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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的「風之塔與銜尾龍」:16世紀科學革命時代的飛龍圖像

2024/02/07 瓦堡學院

左為教宗葛利果十三世,右為《教宗葛利果十三世徽紋集》中的飛龍版畫。 圖/維基共享...
左為教宗葛利果十三世,右為《教宗葛利果十三世徽紋集》中的飛龍版畫。 圖/維基共享、《教宗葛利果十三世徽紋集》 

文/王健安

西元1588年,一本名為 《基於教宗葛利果十三世生平、功績與行動,由普林奇皮歐‧法布里奇.達泰拉摩製作的箴言徽紋》(Delle Allusioni Imprese, et emblemi del signor Principio Fabricii da Teramo, sopra La Vita', Opere et Attioni di Gregorio XIII Pontefice Massimo,以下簡稱《教宗葛利果十三世徽紋集》)的作品問世,由書名不難看出,意在紀念前任教宗葛利果十三世。本書基本上是一本版畫集,共收錄兩百餘篇版畫,下方再搭配與圖像相對應的詩句。

其中一張版畫相當值得注意:一座山丘上有棟宏偉建築,其中央主塔與左右兩側頂端各站著一隻展翅飛龍。建築底部則環繞一條巨龍,雖非經典的頭尾相接造型,但頗有銜尾蛇的姿態。

提到教宗葛利果十三世,至今依然為世人記得的成就,莫過於他致力推動新曆法研究,在當代知識份子的協助下,打造出現行普遍使用的格里曆(Gregorian calendar,即公曆),以此取代已以使用一千多年,早已不符合天體實際運轉情況的舊曆法(儒略曆),可說是當代科學研究的一大成就。

當年,由葛利果十三世贊助的天文學者,便是在羅馬城內、名為風之塔(Torre dei Venti)的建築中,觀測與研究天體運作;該幅版畫中的宏偉建築,便是風之塔象徵物。問題是,為何又特定繪製一條巨龍,圍繞在這棟頗有時代意義的建築周圍?尤其是考量到龍在基督宗教文化中的負面形象,這種作法,更令人感到不解。包括這幅版畫在內,本書處處充滿這種乍看之下頗為矛盾的圖像元素。

《教宗葛利果十三世徽紋集》當中版畫,為何特定繪製巨龍,圍繞在頗有時代意義的風之塔...
《教宗葛利果十三世徽紋集》當中版畫,為何特定繪製巨龍,圍繞在頗有時代意義的風之塔周圍? 圖/《教宗葛利果十三世徽紋集》

左圖為一條銜尾巨龍環繞於研究新曆法的建築周圍;右圖為頭尾相接的銜尾龍形象。 圖/...
左圖為一條銜尾巨龍環繞於研究新曆法的建築周圍;右圖為頭尾相接的銜尾龍形象。 圖/《教宗葛利果十三世徽紋集》 

從該畫下方的詩詞可大致判斷出,飛龍這幅畫所代表的絕對不是不祥之兆:

呈現巨圈狀的永恆之龍,同時象徵著無暇的統治者與他的成就,環繞於對和諧、良好既存之王國至關重要的宏偉建築……義大利,是世界的縮影,而羅馬為兩者之首;在那裡,神聖公正的教宗以新的天體軌跡閃爍著亮光。如此一來,即便是冷漠的日耳曼人,也如同枯竭的印度人,崇敬他的面容,其用神聖之火點燃眾人靈魂。

龍與天文學研究,這兩股在現代人眼中互為矛盾的潮流,之所以能和諧共處於同個畫面中,一切還得歸因於專屬那個時代的特殊情境。

該圖創作的當下,約莫等於科學革命時代,嶄新的世界觀、快速發展的觀測技術(如顯微鏡、望遠鏡)等,在在奠定了現代科學的基礎,教宗的新曆法便為此番代表。但有趣的是,也是在同一時代,人類對奇幻生物的興趣,也比過去還更加高漲,甚至將之視為學術研究題材,積極收集資料後分門別類,所謂的「龍」,便因此進入學術殿堂,成為當代博物學研究的分支,為我們留下近代西方科學史上的一段特殊故事。

教宗葛利果十三世的徽紋:「一隻展開雙翼的飛龍」。 圖/《教宗葛利果十三世徽紋集》...
教宗葛利果十三世的徽紋:「一隻展開雙翼的飛龍」。 圖/《教宗葛利果十三世徽紋集》 

