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馬「華人」與中國的距離（下）：失望民主找錯了出口？

• facebook

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頗為活躍和具知名度的中國駐馬來西亞前大使白天，在去年底離任前，在當地第一大中文報章《星洲日報》上給馬來西亞最大中文媒體集團榮譽主席張曉卿的臨別話語。這類文章對中文報紙讀者而言，可能不覺突兀。近年經常可見中國官方使節參與華人社團各種活動的新聞，他們也積極在中文媒體上表達看法，特別是遇上特殊事件時，譬如2019年香港發生「反送中」抗爭和新疆問題上，會清楚表達中國的立場和反擊負面指控。

不過，該文所強調自然的血緣情感和文化紐帶的連結，以及共享經濟發展紅利等，隱隱然地重新召喚跨國界的中華民族意識，更強調血緣的族群民族主義，「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沒有清楚界線，匯聚為「祖籍國」的想像，且對馬來西亞的身分政治有著微妙且持續的影響。

▌前情提要：〈大馬「華人」與中國的距離（上）：尊嚴受創的精神慰藉？〉

• facebook

• facebook

▌中共敘事一：模糊「華僑」和「華人」國籍界線

「祖國」一詞的意義未必很明確，在馬來西亞的華文語境下，許多華人將「祖國」理解為祖先來自的國家—中國，不太使用「祖籍國」這個詞彙。但是，因為和中國在各方面更密切的往來和交流，「祖國」和「祖籍國」的混淆開始出現。

近年曾發生馬來西亞年輕藝人蔡恩雨和以格先後在中國的節目中稱中國為「祖國」，引發一些網民的不滿，認為擁有馬來西亞國籍的兩人，其「祖國」應是馬來西亞。兩人後來皆以道歉平息爭議，且指在其認知中，「祖國」是指祖先的國家，才會引起誤解。

中國官方在使用「祖國」和「祖籍國」時，基本上「祖國」是針對具中國人民共和國籍，在國外生活的「華僑」；「祖籍國」則是針對具有其他國籍，但祖籍來自中國的「華人」。因此，「祖國」主要指向國家認同的政治認同，而「祖籍國」則偏向文化中國的認同，兩者應有較明顯的區隔，但是近年中共政府似意圖模糊這樣的界線。

數年前長期研究海外華僑與華人的新加坡學者廖建裕指出，中共政府近年加大力度推行僑務政策，似乎有意模糊「華僑」和「華人」的國籍界線。另一位長期研究中國與華人的資深學者王賡武也提醒，中共政府基於族群和血緣進行海外連結，且認為很自然，但其他國家未必能接受，這是衝突所在。

• facebook

在各種新媒介出現前，除了華文報紙，本土寰宇衛星電視台頻道（Astro）中的中國中央電視（CCTV4）、鳳凰衛視和中天新聞等，在近二十年間，成為關心中國發展者所仰賴的重要資訊來源。在中國的主旋律下，一些華人長期接收迎合他們認知與情感的資訊，也主導了對中國的態度和想像，成為當代版的遠距民族主義建構。

2020年6月，因合約問題，寰宇電視宣布鳳凰衛視的頻道將下架時，引起一些華團和觀眾的公開抗議，隨後恢復播放。中天新聞台在2020年底被撤照，也讓不少關注兩岸關係的華人，對民進黨政府頗為不滿，認為是刻意打壓藍營的聲音。

社群媒介和通訊軟體興起後，人們更容易找到同溫層，也更易迷失在混雜事實與虛假的海量宣傳資訊裡，特別是在有情感牽絆的事務上。在人們認知上的確認偏誤中，會自動揀選符合貼近自身情感和認知的事，強化偏見和信念，避開不想接觸的資訊，且只想表達想說的話，不太願意聆聽他者。在疫情期間焦慮與不確定的氛圍下，人們更需要安全感，也更信任社媒的朋友或群組的訊息，使社媒和通訊軟體更凸顯其重要性。

在網路公共論壇場域，除了網民自身的情緒性言語，也有內外網軍等力量的涉入，經常針對特定議題強化網路上的混亂與碎裂狀態，混淆事實和對錯，意圖破壞理性討論的可能和人們的認知判斷，對民主自由等價值理念更加懷疑與厭煩。

