們才這樣對我。他們知道背信棄義,比任何勒索都還具有破壞性。你甚至可以習慣死亡威脅,這已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份,你可以對抗靈魂深處的焦慮,但流言蜚語會偷走你的靈魂,你只覺得自己被恐怖所包圍。」當時她並不知道這種情況會維持多久,但總之,她被工廠解雇了,於是埋頭寫作,將這個經歷書寫成小說《低地》。

比起其他羅馬尼亞知識份子對檔案的冷感,移居德國的赫塔‧米勒倒是曾年復一年向檔研會...
比起其他羅馬尼亞知識份子對檔案的冷感,移居德國的赫塔‧米勒倒是曾年復一年向檔研會申請檔案。圖為赫塔‧米勒的小學畢業證書。 圖/法新社

與具有美國公民身份的韋德瑞不同,赫塔‧米勒是羅馬尼亞人,對於自己國家的人民,國安局不用想太多,對付她,就如對待其他人一樣。

她在沒有任何逮捕令的情況下,被當街帶走。

「他們指控我沒有求職,只靠賣淫、黑市買賣維生,是社會的寄生蟲(parasitic element)。他們提了幾個我畢生未曾聽聞的名字,指控我為BND(西德情報機關)從事間諜活動,只因為我與歌德學院的圖書館員和德國領事館的翻譯關係友好。」赫塔‧米勒詳細描述被當街帶走及偵訊過程:主要偵訊者宣稱他與8名阿拉伯學生發生性關係,以換取緊身衣及化妝品,儘管赫塔‧米勒一個阿拉伯人都不認識,對方仍不改說法:「如果我們願意,我們會找到20個阿拉伯學生當證人。你會看到,這將是一場精彩的審判。」

赫塔‧米勒回憶:偵訊者一次又一次將她的身份證丟在地板上,逼使她不斷彎腰撿取,次數多達三、四十次,若她動作慢一點時,他們就會踢她的後背。她還可以聽見另一道門後女人不知道是遭刑求或被強暴的尖叫聲。而她自己則被迫吞了8個雞蛋佐蔥和鹽後,由國安情治人員丟出身份證並將她踢了出去。赫塔‧米勒稱她的臉倒在灌木叢旁的草地,但她只能撿起身份證快速走回家。

「被從街上挾走,比收到傳票可怕。沒有人會知道你在哪裡,你可能就此消失,再也不會出現。或者,如他們之前所威脅的那樣,你可能會被拉到河邊,成為一具淹死的屍體。判定則會是自殺。」

就在《低地》即將於德國出版前,國安人員的騷擾越發囂張,包含趁他們夫婦不在家翻箱倒櫃,好讓他們明確知道自己被控制著的。受盡騷擾與折磨的赫塔‧米勒,不得不與丈夫逃離羅馬尼亞,移居德國。她在德國發表作品,得了文學獎。即使如此,羅馬尼亞國安局仍打算對她為BND做的間諜活動,提出刑事告訴。

2008年2月,示威者舉起羅馬尼亞法官的橫幅,抗議法院裁決開放羅馬尼亞秘密警察的...
2008年2月,示威者舉起羅馬尼亞法官的橫幅,抗議法院裁決開放羅馬尼亞秘密警察的一項法律違憲,此舉也對打擊該國揭開共產獨裁歷史的努力。該項裁決引發正反兩極評論,有人批評,但也有人認為該項法律被用作報復和勒索那些曾與獨裁政權合作的人。 圖/美聯社

2005年,羅馬尼亞人員正從卡車上卸下滿滿有關於秘密警察的檔案。 圖/美聯社
2005年,羅馬尼亞人員正從卡車上卸下滿滿有關於秘密警察的檔案。 圖/美聯社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赫塔‧米勒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當年負責監控她的國安局官員竟然也「現聲」,說明當年行為皆是合法合理,也指控赫塔‧米勒本人有精神疾病。

儘管赫塔‧米勒除了一次審訊,以及若干騷擾外,並未真正遭遇人身限制與審判,但這足以令她對獨裁體制深惡痛及,她在文章的最後,以下述段落替自己看檔案的感受作結:

在我的檔案裡,我是兩個不同的人,一個被稱為克里斯蒂娜(Cristina),她是必須予以痛擊的國家敵人。為了貶低這位克里斯蒂娜,D單位(負責造謠的單位)用所有最能(在她在西德的新家)傷害我的元素,虛構出一個邪惡分身:對黨忠誠的共產黨人,肆無忌憚的秘密間諜。不管去到哪裡,我都不得不和這個邪惡分身生活在一起。它不只會在我去到一地之後被派去該處,還會搶在我面前先到。它有了自己的生命。儘管獨裁已經死了20年,但這個分身仍然在四處遊蕩。還要多久?

但我們也許也可以往下追問的是,在許許多多被視為民主化的國家中,獨裁真的已經死了嗎?因為威權的幽靈也許沒有飄散,被監控者的「分身」或許還在遊蕩。也許,有人甚至連自己有檔案、有分身都不知道,也看不到。

責任編輯:周慧儀、林齊晧

在許許多多被視為民主化的國家中,獨裁真的已經死了嗎? 圖/美聯社
在許許多多被視為民主化的國家中,獨裁真的已經死了嗎? 圖/美聯社


《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與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

作者:凱薩琳.韋德瑞( Katherine Verdery)

譯者:梁永安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2/06/01

內容簡介:1973年,來自美國的人類學博士生凱薩琳.韋德瑞到羅馬尼亞進行田野調查。她生活在外西凡尼亞一個小村莊,漸漸和當地村民培養出家人般的感情。她以研究當地寫出的著作,更開啟西方國家東歐研究領域先河。然而,隨著九○年代羅馬尼亞共產政權垮臺,她卻從解密檔案中發現:自己曾被當成間諜,受到嚴密監控。國安局中有關她的祕密檔案,多達兩千多頁。韋德瑞決定深入研究自己的監控檔案,藉以了解共產政權下的監控體制與線民文化。她回溯過去、找出線人,甚至訪問到當年負責監控她的國安局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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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文字工,終生工文字。時常離開台灣,就是離不開地球。著有《憂鬱的邊界》《介入的旁觀者》《日常的中斷》,合著有《咆哮誌》《看不見的北京:不同世界 不同夢想》等。 ▎FB:島嶼無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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