▌葛利果十三世的飛龍

教宗葛利果十三世出生於1502年,年輕時一直在法學領域(特別是教會法)深造,陸續培養出數位樞機主教,令影響力與日俱增。1539年,他成為神職人員,因為相關學經歷背景,頗受當代教會高層重視,接觸天主教會內部的改革工作,尤其是參與為回應新教威脅而召開的特利騰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

此後,葛利果十三世在教會內部的地位可說是平步青雲,屢屢參與重要外交事務。他雖然沒有顯赫的家庭背景,但有著當代教會所需的專業能力,而且性格堅毅、充滿活力,又相當懂得應對進退。1572年,他順利當選為新任教宗,後續十餘年間領導教會站穩腳步、積極向全球開拓影響範圍。

在與葛利果十三世的相關的圖像中,有個相當值得關注的小細節:

他的徽紋是「一隻展開雙翼的飛龍」。

在各種公共場合展示教宗徽紋,自15世紀以來並不算是罕見情況(無論這麼做是否為當事人主動為之);但問題是,在歐洲傳統文化中,龍的形象因為《聖經》或聖人生平故事(如著名的聖喬治屠龍童貞瑪加利大),在許多時候等同於邪惡,新教教派更時常以龍的形象醜化教宗暨天主教會。雖然在葛利果十三的時代,飛龍徽紋完全不是新舊教之間的衝突點,但提及這位教宗時,該如何重新詮釋龍的形象、定位其於自然界中的身分,顯然也是個可多加發揮的議題。

在葛利果十三世當選後,由畫家巴爾托洛梅奧.帕薩羅蒂(Bartolomeo Passarotti)為教宗描繪的首幅肖像畫,便嘗試塑造一個如忠犬般的小龍。畫中的教宗坐在椅子上,身體姿態與傳統教宗肖像畫並無太大差異,椅背兩端有勝利及仁慈的擬人像。教宗的左手,放在精心製作、由審慎女神(Prudence)托扶的地球儀上,一隻飛龍俯趴在外側。

這幅肖像畫的寓意顯而易見:在葛利果十三世的領導下,天主教信仰將因各種美德擴及全世界。趴在地球儀上方的飛龍,不僅未見任何威嚇姿態,反而更像是審慎女神的助手,一同協助教宗審視世界。

飛龍的造型也有許多生動細節,好比說靈活如蛇的長尾、由大型薄翼及鱗片構成的翅膀、哺乳動物般的頭部,尺寸上更像是個小型蜥蜴,作畫者顯然參考了許多自然界的其他動物。藉此方式,龍的形象、情緒相當具體明確,從一種在中世紀靠著想像建構出來的生物(並蘊含著未知的恐懼),轉變成可被具體觀望、且受到教宗控制的「自然生物」。

對比文藝復興藝術家繪製的惡龍圖像,此版本的小飛龍顯得可愛許多,而且與地球儀(當代科學研究的結晶)緊密結合。

葛利果十三世的版畫,創作於1572年。一隻展翅小飛龍,與審慎女神共同向教宗獻上地...
葛利果十三世的版畫,創作於1572年。一隻展翅小飛龍,與審慎女神共同向教宗獻上地球儀。 圖/大英博物館 

左為拉婓爾繪於1518年的《聖瑪格麗特》,右為拉婓爾繪於1505年的《聖喬治屠龍...
左為拉婓爾繪於1518年的《聖瑪格麗特》,右為拉婓爾繪於1505年的《聖喬治屠龍》。 圖/《聖瑪格麗特》、《聖喬治屠龍》  

▌博物學者眼中的自然界生物

以此方向轉換龍形象的作法,很有可能受到當代博物學研究的啟發。在1572年時,當代著名博物史家烏利塞.阿爾德羅萬迪(Ulisse Aldrovandi)宣稱在葛利果十三世當選的隔天,在波隆那抓到一隻龍,隨後將其作為標本供人參觀。因為眾人皆知新教宗的徽紋,無論是出於好奇,或是想從中看到新時代的預兆,這項發現一時間廣為熱議;隨後數年,阿爾德羅萬迪繼續他的龍研究。

