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隆性侵陰影，德國憲政與公共安全的煎熬試煉
2016年12月31日的跨年夜，Murat Ü.和他的好朋友一起到科隆火車站吃宵夜，打算一起在科隆最熱鬧的地方——科隆大教堂廣場——迎接2017年的到來。餐敍結束後Murat慢慢地走向火車站，在即將抵達車站左方出口時，被一位警員引導到右方的出口處。此時，Murat注意到一個奇特的現象：被引導使用右方出口的人都是黑髮、膚色較深、或蓄鬍子的男性。當Murat質疑警員為何將他們集結在右方出口時，卻獲得警員一句無禮的回應：「因為你們需要好好接受安檢！」
縱使Murat覺得事有蹊蹺，也只能滿腹委屈地配合警方的要求。
過不久，Murat發現，他們與其他近一千位男性被集合在一起，並被警察包圍著。所謂的「安全檢查」實際上沒有任何進度。Murat和他的朋友此時決定擠到人群邊，詢問警方為何一直沒有動靜；警員要求他們準備身份證件待命，並讓他們再等20分鐘。但眼看一小時已經過去，警方卻仍然沒有任何行動。Murat開始感到不耐煩，並再次問警員為何只有他們被迫滯留於此，而其他無黑髮、深膚色、或蓄鬍子等特徵的男性就可以前往廣場參加跨年活動？警方的回應是：
因為你們長得很像去年的那些性侵犯啊！
Murat怒回：「所以，我們是因為我們的外表而被挑選出來，是嗎？就是因為有黑頭髮和黑眼睛，所以警方就把我視為一個潛在的性侵犯？」警員笑著回「Haargenau！」（德文haargenau一詞意為「沒錯！」，但若按字面解釋，有強調「如同髮絲一般細的精確」的意思，因而在此對話情境下，Murat認為警員在特意藉由這個詞去強調「頭髮」的重要）。
這句話讓Murat十分激動，他認為警員的說詞讓人聯想起德國納粹時期對猶太人和其他族群的歧視和屠殺：「這樣的事情在70年前的德國曾發生過！」，警員竟又回他：「那你為什麼不回你的老家去呢！」。在德國黑森邦（Hessen）出生長大的Murat於是諷刺地答道「但，我不喜歡黑森邦！」。在語畢的幾分鐘後，警員卻回過頭來拉扯Murat的肩膀反嗆：「只要遇到有任何不爽的情況時，就要打種族歧視牌，是不是？」
2017年1月1日零點整，Murat和他的朋友互相擁抱並互祝新年快樂；零點一分，警方下令解除包圍。（現場紀錄請參Murat臉書分享）
▌ 回顧那一年，科隆集體性侵的陰影
以上是今年科隆跨年活動少數當事人的經驗分享。德國的媒體報導和公共輿論，至今仍採納警方的說詞和政治人物的評論，鮮少加以報導當事人自身的看法。事發當時在火車站裡的記者也證實Murat的遭遇，表示警方辨識安檢對象的方式，確實與這些人的外貌特徵有關：
站在火車站大廳，你可以猜測，警方會把誰引導到左方出口，讓誰通過右方出口？一個獨自行動的非洲黑人男性？向右。一個單獨的阿拉伯裔或看起來像來自阿拉伯國家的男性？向右。一個戴帽子、金色頭髮的男性？向左。一個有女伴同行的阿拉伯男性呢？向左。於是，篩選安檢對象的模式就清楚了：若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白種人，或是沒有女性的陪伴，那麼他似乎就必須使用右方的出口，其他人則使用左側的。
為何警方會採取如此極端、且明顯帶有種族歧視的「安檢」措施？讓我們先回顧一下2015年跨年夜在同一個地點發生的科隆集體性侵事件。
2015年的跨年夜，在科隆火車站外的科隆大教堂廣場，聚集了近一千名來自北非的男性。這個廣場是科隆很受歡迎的跨年據點之一。在這段從車站出口通往大教堂廣場的路上，許多女性被這群男子包圍、亂摸、或甚至遭到性侵。不僅如此，許多受害的女性在事後也發現自己的財物也被洗劫一空。
...我們卡在人群中，前往進退不得。最可怕的是：那些人亂摸你的身體，亂搜你的口袋，試圖搶走你最私人的東西。但最終他們確實搶走了妳最親密的東西，也就是妳的尊嚴——透過抓妳的雙腿內側，或直接襲胸。」（Svenia Z.）
