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教育、傳福音：17世紀歐洲耶穌會的「數學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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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17世紀歐洲的知識份子來說，如果想一次性瀏覽最先進科研成果，耶穌會位於羅馬學院的博物館會是相當不錯選擇。

從《著名的耶穌會羅馬學院博物館》（1678）羅列的清單來看，在日耳曼耶穌會士兼博學家基爾學（Athanasius Kircher）影響下，館內除了為數不少的宗教物件，還有大量科學儀器及機械設備，如溫度計、渾天儀、星座盤、象限儀、天宮圖、望遠鏡、顯微鏡、功能各異的大小機械鐘、各式度量衡儀器，或是展示基礎原理的光學、聲學及磁力學道具。再加上從世界各地收集而來的動植物、礦物標本，就現代眼光來看，耶穌會博物館彷如是個自然科學博物館。

耶穌會博物館的科學面向，理所當然地也體現在管理人基爾學身上。早在《著名的耶穌會羅馬學院博物館》出版前，基爾學就不吝於以各式圖像，展現自己在科學方面的成果，比如1660年出版的《天堂神遊》（Iter Extaticum Coeleste），封面是基爾學在天使引導下準備遊覽宇宙，在太陽系構成的浩瀚背景下，他們手裡個別拿著小型觀測儀器，巧妙地與當代天文研究連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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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耶穌會雖是天主教會內的修會團體，但也是眾多學者的聚集之地，除了基爾學，會內眾多成員也常以「善於自然科學」的形象示人，積極參與科學研究之程度絲毫不下於當代其他科學家。

耶穌會學者克拉維烏斯（Christopher Clavius）與天文學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肖像便是個相當有趣對比。克拉維烏斯的肖像，見他正襟危坐，右手持尺規靠在桌緣，桌面可見數張有著計算式的紙張，桌面後側還有一座渾天儀，身後牆壁上，掛著數個用於天文觀測的象限儀。除了克拉維烏斯身著的耶穌會服裝，畫面中並無顯而易見的宗教元素，比起神職人員身分，作畫者顯然更想強調畫中人物與科學研究的關係。

而第谷在介紹自己創建的天文站時，積極展現他收藏的儀器設備，例如一個安裝在牆壁上的巨大象限儀；同個版畫利用重複堆疊複數空間造成的錯覺，第谷本人便以卡通般的誇張比例，出現在巨大象限儀後方。他的右手往上指，透過小窗口望向天空，左手則指著書中文字相互參照，桌面及後方空間，也同樣擺放著尺規與渾天儀。

克拉維烏斯和第谷兩人的肖像有許多不同之處，但共同著重於一個面向：他們都是學有專精的研究者，身邊更是無處不見相關研究設備；實際上，這兩人也的確是當代著名學者。出身貴族家庭的第谷，在一座小島上建立自己的天文觀測站，其所留下的大量觀測結果，推動近代歐洲的天文研究，其成就至今依然為大多數人所知。與第谷相比，克拉維烏斯在天文學方面的成就不相上下，在1582年頒布、現行國際通用的格里曆（Gregorian calendar），即為他留下的重要遺產。

不可否認的是，耶穌會博物館內存放的物件，都可說是基爾學基於個人研究興趣、累積數十年後的成果，就連他的肖像也是如此。但假使深究耶穌會的早期發展史，可看到還有更深層的歷史背景，影響著包括基爾學在內的眾多耶穌會成員──該博物館所代表的，是天主教勢力在面對近代世界的轉變時，試圖與之交流的多方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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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維烏斯與耶穌會的數學學程

1540年，在教宗保羅三世（Paul III）許可下，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與幾位志同道合之人正式成立耶穌會。當時正好是天主教會處於內憂外患的年代，十餘年前從日耳曼爆發的宗教改革，在歐洲各地引起廣泛衝突，同時期地理大發現帶來的新知，在在衝擊歐洲人的世界觀，以天主教會為核心的傳統秩序逐漸崩解。

耶穌會的出現，相當程度就是為了挽回此等劣勢：他們發誓以打擊異端、異教，傳播上帝福音為目標，前往教宗指派的任何地點服務。問題是，要達成上述目標不是單方面傳播福音即可，該如何讓地方民眾與統治者打從心底接納天主教會及耶穌會，成為創始元老們必須面對的問題，所幸他們在不久後便找到答案。

