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命控訴的維吾爾法庭(下)新疆的民族改造理論?
今年的維吾爾法庭,與會的專家證人均非法界人士,不過多位學者具十年以上的維吾爾研究及長期的新疆田野經驗,他們以各自的專業出發,提出依據,論證中國以防堵恐怖主義與極端思想為由,恣意擴張對於維吾爾族的壓制,企圖終止其文化之正常延續。
當代奴隸制度研究(Contemporary slavery)學者 Laura Murphy 與其研究團隊指出:被迫加入政府勞動計畫的維吾爾人,一部分來自「職業技能教育培訓」的結業學員——即曾進入拘留營「教育轉化」者,另一部分則來自於政府「扶貧攻堅戰」所掃底動員出的「富餘勞動力」、「勞務轉移」。
該團隊運用多方的衛星影像資料,發現 2017 前開始運作的大批拘留營周圍,於隔年開始建起了工廠廠房,且兩者之間以圍欄相互聯通;另在原有拘留營體系之外,大規模工廠與宿舍也在南疆各城周邊起建、運作,這類設施都配備有圍籬與警哨。
政府報告中稱這類計畫的目的是為了「減少維吾爾人口密度」、「脫貧致富」、「融入中國主流社會」,並聲稱維吾爾人是自願加入計畫,享有勞動合約與合理工資保障。但 Murphy 教授指出,重點從來就不在於是否有給薪,而在於是否可以拒絕而不受懲戒,且政府一再拒絕讓這類設施接受具透明度的第三方調查。
▌學者觀點
維吾爾研究學者 Rian Thum 進一步指出,這些加入強迫勞動、受拘留的維吾爾人所留下的,由親戚照護的孩童,也是政府人員的目標。於基礎教育層級,近年新疆出現了大規模擴建的寄宿學校,教育部門報告也要求下級單位優先執行住校安置計畫,搜羅維吾爾孩童離家入學,官方文宣常以此作為政績加以宣傳,聽證會中幾位當事證人證詞也提及這類計畫。Thum 認為基礎義務教育的意涵自此改變,不在於學習,而在於強制性——強制孩童與原生文化家庭分離。
若原生親族希望主動聯繫被政府安置的孩童,往往是萬分困難。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曾多次於《BBC》的公開訪問承諾,只要「告訴我他們的名字」,中方將為維吾爾母親們找尋其失聯已久的孩童,自 2019 年起,在記者的居中協助下,多位僑居海外的母親同意提供詳細資料與中國大使館,詢問孩童們的下落,使館方面收件並承諾將轉交調查。然而此後《BBC》多次追問此事的進度,僅獲得「有消息一定會給答覆」、「目前沒有任何進展」等消極回應。兩年過去,中國始終未兌現追查失聯維吾爾兒童的公開諾言。
兩位自 1990 年代即持續於新疆進行民族誌田野的人類學家 Rachel Harris 及 Jo Smith-Finley 作證,指出具有伊斯蘭元素的維吾爾實踐,如小型的誦詠儀式、朝拜聖陵等文化活動,自 2012 年起即被禁止,2017 年後,受於監控與「結親」幹部定期駐戶,最低限度實踐伊斯蘭,如在參與禮拜、在自家內祈禱、持有可蘭經,所需面臨的代價極高——被送入拘留營。
政府也在正式文件與場合使用各種強調其傳染性威脅的隱喻:將伊斯蘭思想指稱為「病毒」、「精神疾病」,施以教導的伊瑪目為「寄生蟲」,需施以系統性的措施以撲殺這些「雜草」。
關於上述政策,政府方面自然持有不同的解讀,辯稱皆為協助維吾爾族「融入中國主流社會」的努力與善意,對此,與會學者一再強調,這些政策的共有特徵是「非自願性」(involuntariness),維吾爾人沒有拒絕的可能;而這一系列政策以反恐、去極端化為名,毫無差別地針對維吾爾族整體施行,目的在於消抹與伊斯蘭密不可分的維吾爾日常文化、拆解維吾爾家庭結構,以利於全面改造、同化整個民族。
國際事務專家 Sean Roberts 教授則是以「文化滅絕」(Cultural Genocide)與「定居式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兩個概念,來定性中國當前的新疆政策——文化滅絕係指刻意系統性地摧毀特定族群延續生活的必要基礎,諸如該族群的文化特殊性、集體身份認同,以及日常生活的方式等等,形式較為漸進,且在人類歷史中較為普遍,別於非人們所熟知的,納粹大屠殺式的大規模處決。
