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我是間諜（下）老大哥在看你...鐵幕監控檔案中的「另一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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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1973年，美國人類學家凱薩琳．韋德瑞到羅馬尼亞田調，開啟其東歐研究。隨著羅馬尼亞共產獨裁政權在90年代垮台，韋德瑞才發現自己一直被羅馬尼亞當局嚴密監控，並在後來的解密檔案裡，得知自己被化名為「間諜薇拉」。而當共產政權一一瓦解之後，不僅是韋德瑞，其他著名知識分子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米勒、英國學者提摩西‧賈頓艾許等也陸續從羅馬尼亞、東德的解密檔案裡，發現了他們也不曾知道的「另一個我」。

本文分為系列三篇，由本文作者阿潑以韋德瑞所著《他們說我是間諜》的延伸討論，分別從三個不同的視角出發，探討在共產政權的大環境下，對一個家族乃至於後代的深遠影響。上篇聚焦在匈牙利記者安德烈‧馬頓如何在鐵幕之下，因報導真相而淪為間諜階下囚；中篇為安德烈‧馬頓的女兒在逃亡且成為美國公民後，如何迫切地希望了解家族歷史，進而透過一份份的監控檔案開啟了尋根之旅；下篇則是那些被監控者（知識分子），如何面對自己的監控檔案。

馬頓夫婦絕對不是羅馬尼亞唯一的「間諜」──至少1953年出生於羅馬尼亞的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曾因為二度拒絕擔任線民，遭國安情治人員威脅：「我們會把你淹死在河裡。」之後，她在工廠受到各種斐言流語攻擊。他們說她是「間諜」。

赫塔‧米勒於200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舉世知名的作家，她的作品多具政治性，呈現在羅馬尼亞獨裁政權下人物生活，也多次藉著公開演講與書寫，揭露過往經歷。2009年7月，即赫塔‧米勒獲知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在德國《時代週刊》（DIE ZEIT）上發表一篇名為〈國安局仍在服勤〉（Die Securitate ist noch im Dienst）的宏文，直言：即使西奧塞古（Ceausescu）垮台，即使羅馬尼亞國安局（Securitate）已經改名，仍持續對她進行監控與干擾。她還細訴過往受獨裁政權壓迫的經驗。

對威權統治或共產獨裁政權而言，知識份子始終是他們關注的目標，因為這些讀書人具有獨立思考乃至書寫論述能力，若不為其所用，便可能成為顛覆政權的「敵人」。因此，獨裁政權的作法，若非他們感到恐懼進而臣服，就是使之與社會隔離（關押坐牢、消失，或是死亡）。而監控，對他們而言，僅是尋常的工作方式，在明處使人不敢輕舉妄動，在暗裡則是如豹屏息，等著逮捕獵物那刻到來──學者傅柯（Foucault）以學術論述、作家喬治歐威爾以小說作品，都曾強調監控對人的作用與效果。

但生活在如囚的獨裁治下的人們不會知道、也無從想像：「監控」除了導向恐懼，形成罪證，還會變成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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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秋天，東德政權垮台，東德國家安全部（下稱史塔西，Stasi）領導人立刻下令銷毀該機關長達40年所累積的國安情報檔案，兩個月後，數以千計的人民衝進史塔西總部，阻止這件事發生。此時，他們眼前所見的檔案量如山四海，多到讓人震懾——據統計，這些檔案排起來足足有18公里長。彼時，當政者並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些檔案，民間人士亦然——有的人擔心社會動盪，有人害怕隱私揭露，也有人不想面對背叛的傷害，那些曾為史塔西工作的線民們或許更揣揣不安。

經過一段衝突與協議後，統一前的兩德政府達成保留與開放史塔西檔案的協議，並在統一後，由國會訂定《史塔西檔案法》，並依法成立了讓檔案開放應用的專責機關：「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檔案聯邦管理機構」，即今日我們所知的史塔西檔案局。

這個世界今日對於國安情治（秘密警察）的監控手段，乃至於監控（秘密警察）檔案的認知，乃至於其可能產生的問題，絕大多數依賴德國史塔西檔案局及其相關立法、 規定的經驗。而這個經驗，也如前文所提，陸續成為蘇聯解體後、脫離其影響的中東歐國家的檔案開放應用路徑。因此，如若知識份子可以從獨裁者手下倖存下來，並有幸得以申請閱覽自己過往遭到國安情治機關監控、偵訊乃至審判的檔案，並願意直面它、書寫它、分析它，我們就可以從這些當事人視角，明白他們的經歷、獨裁政權的作法，以及檔案本身的問題。