1548年，耶穌會收到西西里墨西拿（Messina）政府的邀請，赴當地設置學校。在現代教育體系成型前，接受教育需要耗費大量資源，一般人根本無力負擔；耶穌會高層注意到，如果能提供教育資源，即便只是最基本的人文學科，也能滿足絕大多數人的需求，並獲得當地政府支持贊助，進而拓展勢力範圍。以墨西拿的學校為里程碑，耶穌會隨後在各地廣設學校、學生人數快速增加，其中甚至包括能傳授神學或哲學的高等學府，而這些學校，也協助耶穌會串聯起遍及全球的交流網絡。

決定投入教育事業後，「該傳授哪些知識」便成了至關重要的議題。根據1599年訂定的《耶穌會教育體制與方針》，耶穌會要求新生先接受數年語言及人文學科訓練後，才能繼續往神學和哲學等高等學科深造。再仔細觀察哲學學程，可發現不少與現代學科分類截然不同的概念。提到哲學教師應有的授課內容時，該書指出應包括物理學（Physics），不過此處所指，是早已被現代科學觀捨棄的亞里斯多德物理學。

真正屬於現代定義的自然科學，被放置在哲學的另一分支──數學之下傳授。耶穌會的數學包括：「歐幾里得的學說」，以及「地理學、天文學，或是學生感興趣的相關內容」。這種定義看似含糊不清，卻最大限度地囊括了現代所認知的自然科學：除了數學、幾何學，還包括可用數學公式量化研究、且具有實用取向，並能以實驗方式不斷驗證的光學、地理學、天文學、彈道學或機械設計等。（以下段落所指「數學」一詞皆為上述內容，而非現代較狹隘的定義）

耶穌會身為天主教會內部的團體，始終有著守護教會信仰與傳統價值的核心任務，重視神學與亞里斯多德哲學自是理所當然；但相較於傳統修會，「沒有太多歷史包袱」是耶穌會最大的優勢，因此，他們能更直接面對同時期科學革命帶動的風氣。當眾人都致力於以數學探索廣大世界時，致力於面對新時代、融入普羅大眾的耶穌會又怎麼可能對此視而不見？其實早在制定《耶穌會教育體制與方針》前，耶穌會早期長老們，便或多或少地表現出對數學的關注，但真正讓數學變成耶穌會學程、並帶動會內成員投入研究的，很大程度上還是要歸功於一開始提到的克拉維烏斯。

克拉維烏斯生於1537年，長大後在耶穌會學校就讀，是耶穌會培養出最早一批的學者。自1567年起，克拉維烏斯在羅馬學院傳授數學，早在協助教宗頒布新曆法前，他就出版不少數學研究論著教科書；1611年，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帶著他的望遠鏡前往羅馬，試圖證實新天文發現時，克拉維烏斯便是當年負責確認的耶穌會成員之一。

當耶穌會在討論《耶穌會教育體制與方針》的內容時，德高望重的克拉維烏斯屢屢呼籲應重視數學教育，例如在1594年公開提到，如果會內成員擁有包括數學在內的博學知識，將有助於「傳播耶穌會的名聲……消除異端人士的胡言亂語」。克拉維烏斯的觀點，最終仍是基於宗教目的，但也透露出數學的實用價值與重要性。此後100多年間，擁有數學知識的專才，確實幫助了耶穌會擴散至世界各地。

經歷漫長討論後，最終版本的《耶穌會教育體制與方針》多少違背了克拉維烏斯的期待，數學並未成為獨立學科，而是依附在傳統哲學的範疇下。話雖如此，數學畢竟成了耶穌會高等學科的項目之一，以此為契機，耶穌會得以不斷吸收當代歐洲最新的科學研究與發現，並在不違背信仰前提下，一步步改變天主教會內部的世界觀。就連克拉維烏斯自己，也在羅馬學院內致力向未來傳教人員傳授數學新知，如利瑪竇（Matteo Ricci）就是他的學生之一。而湯若望（Adam Schall）也曾在離開歐洲前赴羅馬接受數學教程，或許他當年就是拿著克拉維烏斯編寫的教科書上課。

