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言論自由了」？法國極右派扭曲的語言，如何削弱民主、助長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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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台灣政治的你是否有過以下經驗：看似不怎麼重要的事件，突然變成熱門話題；某個大家都在討論的名詞，卻沒有人能精準定義；以前會被認為觸犯大忌的極端發言，現在好像越來越尋常；在自由發言的情境高喊「台灣都沒有言論自由了」的人越來越多，讓你懷疑是不是真的有平行時空。

現代的政治環境裡充斥著風向與概念的操作，這已經是我們無法避免的現實。但你是否想過，這種現象對於我們的政治環境將有什麼深遠的影響？除了假消息之外，人們的論述能力與政治思考是否也正在被削弱？有沒有可能最糟的狀況，是讓我們對於民主政治不再有信心？

在全球極右派風潮復甦的當下，語言成為了極右派的武器。因為無法以理服人，所以透過扭曲的話術來吸收支持者，卻帶來破壞民主文化的後遺症。讓我們看看法國的例子。

▌「我們什麼都不能說了！」

享有言論自由的人，自由地抱怨著他都沒有言論自由了——這不只是台灣的現況，也是法國的極右派人士近幾年來常常掛在嘴邊的主張。然而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搞不清楚言論自由的概念，而是有意識的操作。

二戰以來，歐洲主流政治框架以普世人權價值為基礎，帶有種族偏見的言論不僅觸碰政治紅線，更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就跟所有其他的自由一樣，言論自由也不是絕對的；既然它是民主政治生活的條件之一，因此也必須以不破壞民主為其限度。這很自然地導致了以種族純淨為主要訴求的極右派難有生存的空間。

為了拓展勢力，極右派的其中一個策略就是操作言論自由的概念，設法讓原本不被允許的論述慢慢進入灰色地帶，最終成為可以被接受的政治議題。而法國近年來政治論述的發展，也的確證明其策略奏效。

例如，原本政治生活的核心問題應該是「公民權」（citoyenneté） ，所有的制度與分配都必須以此概念的內涵為基礎。然而，法國當前的政治論述多了「身份認同」（identité）這個概念，並且與公民權概念越來越常並列，甚至開始侵擾、混淆進公民權的概念中。

事實上「身份認同」並非真正的法律概念，而且在共和國的原則底下，公共事務應該與其保持距離。它表面上具有中性的內涵，實際上也可以成立重要的政治議題，但是一旦與公民權概念的界線混淆，甚至使得「身份認同應該成為公民權的內涵」、「公民權應以某種身份認同為條件」等諸如此類的主張，也變成同樣值得探討的題目，這就為極右派論述開了一道門。因為在當前法國的語境中，「身份認同」指的別無其他，就是「國族認同」，背後的基本單元就是種族文化；原本被阻擋在政治正當性之外的種族言論，換了一個名字就悄悄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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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移民問題在2000年以前，並沒有像今天一樣如此主導法國的政壇風向，然而現在幾乎成為了每個政論節目、每場政治辯論必談的題目。當然，移民本身是客觀中性的題目，沒有不能談的道理，然而，當所有的社會問題都在欠缺客觀根據的情況下被連結到移民的時候——貧窮、失業、暴力、毒品，通通都是因為移民——實際上就是以政策討論為名義，偷渡種族歧視的觀點。

身份認同與移民——這兩個極右派最在意的題目雖然備受爭議，但在言論自由的法律保障之下是無法阻擋的，僅能期待人民透過理性討論揭露其論述背後的真實目的。但面對批判聲浪，極右派卻反過來以受害者自居，主張自己的「言論自由」受到傷害，抱怨「什麼都不能說了」。

事實上，社會上有各種不同的聲音正是言論自由的展現，極右派人士的抱怨是紮紮實實的顛倒是非。但是這種操作卻非常有效，將「言論自由」的大旗擋在前面，社會大眾只能接受這些似是而非的議題，反對者也只能直球對決進行辯論，反而讓議題的聲量越來越大。

除了扭曲言論自由的概念之外，極右派還有另一種策略：刻意挑戰、甚至侵越言論自由的法律界線。這種策略所追求的效果是讓其他有點可疑、但不那麼極端的言論，相比之下感覺沒有那麼嚴重。1980年代法國極右派政黨領袖老勒龐（Jean-Marie Le Pen）令人震驚的反猶言論（「毒氣室只是二戰的一個細節」；2015年又再說了一次）或許是他的正常發揮，但這番話也使得人們對於其他歧視性話語不再那麽大驚小怪。

而他的女兒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接任黨主席後，嘗試在自己與上個世代之間做出某種區隔，甚至多次與其父親公開對立，致力於擺脫過去的包袱。批評猶太族群不行，討論「移民政策」總沒有問題；歧視阿拉伯族群會被質疑，那就改談法國人的「身份認同」。於是法國社會十幾年來見證了極右派「去妖魔化」、「普通化」的過程，支持勒龐好像沒那麼嚴重，討厭移民好像也沒什麼不對。極右派成功地將自己的政治議程推到了舞台最前線。