例如馬頓的女兒卡蒂，成長於美國，透過檔案，明白父母於故土的經歷；而出身英國的學者提摩西‧賈頓艾許也曾因在東德進行研究而有了自己的「史塔西」檔案－－代號為「羅蜜歐」（Romeo）。

瞬間意識到自己擁有「羅密歐」這個身份的賈頓艾許，發現自己探索的不只是一份檔案，還有一段人生，檔案不僅是打開大門的小鑰匙，也是通往更大房間的方法，

於是，他不僅看了檔案，在比對了檔案與自己的日記後，也拜訪了檔案裡可辨識的線民，以及史塔西的人。作為一個學者，他想透過檔案這個媒介，折射那個年代的社會文化與現實，以期當時體制裡的人與他自己，又是如何回應？其後，他據此寫了《檔案：一部個人史》（印刻出版）。在書中，他不斷反覆問自己：以化名替《觀察家》寫稿，是否就是私下透過文學，嘗試顛覆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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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賈頓艾許這種來自「西方」的媒體工作者，又或是馬頓夫婦這類為西方媒體服務的共產世界人民，都不可免地，被獨裁政權下的國安情治系統視為「間諜」。

共產國家的國安情治人員既然無法辨識「（外媒）記者」與「間諜」的差異，恐怕也無法瞭解任何一個需要與人接觸、收集資料的社會研究與田野工作，情報工作之間不同。美國人類學家凱薩琳‧韋德瑞（Katherine Verdery）在其所著的《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和她的秘密警察監控檔案》（衛城出版）中，揭露她於1980年代前往羅馬尼亞做田野的監控紀錄。她發現，在羅馬尼亞國安局眼中，她的舉措和一個刺探情報的「間諜」差不多。

如同其他知識份子，韋德瑞在得知自己擁有一份監控檔案，便向羅馬尼亞國家檔案研究委員會（ Consiliul Național pentru Studierea Arhivelor Securității ，CNSAS，以下簡稱檔研會）提出申請閱覽。她這才知道自己是因誤闖軍事禁地開始受到國安情治人員注意，並進一步啟動對她的監控計畫──甚至為了方便監控，間接干擾了她的田野與研究方法，甚至左右她的人際往來與住所。

儘管閱讀過程，她對於檔案中對其隱私的揭露與扭曲敘事感到氣憤，但身為學者，韋德瑞很快就馴化自己的情緒，也馴化檔案。如做紙上民族誌一樣——只是田野的對象是檔案本身——透過自己的檔案釐清羅馬尼亞國安情治的運作及其檔案的生產，2014年出版的《秘密與真相》（Secrets and Truths: Ethnography in the Archive of Romania's Secret Police）即是她第一步研究成果。

在此書中，她認為蘇維埃共產社會以兩種策略來控制人民，其一是透過「黨」來建立正向觀感，讓人們相信一切都會越來越好，同時又透過蘇聯情報系統培養的情治人員，製造「恐懼」氛圍，讓人民擔心失去所有，於是放棄抵抗，甚至進一步配合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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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書中也不免承認自己確實「貌似間諜」：民族學是羅馬尼亞大學畢業生不陌生的學科，只是他們的民族學者是帶著學生成團帶隊前往鄉村，針對民俗文化語言等面向，請教專家，她這個美國民族誌學者卻是單槍匹馬，一人獨居村落，並四處探問各種細節，這種行徑與羅馬尼亞國安情治人員對民族學的認知相差甚多──讀到此處，我忍不住內心大叫：「去問馬凌諾斯基（Malinowski）為何建立這種民族誌研究法吧。」──當然不只如此，人類學家進駐田野地都需要報導人（informant），而她提到報導人時皆是化名，一如國安情治人員布建線民（informant），線民亦以化名存在相同。此外，韋德瑞會蒐集所有的社會政治資訊，這也和情報工作相差無幾。

當她讀到國安局在竊取了她的田野筆記後，所做的結論後，也如此自問。民族誌方法當然與情報活動不同，至少前者光明正大，後者是隱藏且保密的，但韋德瑞仍不免拋問：「當我讀到我的檔案『為了情報目的而剝削他人』時，我能否認人類學家不是像國安局軍官一樣常這麼做嗎？這種對我的學科的批判，難道不是和殖民主義會受到的批判相同嗎？」在《他們說我是間諜》中，韋德瑞以人類學這學門帶有的反思性，反覆扣問。