馬來西亞民眾近期也在大量接種AZ和科興等疫苗，而台灣在六月開始接種AZ疫苗後，出現一些長者猝死的案例，引起很大關注。在尚未進一步了解真實情況下，快速在一些社媒和群組中流傳各種不實資訊與陰謀論，誇大AZ疫苗的問題，強調中國疫苗的安全性與有效性。台灣近期的防疫缺失，也被強化證明「中國模式」的優越性。

• facebook

• facebook

▌中共敘事二：更易親近的「中國故事」

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對馬來西亞政經文教各領域的滲入，多如鴨子划水，一般民眾不易察覺。近年隨著中國國力日勝且更具信心，其作為和影響更為迅猛且外顯，且效應蔓延著，特別是對新世代在價值觀與世界觀的影響。

傳播學者戴瑜慧指出，中國政府近年推動「意識形態娛樂化」（ideotainment），透過各種媒體平台和形式（如影視作品、流行音樂和線上遊戲等）連結流行文化，將更細緻的意識形態（以「中國夢」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核心）建構和說服訊息結合，把中國與中華帝國進行連結，營造現代盛世強國的形象，滲入新世代的日常生活。

這些內容多以正能量、趣味、輕鬆與歡快節奏，描繪著城市中物質豐裕、光鮮亮麗的「中國故事」，還有飛躍的科技發展，表現著自信且明亮的未來。對新世代來說，對歷史較為碎片的認知和沒有厚重情感包袱下，這些內容或許具有直觀的吸引力，認為是一個「好」國家的樣板，看起來也是個令人憧憬和可逃離現實處境的「舒適國」。

許多馬來西亞華人沒有在中國生活的經驗，卻對於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建構著看似清楚，其實模糊的印象和想像。對比現實的馬來西亞處境，出現巨大落差，出現某種程度的誤認，對中國建立過度美化和理想化的認知。

• facebook

• facebook

▌馬、中主流意識？跨世代對「力」的崇拜

在中文報紙上曾有作者撰文，認為華人新世代多有強烈的反中態度，因此勸告年輕人要識時務，把握中國崛起的機遇，參與共創文明。在此不論其對於新世代的理解是否準確，在其強調的語詞中，譬如「競爭力」、「識時務」和「富強／強大」等，和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精神狀態和社會現實相當貼近，透露出彼此相當程度上分享了接近的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很可能是本土不同世代中共享的意識。

中國學者許紀霖指出，自從進化論在十九世紀末傳入中國以後，社會達爾文主義提供了一條「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富強道路指引。這套想法與中國文化傳統中儒家的經世致用，以及法家的富國強兵相結合，形成近代中國物質主義與功利主義的潮流。此股潮流在政治上表現為對強權崇拜，「力」是最高價值；在日常生活上則以生存為首要信條，忽視精神、文化與價值等層面，這在今天的中國社會更加明顯。

當代中國意識形態中隱含更幽微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內涵，且與馬來西亞華人社群從殖民時代以來的主流意識有其親近性，讓不同世代皆更容易接近，且不易意識到其中可能的問題。

在馬來西亞扭曲的政經與社會結構中，許多中下階層的華人在成長過程中，深刻體驗現實的叢林法則，確認弱肉強食世界的真實性，認為必須仰賴自己與「識時務」，才能生存下來和爭取出頭天的機會。因此，通過個人的競爭與努力，或者以各種手段和路徑，爭取快速翻身和改變命運，追求財富物質的最大化。2018年韓國瑜掀起風潮後，他直白的「發大財」等語言和風格，在華人社群中頗能引起共鳴和好感，其中也包含對於統獨和藍綠的認知態度。

在崇尚物質與崇拜強權的秩序下，對於近年有關香港的抗爭上，華社中不少人附和香港警察應該直接開槍鎮壓公眾的說法，因為就該以「力」鎮壓來維護既有秩序，避免破壞中國整體的富強之路。

• facebook

• facebook

▌公民社會崛起後：推動民主以擺脫困境

不過在1980-90年代後華人社群亟思突破困境的方向時，開始出現「民權」與「公民社會」的改革想像和方向，特別是國家獨立後誕生的中壯與青年世代。

他們倡導自由、平等與民主等價值，嘗試突破「華人」的族群中心框框，建構更清晰的「馬來西亞人」的國族／民族（nation）意識，強調文化多元主義，希望透過跨族群的溝通和互動，積極和不同族群協作，建立具核心價值的共同體。其中有些人則重視被邊緣化者的議題，期待建立更公平與自由的民主社會，但在族群政治根深蒂固的馬來西亞，民間力量的播種工作，是進展緩慢且艱難的挑戰。