然而這一切都並沒有改變極右派的本質：以「族群」為一切政治建設的基礎。炒作言論自由概念的極右派，真正在意的根本不是言論自由，而是種族歧視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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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說話，讓民主不再民主

不過極右派在法國能獲得如此大的成長，除了他們自己的策略之外，也是因為整體政治環境早已烏煙瘴氣，理性討論的空間越來越小，人民對於論述操作失去抵抗力與辨別力。2024年一篇名為《法西斯主義如何在我們的語言中蔓延》的文章中，法國翻譯名家馬農尼（Olivier Mannoni）指出，極右派從邊緣群體演變成一股主要政治勢力，正是以扭曲的語言為其成長的土壤；非極右派的政治人物，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則是任由論述環境日漸敗壞、甚至助長其敗壞，今天的結果可以說是各派人士的共業。

馬農尼寫作的背景是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解散國會事件。2024年6月9日歐洲議會選舉，法國的極右派獲得空前勝利，馬克宏所領導的政黨慘敗。當天晚上馬克宏對著電視機前的法國民眾宣布：「我決定讓你們重新選擇我們國會的未來。我決定解散國會。」然而依照當時的情勢，國會重選幾乎等於將立法權力拱手讓給極右派。

嘴巴上說人民「有所選擇」，實際上卻是為法西斯陣營送上大禮，這如果不是一種諷刺，至少是為了掩蓋政治算計的語言濫用。而且這個決定本身不正等於，總統正式承認極右派為合格的對手，對其正當性基礎不再追究了嗎？震驚之餘，馬農尼不禁自問：從非法邊緣到總統的政敵，極右派的威脅已經來到眼前了，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

馬農尼回顧法國30年來的政治發展，整理出幾個原因。首先是國家領導階層開始慣性地使用各種話術，逐漸破壞人民對政府的信任以及對話的基礎。自從1995年席哈克（Jacques Chirac） 上任以來，政府為了要擺脫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and）時期所建立的左派社會保障制度，同時避免人民反對的壓力，往往含糊地沿用左派的詞彙，實際上推行的政策卻逐步往右傾。

在席哈克的第二個任期內還發生了一件影響深遠的事件：2004年歐盟推出《歐盟憲法》的計畫，並針對此計畫通過《第二羅馬條約》交由各國依自訂程序簽署，而法國決定以公投的方式作為簽署條約的條件；公投的結果是法國民眾否決了《歐盟憲法》計畫，然而同樣的計畫內容卻在兩年後透過《里斯本條約》借屍還魂，並且僅以國會表決的方式通過簽署。這次事件澆熄了許多法國民眾對於民主的熱忱：只要領導階層執意講一套、做一套，人民的意志展現根本沒有任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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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階層失去人民的信任，政治論述不再被認真看待，其原因也可以從法國政治光譜逐漸模糊的現象獲得端倪。馬農尼觀察到，源自柯林頓（Bill Clinton）競選時期的「三角點策略」（triangulation） 也在法國政壇被大量運用。所謂三角點策略就是擷取對手的部分主張納入自己的政見，一方面避免在特定議題上遭對手攻擊，另一方面也開拓新的支持者；簡單而言就是「包牌」策略。

例如2007年，薩科齊（Nicolas Sarkozy）為了角逐總統大位，不顧替極右派加溫的風險而提出移民及身份認同相關的政見；又或者馬克宏號稱「不左也不右」，時常長篇大論地將各方立場全部納入自己的主張，可以說是包牌大王。可是政策的實際推行一定會有方向，不可能「既左也右」；包牌的論述實際上就是含糊其辭，甚至是欺騙選民。歷經薩科齊、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到馬克宏，法國民眾感覺傳統的立場區分越來越薄弱，「選誰都一樣」的感受越發深刻，政治人物的話語越顯空洞。

對話與論述虛假化的結果，就是理性思考喪失根基，人們對於政治的未來失去方向感。而這樣的狀態就非常適合極右派文化的發展，其中又以教育程度較低、生活在鄉村地區的大眾階層最無招架力。馬農尼於是細數黃背心運動如何從原本具有紮實論述的草根運動，瞬間被極右立場鮮明的少數個人所代言，從而變成一群只有憤怒、沒有核心思想的群眾；接著Covid-19疫情期間，陰謀論與虛假的科學論述橫行無阻，而政府也沒能即時透過科學、客觀的公衛措施來防堵這些非理性的言論，在民粹主義風行的背景下，極右派又趁重挫的經濟收割了一群大眾階級的支持者。

除了政治角力、時局環境之外，主流媒體與網路社群也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阻礙民主討論：前者的內容受到股權擁有者的控制，而後者則受到來自俄羅斯與中國有計劃的干擾威脅。馬農尼觀察到，為了流量與輿論操作，政治的語言變得破碎化、情緒化，動不動就訴諸憤怒；討論已經不像討論，而更像戰鬥，重點已經不在於思考與溝通，而是片面的搶快、較勁。