《他們說我是間諜》是韋德瑞在《秘密與真相》出版後，更進一步針對檔案產製的「前端」進行探索。如同賈頓‧艾許所為，她拿出了自己的日記、田野筆記，和國安局檔案對照，試著以自己的記憶來「重現過去」，並在辨識出檔案裡的線民與國安情治人員後，親自拜訪他們，詢問他們當時為何這麼做，又是怎麼做？（她甚至還送他們一本《秘密與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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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見面、訪談了更多人，韋德瑞對於檔案與體制的反思性更強，體制參與者的血肉更為分明，例如她可辨識、可查找採訪的線民樣態多元，是個活生生且帶著掙扎的，像是租屋處的「阿公」因為報告寫不好而接受「訓練」，之後又敷衍了國安局人員。

由此可見，「表現」難以一概而論，有的人雖是配合，但屬於他名下的報告卻是國安局人員自己寫的；有人不想欺騙韋德瑞，於是當她再次回羅馬尼亞做田野時，拒絕見面；也有人反過頭來批評韋德瑞才是「加害者」，若非她的到來，他們根本不用受國安局人員威脅提供線報。

她所訪問的國安局人員，似乎相當配合、可親，韋德瑞甚至一度為其所惑，一個朋友忍不住提醒她：「你已經擁有我們經驗他們的部分方式，就是學會害怕他們。但他們受到的訓練就是把我們都看成敵人...透過謀殺、透過監禁，透過把人丟到車底或打得半死，他們在人民心中散布一層又一層的恐懼...。」

她方才感知羅馬尼亞朋友聽到她的描述見面情形時的不以為然，於自省後，認為她的心得反映了人類學家模稜兩可的態度：「我們雖不是局外人，但也不是局內人，我們的工作存在歧異的時空，讓我們屬於又不屬於田野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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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頓艾許雖不是人類學者，但看來他也處於類似處境：確實被監控，也確實在那個時空，但在民主化過後的中東歐國家閱讀共產主義時期的監控檔案，用今時今日的眼光去接觸曾經置身於那個時空的檔案製作者、報告書寫者，以及視其為間諜或敵人的官員，本身就帶著各種思辯的空間。與韋德瑞相比，賈頓艾許在描述「接觸體制」這段經驗時，顯得不留情面：

那究竟誰可以為這一切負責呢？體制參與者似乎都認為自己沒有過錯，也造成傷害。

韋德瑞訪問的國安局人員也是如此強調。但她細細思考，發現自己的研究與田野被干預了，她的朋友被牽連，甚至成為線民，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影響，因此，得到一個結論：這一切對於她羅馬尼亞朋友的傷害，也是對她的傷害。「我們無法究責於個別軍官，他們的罪責僅在於加入國安局，我們只能究責整個體制與它服務的黨。這個鎮壓系統致力於肅清國家的敵人和維護羅馬尼亞人的安全，卻對人民帶來大量傷害。因此，去問秘密警察對我造成什麼傷害，是搞錯重點。」

韋德瑞強調：「這點可以從大部分人後來讀到自己的安全檔案時，對自己被監控的程度感到難以置信這件事上可見一斑。在那個年代很多人受到秘密警察的活動影響，其中包含監看、監聽、編造陰謀、操弄線民網絡與根據有罪推定行事，很多人的人生被倍數化。這種事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保密誓言與工作區隔化的存在，同時也讓我們憤怒的理據無法確立。但由於檔研會現在的對外開放，這種憤怒變得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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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記者、人類學家、媒體評論者，馬頓夫婦、韋德瑞與賈頓艾許的經歷，絕非個案，他們與當地人因監控受的的傷害的差別，僅於是否具有外國身份，以及是否曾因此而被限制自由或不當審訊。

那麼，作家是否也可能被視為是「間諜」？格雷安‧葛林就在自傳中寫道：「每個小說家都和間諜有些共通之處：他會觀察、偷聽、找尋動機、分析人物，而試圖付諸文學的他，是不道德的。」

因此，再回到小說家赫塔‧米勒的故事。比起其他羅馬尼亞知識份子對檔案的冷感，移居德國的赫塔‧米勒倒是曾年復一年向檔研會申請檔案──檔案申請不必然都會通過，赫塔‧米勒得到的回覆總是這一句：還在處理中。