截至2016年3月，科隆警方一共接獲超過1,500件與此事件相關的通報。報案者超過1,200人，其中有500多位受害者是被性侵的女性。後來，科隆警方查出犯罪嫌疑人153名，其中，外籍人士高達149名。根據北萊茵-西發利亞邦（Nordrhein-Westfalen）內政部長的報告，153名嫌犯中有103名摩洛哥或阿爾及利亞籍的男性；68位正在申請庇護，18位可能非法居留德國，其他有47位外籍嫌犯的居留狀態不明。
科隆跨年夜事件發生後，許多人批評左派的科隆市和邦政府的行政不作為。批評人士認為政府因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而不願意面對嫌犯作為難民的事實，並指責警察沒有當場介入和阻止犯行，以及媒體試圖遮掩嫌犯的國籍。這起事件也成為了許多德國民眾對於難民政策看法的重要轉折點：根據民調，2015年12月有42%的人對政府的難民政策表示滿意，但在科隆事件發生後的2016年2月，卻有高達81%的人認為政府已無法抵禦難民危機。
▌ 維安升級，「北非裔慣犯」說惹議
面對來自各黨派的批評和指責，以及公共輿論走向的轉變，地方政府和警方皆承受相當大的壓力。內政部和警方高層都深知絕不能重蹈覆徹，否則可能會失去人民和上級政府的支持，而被要求下台走人。為此，科隆市警察局長Jürgen Mathies和市長Henriette Reker（無黨籍）在10月初，一同公布此次跨年活動官方新的安全措施，包括在火車站和大教堂之間搭建一個保護區，並增加監視機和夜間照明設施。除了科隆市政派駐的一千多名警力，北萊茵-西發利亞邦政府也支援600名警力。
科隆市警局長宣稱：「按照新的安全措施，科隆市區屆時將不會有任何地方看不到警察！」。當天晚上，警方不僅實施那些被公告的新安全措施，還另外執行了本文開頭所提的大規模安檢。晚間9點，科隆警察自豪地在推特發文：
在（科隆）中央車站過濾、攔檢數百名Nafris，詳情稍後分享。」
「Nafri」一詞原為北萊茵-西發利亞邦警方內部使用的專用詞，許多當地警察用來簡稱「北非裔慣犯」（Nordafrikanischer Intensivtäter；「Intensivtäter」意指一年內有超過5次以上的犯罪事實者），有時候也簡稱「Nordafrikaner」（即「北非裔人士」）。因此，警方在社群媒體平台上使用「Nafri」一詞，隨後也成為許多社會輿論與批評的切入點。
許多網友在科隆警方的推文下留言，對警察的努力表示感謝和支持，但也有很多人指稱Nafri這個詞不適當，並批評警察進行「種族歸納」（racial profiling，指執法機關在鎖定犯罪嫌疑人時將種族特徵列入考量範圍的做法）。對此，最大的批評來自於綠黨黨主席西蒙·皮特（Simone Peter）。皮特表示「警察或其他政府單位公然使用Nafri這樣貶低北非裔人士的群體名稱，令人完全無法接受。」，她認為，雖然警方的安全措施明顯控制了當晚可能發生的衝突，然而...
當近一千人只因為他們的外貌而被個別檢查，甚至部分遭到拘留，［我們］應該要問的是［這樣的手段是否］合乎比例原則和具有合法性。
雖然科隆市警局長在事後坦承警方在社群媒體上不應該使用如此稱呼，並為此表示歉意，但皮特仍遭遇大量媒體和政治人物的攻擊。
▌「左派瘋子的徒勞無功」？輿論孤立的皮特
歐洲發行規模最大的報紙《畫報》（Bild）對皮特進行人身攻擊，在紙本和網頁上指責她是「神經病」、「比愚蠢還愚蠢」，並借用Nafri的概念創造新的攻擊皮特的貶義詞——「Grüfri」——亦即「信奉綠黨的人、不切實際的、反覆的廢話連篇者」（Grün-Fundamentalistisch-Realitätsfremde Intensivschwätzerin）。習慣煽動民粹立場的《畫報》雖然攻擊性非常強烈，但就該報紙的特色來說，並不意外；但令人驚訝的卻是其他報紙和綠黨內部對皮特的抨擊，像是指責皮特「自圓其說」、「荒謬過火的政治正確」和「左派瘋子的徒勞無功」等。
《法蘭克福匯報》評論，當皮特質疑警方手段的是否合乎比例原則和具合法性時，她表明了「部分綠黨成員對國家安全機關和單位的工作及任務仍保持錯亂的態度」。該報紙的網頁另外登出一篇評論文，指責「任何指控科隆警方正確且堅定手段為種族歧視的人，將危及國家的執行能力」，並追問：
如果不是去年的那些罪犯，那警察跨年夜應該關注哪一群人？