馬農尼對現狀的憂心並非多慮。語言的理性使用是政治溝通的基礎，扭曲前者等於摧毀後者。這種狀況演變到極致只會有兩種結果：完全的是非顛倒，或者完全的思考麻痺。而這兩種結果，都是為極權主義的思想整肅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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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的語言

馬農尼之所以對於語言與政治的關係如此敏感，是因為上個世紀的歐洲史已經演譯了最極端的案例，而他也在文本的第一線對此做了許多深刻的思考——身為納粹德國諸多一手文獻的法語翻譯者，馬農尼無法不察覺，當前法國的政治語言在許多方面都重現了納粹語言的特色。

2021年，馬農尼在一個由史學家組成的團隊帶領下，翻譯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納粹文獻：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並在加註導讀和註解後，由Fayard出版社以《惡的歷史脈絡分析》（Historiciser le mal）為書名出版。一年後，他以作者身份出版《翻譯希特勒》（Traduire Hitler），分享歷經10年與納粹語言纏鬥的心得，也提出他對該語言的分析，並表達對時局的憂心。《法西斯主義如何在我們的語言中蔓延》的寫作背景，就是他在撰寫《翻譯希特勒》的當下擔心即將成真的事，而後來的確也成真了：極右派已經成為有實力爭奪權位的政治團體。

在《翻譯希特勒》當中，馬農尼主張希特勒之所以能取得權力，不是透過暴力騷擾他的左派政敵，而是透過他的論述；而他的論述之所以有力，並不是因為有道理，而是因為使用的語言是以破壞現代文明價值為目的。不過馬農尼也指出，希特勒寫作《我的奮鬥》的當下， 法西斯化的德語早已成形，《我的奮鬥》並不是始作俑者，而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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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納粹人物的寫作風格各有差異，但是幾個共通點揭露了這種語言的特性：辭彙豐富性很低，彷彿帶有執念似的重複強調特定詞彙，反覆固化某種思想；內容空洞，但是充滿鼓動情緒的調性；時常扭曲概念的內涵，尤其是將日常語言當中具有負面形象的概念當成正面的詞彙在使用；書寫與口語幾乎沒有區別，凸顯了納粹德語單一且剛烈的本質，造成對於思考的箝制。以上這些都只是就論述的形式面而言；內容面則當然不脫離種族仇恨的思想。除此之外，納粹政權也是擅長洗腦與政治宣傳的老手。

附帶一提：納粹的全名「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本身就是一種誤導。他們用這樣的稱謂吸引工人階級的支持，但事實上他們的路線根本沒有任何社會主義的成分，反而自始至終堅強地與資方站在一起，並持續地打擊工會。而在今天，法國的右派支持者偶爾會出現一種低級的攻防，就是宣稱納粹因為叫做「社會主義」所以是左派的，這如果不是無知，就是一種刻意的操作。

總之，納粹德國一切操弄話語的策略，目標都是「打理」國民的「心智」，讓他們成為祖國的旗子，甘為祖國征戰。馬農尼用一句話總結他的主張：語言的扭曲使用，就是極權主義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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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極權的語言

Fayard準備出版《我的奮鬥》新版譯本的消息2015年在媒體界曝光之後，曾經引起軒然大波，翻譯團隊受到來自各方的批評；左派政治人物梅蘭雄（Jean-Luc Mélanchon）甚至撰文批評出版社只是為了炒作話題才出版這本邪惡的聖物。即便歷史學者之間也有不同的看法，對於出版抱持遲疑態度的主要論點是，納粹的可怕是一整個體系的問題，並非希特勒一人或他的一本書就能導致史上最邪惡的暴行，重新出版有可能會使讀者過度放大希特勒的歷史角色，這不僅會造成歷史誤讀，也可能會強化某些人對他的個人崇拜。

不過，馬農尼與史學家團隊共同努力的成果完全平息了各方質疑：導讀與註解的份量遠遠超越希特勒的原文，《惡的歷史脈絡分析》不只是《我的奮鬥》的翻譯而已，而是一本全新的著作，陪伴讀者以批判觀點更了解納粹的歷史。

而對於馬農尼而言，翻譯與分析該著作的另外一層意義就是拆解極權的語言，這點對於今日的法國格外重要：我們必須要了解邪惡如何透過語言混淆心靈、控制思想、取得政治權力，才能增強我們對這種操作的抵抗力。民主需要的不只是制度，更需要理性。

今日的台灣，可能比法國更需要對此有所警戒，因為我們隔壁就有一個巨大的極權國家機器，以系統性、高效率的方式，針對我們的社會進行語言操弄、顛倒是非、敗壞討論風氣。這個國家可以一方面紀念二戰終戰、譴責其中的人類暴行，另一方面則對自己的屠殺事件執行滴水不漏的歷史否定主義。而在我們的社會當中，那些參與扭曲語言的行列、顛倒概念是非、將民主政體比作納粹的人，等於是助長該極權體制的企圖，成為破壞文明價值的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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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