他們捍衛自由與民主價值，在民間各領域實踐，部分人也對中國政府的作為提出批評，關注包括台灣與香港等地區的民主發展，但也引起其他華人的不滿和爭議，這種狀況一直存在著，近年這些爭論在網路上更為熱烈，且撕裂狀況似更明顯。

• facebook

▌2018年之後：替換政權後的沮喪與虛無

2018年希望聯盟（簡稱希盟）有些意外地取得馬來西亞政權，這個倉促組成的聯盟，內部對於核心價值部分未形成清楚共識，在施政上快速暴露問題。希盟一些政黨試圖走出族群政治困境，從族群民族主義朝公民民族主義方向，建構強調自由、民主與公平價值的國族。以華人為主的民主行動黨領導人林冠英在就任財政部長時，強調「我不以華人自居，而是馬來西亞人」，但此說法被批評未肯認自身的族裔身分，讓一些自覺尊嚴受創的華人相當在意。

面對仍是族群政治結構的「舊社會」，希盟政府曾嘗試在資源分配上略為調整，譬如在教育上增加華校的撥款，試圖改善過去不公平的資源分配，同時也未減少國民學校資源，但卻會被理解為對主流族群特權的挑戰，且讓部分馬來人感受到希盟政府的政策，已非以往的「馬來人至上」，不安的心理再次被挑起，引發後續的政府崩塌。

一般華人對民主的理解尚待深化，多將民主簡化為就是選舉投票，把自己理解為選民，投完票即完成任務，剩下的工作「外包」給政治工作者。大力支持希盟推倒國陣的華人社群，對希盟期待很高，以為自身權益可以很快獲得改善，但事與願違，對希盟無法快速兌現其競選宣言出現頗多怨懟。政權替換的美好想像很快破滅，也對民主和政治感到失望與沮喪，懷疑民主制度無法改變自身的處境。

希盟執政不到兩年就下台，在疫情中取得政權的新政府，無法有效管控疫情，造成人命與各領域遭受重創，民眾憤怨聲音不斷。

• facebook

• facebook

▌「中國模式」——對民主失望後的選擇？

疫情下政壇權鬥持續，疲乏不安的人們對政治更無力和厭煩，華人社群出現相當的犬儒與虛無氛圍，甚至陷溺在情緒性的酸言與抱怨之中，對自身國家的未來不甚樂觀，且未必有意識地內縮訴諸族群本位的可能傾向。

近期疫情惡化，民間出現許多跨越族群等界線的自救和互助行動，但也出現華人民代在提供物資協助陷困境者時，被質疑「沒幫華人」的個案。民主行動黨在今年上半年進行的黨選中，內部也出現批評為爭取跨族群選票，淡化自身「華人色彩」的聲音，這相當程度回應基層的焦慮。而外在的中共政權不斷召喚跨越國界的中華民族意識，可能對部分華人「政治認同」形成拉力。

不過對新世代華人來說，可能更在意輕盈的日常生活中的品質和體驗，身分認同也更複雜與多樣，不是僅有族群和國族身分的認同，還包括性別與性傾向等需求，傳統的「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狹隘集體意識，對他們來說未必特別重要。然而，強調人生體驗的身分認同，需要一個自由、多元和包容等的政治與社會條件，減少專制的壓迫，使得人們可以交換生命經驗、理解彼此過去，進而承認與尊重彼此的主體性。

許多華人未必具體和確切的感受到自由與民主的重要性，忽略了它們對於國家與社會的重要，也是人們建立身分多樣性的基礎。對現在與未來有更多不確定性和焦慮的氛圍下，原本的功利導向與對「力」的崇拜，可能讓更多人傾向專制中國模式的效率與物質科技。

馬來西亞長期受困於保守的政治與社會力量，但仍蓄積強調跨越族群框框的民主、自由與平等價值的動能，但如今在內外糾結的拉力與推力下，不少華人對普世價值漸失信心與興趣，可能出現更明顯內縮的「再部落化」狀況，也更不願意參與公共事務和對本國政治冷感，這對已陷入更大困境的馬來西亞社會是另一難題。

• 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