1612年，克拉維烏斯在羅馬逝世，數學教授的職位持續由學有專精的人接手，而基爾學大概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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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教授基爾學

基爾學的自傳中，些許段落可看出他確實相當著迷於數學相關研究，其成果也頗受認可。大約在1622年，基爾學抵達日耳曼的柯布倫次（Koblenz）時，提及自己「全心投入研究數學」。在此之前，基爾學已完成耶穌會的哲學課程，故此處所說，應該是自己的額外進修。1623年，基爾學在海利根斯塔特（Heiligentstadt）服務時，他的數學知識一度帶來不必要的麻煩。當時，美茵茲選帝侯的使節團前往拜訪，由基爾學負責接待會場的場景布置：

為了消除以上指控，基爾學不得不公開展示設備，氣氛因而反轉：

使節團將此事帶回報告後，基爾學便收到美茵茲選帝侯的邀請，到他的宮殿展示那些發明，甚至協助測繪地圖，好讓選帝侯更完整掌握其統治下的領地。

隨後在1632年，基爾學收到耶穌會命令，被指派前往維也納的皇帝宮廷，以數學家（mathematician）的身分提供服務；會有此一人事命令，想必也是因為內部高層早已注意到基爾學的數學才能。1634年，基爾學意外抵達抵達羅馬，耶穌會幫他找了一個再適合不過的職位：

基爾學在羅馬不僅傳授數學知識，還將所學用於耶穌會博物館的展品上。除了各種基礎觀測、實驗設備，或許是受到當年在海利根斯塔特的經驗啟發，基爾學還安置許多以簡單物理原理為基礎、專門用作展示的驚奇設備。

《著名的耶穌會羅馬學院博物館》就曾在〈關於德爾菲神諭〉（Concerning the Delphic Oracle）的篇章中，提到基爾學將一個傳聲筒的兩端，分別安裝在他的研究空間和公共空間，位於後者的一端又很巧妙地包覆在一座雕像中。基爾學一說話，雕像也會發出聲音，內文提到，這就是古希臘神諭雕像使用的小手段。對於博物館的參觀者而言：

即便是再簡單不過的原理，不知其作用，也會是魔法般的存在，而耶穌會博物館，正是為了向世人解釋各種自然現象的背後原理。雖非學校，這座博物館在一定程度上也實現了耶穌會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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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爾學身上有著17、18世紀知識份子的常見面向：他是虔誠信徒，也可能著迷於神祕主義，但對於使用現代科學儀器、經驗法則及數學公式認識世界的做法充滿信心。凡此種種，還是得歸功於克拉維烏斯與他的支持者們，在耶穌會內部奠定的風氣。

因為數學，耶穌會在天主教會與近代科學研究之間創立一個溝通管道。克拉維烏斯與他的學生，以及受其影響的諸多耶穌會士，不僅是歐洲最傑出的學者，也努力將科學新知引入教會內部。即便相當緩慢，卻讓神學、科學之間有了相互交流溝通的機會，像是教會內部也慢慢修正傳統的地心說，開始接受「除了地球與月亮，其他主要行星實則圍繞太陽運轉」的修正模式。

不可否認的是，天主教會曾經禁止伽利略繼續討論的日心說，且耶穌會與此脫離不了關係；但也是因為透過耶穌會，天主教會從未完全拒絕接觸近代科學，更在許多時候共同促進了歐洲科學研究。例如憑藉著遍及全球的天文台與通訊網絡，耶穌會是當時極少數有能力、進行跨洲同步天文觀測的團體，而在現代原子論成形時，也可見到耶穌會士參與其中。基爾學身為天主教神職人員，也從未排斥與新教地區的學者互動交流， 在面對最核心的宗教爭議之前，他們都是以科學探索世界的先行者，共同為人類認識這個世界而努力。

回頭去看克拉維烏斯的肖像畫，畫面結構看似單調，但以當時背景來看，象徵的正是教會內部在面對新時代、新世界時，試圖積極面對的明確立場。在湯若望與基爾學等人身上，這般自我期許終於開花結果，為近代科學發展史留下許多重要成果與有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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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