而定居式殖民主義則是造成維吾爾文化滅絕的進行模式。若參照其典型案例,如美加澳等國的原住民政策史,殖民者並非立刻全面侵入國內原住民族群的既有生活,而是在需要更多的發展資源與土地時,才使用更微妙且合法的手段,以國家暴力為後盾,逐步消解原住民族群內部以及其與土地的連結,刻意以佔優勢族群的文化替換原住民族群的文化,如:推動寄宿學校、禁說母語等,使得優勢族群更進一步的屯墾與發展毫無阻礙。
當然,正執行定居式殖民的國家不會承認自身舉措已構成原住民的文化滅絕,他們以較為委婉的措辭包裹自身的殖民行徑,譬如歐美各國以「為野蠻人帶來文明教化」作為藉口,而當前中國的兩大合理化論述則是扶貧與反恐。
Roberts 教授認為,自 1980 年代以降,中國政府其實有非常多機會可採取不同的途徑,在不損害維吾爾文化自主性的前提之下,將他們整合進中國社會,然而,自 2016 年後中國的新疆政策,已逐步由作為中國與中亞各國緩衝區的邊疆(Frontier)治理模式,逐漸轉為剷除維吾爾自主性的定居式殖民主義。
換言之,習近平政權以先未曾有過如此系統性地同化維吾爾社群的強勢意圖,過往的南疆對統治階層來說是塊難以貫徹穿透之地,而今隨著中國實力與地緣政治的轉變,習似乎打算透過一次性的改造,讓維吾爾族永遠受到國家的掌控。
儘管專家證人對中國政府是否涉及國際法定義之種族滅絕,尚有不同的看法與保留,但維吾爾族正遭受來自國家的文化消抹政策已是彼此共識;此外,在政府意圖控制族群人口一事之上,近年遭中國奮力追打的學者鄭國恩(Adrian Zenz)則走得比較遠。
他在即將出版的報告指出,大批新疆人口研究的御用學者(以李曉霞、劉以雷等人為要),近年於學術報告中建議,為保障國家安全,南疆的人口結構勢必得進行「人口優化」,以結束維吾爾人口佔南疆絕對多數的歷史局面,而鄭認為此觀點與中國現行之新疆政策密切相關。
換句話說,他認為中國對維吾爾族的社會控制之最終長期政策目的,不在於經濟利益——這是部分維吾爾研究學者的觀點——而是在於「優化」人口結構:透過針對突厥裔住民的生育控制、勞務轉移,搭配引入漢人定居等多種手段,計畫在 2040 年以前,將新疆整體人口的漢人比例由 4 成拉高至 6 成,且南疆四地州漢人人口比例至少佔 25%,才得以穩定控制南疆,一勞永逸。
一群漢人學者商議著要如何「改變南疆人口結構佈局,結束維吾爾族一族獨大局面」,這是件令人不安的事,但如何證明此理論影響了政策意圖?法庭成員對鄭的論述與解讀尚有不少質疑,其觀點於後續審理的是否站得住腳,仍有待觀察,
總的來看,各方學者儘管給出基於自身專業的分析,卻也在答詢中均同意自身並非國際法專家,中國及其高層官員是否涉及施行「種族滅絕」與「危害人類罪」,仍需留待國際法專業人士進行判斷。儘管按照現有的前例,要被認定為種族滅絕,於舉證實務上相當困難。
▌一個追討責任的嘗試
今年6月召開的維吾爾法庭雖不具任何實質法律效力,卻是一個非官方,集體而正式的嘗試,嘗試將近年發生的壓迫與侵害,以當事者作證答詢的形式,做出一個系統性,且書面與口頭證詞均透明可供查閱的公開審理,無論判決結果為何,各界觀者自有公評。
與之相襯,消失在中國拘留營與工廠體系的維吾爾人們,未曾經過正式法律程序,單依警務體系片面之言,國家即可任意監禁;其中被轉入監獄體系的部分人士,也未能獲得公開審理、沒有辯護律師、家屬未事先知情,即獲判重刑。
聽證會會後,主席尼斯爵士重申法庭對中國政府的邀請與歡迎,期許政府願意提供相對應的證據,用以自清或反駁當事證人的說詞,甚或派正式代表出席進行夾叉詰問,均有助於法庭爬梳當事人證詞的真偽,以釐清真相。
自治區的回應是再次召開記者會,邀集 6 位當事證人的親屬與鄰居出席,再次一一數落法庭作證者的墮落與法庭的「醜陋行徑」,對此,維吾爾法庭發出聲明,主動邀請幾位當事證人的親友至倫敦出席下一輪的聽證會,也敦促中國政府保障有意願成行者的旅行自由。
為所發生的憾事留下證詞,是當代維吾爾人尋求公義的第一步,更是為日後將臨到的審判做預備;讓傷痛與控訴,個體的記憶見證與專業判斷,得以浮現,凝聚成為可能的究責的力量,敦促中國政府儘早肩負起作為大國所應匹配的擔當,誠實面對維吾爾人遭受的迫害,承擔起無可迴避的歷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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