大部分媒體對警察跨年夜處理的論述可以用《畫報》的一個標題來總結：「一切都做得正確！」而誰敢挑戰這個「共識」誰就會像綠黨主席一樣被攻擊。
但不單只有媒體影響公共論述的氛圍，連皮特所領導的綠黨，也出現與其言論背道而馳的意見分歧：國會黨團總召集人格林－艾卡特（Katrin Göring-Eckardt）和圖賓根（Tübingen）市長帕爾末（Boris Palmer）在將今年大選作為主要考量下，都發表挺警察的言論。帕爾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不僅支持警方的處理方式，並就種族歸納的相關批評回應：
針對特定問題的特定回應不是種族歧視，而是恰當的。
北萊茵-西發利亞邦社民黨籍的內政部長葉格（Ralf Jäger）則表示對皮特的批評感到遺憾：「很可惜的是，警察今天的良好表現被針對科隆警察推文的討論所掩蓋。」但事實上，面對這次事件的處理方式，不管對哪一個政黨或政治人物來說，要嘛是忽略皮特比較根本的批評，不然就是直接否定背後種族歧視的事實，兩者取其一。
▌科隆的北非裔人，從哪來？
為什麼2016年跨年夜的科隆又出現這麼多北非裔人士？這也是很多人感到疑惑的。而讓這個話題被廣泛討論的人，是駐北萊茵-西發利亞的聯邦警察局長沃姆（Wolfgang Wurm），他在元旦的記者會上表示，這次之所以又聚集了這麼多北非裔人士，是因為他們在Whatsapp等社交軟體上約好一起來科隆跨年。
但德國聯邦警察局後來出面釐清，並否認沃姆的說法，因為警方沒有查到沃姆所說的相關證據。其實，為什麼科隆會出現這麼多北非人的原因很簡單，這是跟德國的聯邦制度有關：在德國，不同地區有不同的難民庇護對象和申請的專業（如：口譯相關人才），北萊茵-西發利亞邦的目標對象為來自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等北非國家的難民庇護者，因此2015年當有約莫一萬名摩洛哥人來到德國時，其中就有6,500名被分配到北萊茵-西發利亞邦。
那為什麼他們會選擇去科隆呢？對於來到一個不熟悉的環境下的摩洛哥人，他／她們也想去最熱鬧的地方跨年，而北萊茵-西發利亞最熱鬧的跨年聚點，就是科隆市。跨年活動的意義，不僅在於娛樂，同時也有益於社會凝聚。更不用說，這些人也有過快樂地跨年的自由。
▌2017年，德國作為憲政國家的煎熬試煉
在討論維護公共程序和公共安全的同時，我們更不應該忘記尊重憲法和人權的基本精神和價值。德國《基本法》第一章第三條之3規定：
任何人不得因性別、出生、種族、語言、籍貫、血統、信仰、宗教或政治觀而受歧視或享特權
經過去年的經驗，警方今年跨年採取嚴謹的安全措施當然是正確的，但這些手段所要針對的對象是否合理，亦是需要社會大眾來監督和討論的。在一個民主法治的環境下，倘若失去質疑警察作為的能力，那麼憲政價值又該何去何從？公共安全和憲政價值並非相互衝突，我們應該找一個符合兩者需求的模式。皮特也呼籲自己的政黨，在討論公安政策時，應該保持廣闊的態度，「即使這樣的討論越來越難進行」。
此外，這些問題也牽涉到德國的社會構成：究竟德國是否一個多元、多種族的國家？德國社會從來都不是單一的、早就不只由日耳曼人組成的，像Murat這種有努力協助德國戰後建設的祖先的人，也是這個國家的一份子。而根生土長的他為甚麼遭遇國家機構、新聞媒體、和社會大眾的不平等對待？兩個男子為什麼不能去廣場跨年？為甚麼要被包圍而拘留一個多小時？Murat和他的朋友沒有違法，也沒有持警方所描述的「氣勢洶洶態度」。
如果科隆當晚的警員多到「沒有任何地方看不到警察」，那麼為什麼一定要採取如此極端的預防性手段？顯然，這些預防性的手段，隱含著種族歧視與偏見，同時也違背了德國憲法對於人權的保障。事實上，非白種人在德國現在是否還受無罪推定的保障，這些問題都是有待反省之處。也是主流媒體和政黨必需去面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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