2009年春天，檔研會終於在檔案堆中發現了「赫塔‧米勒」，其檔案以克里斯蒂娜（Cristina）命名，三卷，914頁。檔案中提到她的作品《低地》對國家現實的扭曲傾向，並證實她屬於一個德語詩人圈子，而這些人的作品都懷有敵意。

但赫塔‧米勒認為，她拿到的只是部分檔案（懷疑許多檔案被銷毀），許多重要時刻都不被記載在內，包含如前所述，她被招募為間諜未果而被攻擊的這三年工廠生活──在整批檔案中，這段經歷，只有軍官寫下的「知悉」二字。

因此，赫塔‧米勒寫下自己的感受：「國安局太清楚了，所以他們才這樣對我。他們知道背信棄義，比任何勒索都還具有破壞性。你甚至可以習慣死亡威脅，這已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份，你可以對抗靈魂深處的焦慮，但流言蜚語會偷走你的靈魂，你只覺得自己被恐怖所包圍。」當時她並不知道這種情況會維持多久，但總之，她被工廠解雇了，於是埋頭寫作，將這個經歷書寫成小說《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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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具有美國公民身份的韋德瑞不同，赫塔‧米勒是羅馬尼亞人，對於自己國家的人民，國安局不用想太多，對付她，就如對待其他人一樣。

她在沒有任何逮捕令的情況下，被當街帶走。

「他們指控我沒有求職，只靠賣淫、黑市買賣維生，是社會的寄生蟲（parasitic element）。他們提了幾個我畢生未曾聽聞的名字，指控我為BND（西德情報機關）從事間諜活動，只因為我與歌德學院的圖書館員和德國領事館的翻譯關係友好。」赫塔‧米勒詳細描述被當街帶走及偵訊過程：主要偵訊者宣稱他與8名阿拉伯學生發生性關係，以換取緊身衣及化妝品，儘管赫塔‧米勒一個阿拉伯人都不認識，對方仍不改說法：「如果我們願意，我們會找到20個阿拉伯學生當證人。你會看到，這將是一場精彩的審判。」

赫塔‧米勒回憶：偵訊者一次又一次將她的身份證丟在地板上，逼使她不斷彎腰撿取，次數多達三、四十次，若她動作慢一點時，他們就會踢她的後背。她還可以聽見另一道門後女人不知道是遭刑求或被強暴的尖叫聲。而她自己則被迫吞了8個雞蛋佐蔥和鹽後，由國安情治人員丟出身份證並將她踢了出去。赫塔‧米勒稱她的臉倒在灌木叢旁的草地，但她只能撿起身份證快速走回家。

就在《低地》即將於德國出版前，國安人員的騷擾越發囂張，包含趁他們夫婦不在家翻箱倒櫃，好讓他們明確知道自己被控制著的。受盡騷擾與折磨的赫塔‧米勒，不得不與丈夫逃離羅馬尼亞，移居德國。她在德國發表作品，得了文學獎。即使如此，羅馬尼亞國安局仍打算對她為BND做的間諜活動，提出刑事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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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赫塔‧米勒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當年負責監控她的國安局官員竟然也「現聲」，說明當年行為皆是合法合理，也指控赫塔‧米勒本人有精神疾病。

儘管赫塔‧米勒除了一次審訊，以及若干騷擾外，並未真正遭遇人身限制與審判，但這足以令她對獨裁體制深惡痛及，她在文章的最後，以下述段落替自己看檔案的感受作結：

但我們也許也可以往下追問的是，在許許多多被視為民主化的國家中，獨裁真的已經死了嗎？因為威權的幽靈也許沒有飄散，被監控者的「分身」或許還在遊蕩。也許，有人甚至連自己有檔案、有分身都不知道，也看不到。

責任編輯：周慧儀、林齊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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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與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

作者：凱薩琳．韋德瑞（ Katherine Verdery）

譯者：梁永安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2/06/01

內容簡介：1973年，來自美國的人類學博士生凱薩琳．韋德瑞到羅馬尼亞進行田野調查。她生活在外西凡尼亞一個小村莊，漸漸和當地村民培養出家人般的感情。她以研究當地寫出的著作，更開啟西方國家東歐研究領域先河。然而，隨著九○年代羅馬尼亞共產政權垮臺，她卻從解密檔案中發現：自己曾被當成間諜，受到嚴密監控。國安局中有關她的祕密檔案，多達兩千多頁。韋德瑞決定深入研究自己的監控檔案，藉以了解共產政權下的監控體制與線民文化。她回溯過去、找出線人，甚至訪問到當年負責監控她的國安局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