從後來出版的圖像來看,阿爾德羅萬迪版本的龍,比前述展翅飛龍添加了更多「寫實部位」,更類似蛇的細長身軀,或蜥蜴般的鱗片及尖牙。作為一名博物學者,阿爾德羅萬迪有意將龍作為自然界的生物,向他的觀者宣示:龍不是邪惡的神秘生物,我們人類可以透過研究更加認識。

如果說,教宗肖像畫中的飛龍圖像,使龍成為可被理解的對象,阿爾德羅萬迪的龍圖像,則是將之化為可被研究的對象。對阿爾德羅萬迪來說,這不僅可拓展他身為博物學者的名聲,還有機會吸引對此有興趣的贊助者。

當然,阿爾德羅萬迪的做法並非科學革命當時的特例。例如17世紀初博物學者愛德華.托佩賽爾(Edward Topsell)的翻譯著作《四足動物、蛇類與昆蟲史》(The History of Four-Footed Beasts, Serpents, and Insects),也將龍視作可被分類研究物種之一,與其他常見動物並列討論。除了圖像,裡頭也有提到一些當代歐洲的目睹紀錄。例如1543年時:

在靠近施蒂利亞的日耳曼境內,出現許多有著翅膀和雙腳的蛇龍(Serpents),咬傷許多人、並讓其難以治癒的傷口。

而在1499年:

一頭龍靠近琉森城……沿著河流下游,許多人都目睹了這頭龍。

近現代歐洲博物學者眼中的龍。除了《聖經》傳統中的惡龍,也有越來越多作為自然界生物...
近現代歐洲博物學者眼中的龍。除了《聖經》傳統中的惡龍,也有越來越多作為自然界生物的龍圖像。 圖/史密森尼圖書館 

近現代歐洲博物學者眼中的龍。除了《聖經》傳統中的惡龍,也有越來越多作為自然界生物...
近現代歐洲博物學者眼中的龍。除了《聖經》傳統中的惡龍,也有越來越多作為自然界生物的龍圖像登錄於學術書籍,而且還分為不同品種。 圖/史密森尼圖書館 

近現代歐洲博物學者眼中的龍。除了《聖經》傳統中的惡龍,也有越來越多作為自然界生物...
近現代歐洲博物學者眼中的龍。除了《聖經》傳統中的惡龍,也有越來越多作為自然界生物的龍圖像登錄於學術書籍,而且還分為不同品種。 圖/史密森尼圖書館 

托佩賽爾紀錄的龍雖仍保留了兇猛、具威脅性的形象,但至少已不再只是《聖經》中的害獸,而是自然世界中的一份子。

無論龍是否因為以上種種重新詮釋而除去邪惡元素,可確定的是,至少有著越來越豐富、具體的形體描繪,甚至也可以是有著正面意涵的祥獸。更有趣的是,無論是版畫中的銜尾龍、肖像畫中的小龍,或是博物學者的研究論著,都可見到龍以不同形態,飛翔於當代科學研究的最新潮流中,協助人類觀看世界的樣貌。

18世紀重建葛利果十三世的陵墓時,飛龍彷彿是一頭忠心的獵犬,守護在教宗的肖像底下,在其上方,則是眾人向教宗獻出新曆法的一幕。但也是約莫在18世紀,眾多歐洲學者漸漸認知到,龍終究只是想像中的奇幻物種。這時候的飛龍圖像,在更大程度上應該只是承襲了眾多圖像先例、僅作為象徵性圖騰而存在,靜靜地留存過去200多年的科學研究情景。

回頭翻閱《教宗葛利果十三世徽紋集》的其他版畫內容可知,除了當代的科學元素,該書其實也不斷以宗教角度重新探討龍的存在。例如飛翔在羅馬城市上方的飛龍、保護羔羊的飛龍、即將冠上教宗三重冕的飛龍、牢牢抓握聖彼得鑰匙的飛龍,抑或是咬著尾巴、象徵耶穌基督的飛龍(該畫標題名稱為Alpha et Omega),以上種種,其實都轉譯基督宗教文化中再熟悉不過的元素。

近現代歐洲博物學者眼中的龍。除了《聖經》傳統中的惡龍,也有越來越多作為自然界生物...
近現代歐洲博物學者眼中的龍。除了《聖經》傳統中的惡龍,也有越來越多作為自然界生物的龍圖像登錄於學術書籍,而且還分為不同品種。 圖/Duke University Libraries 

但無論是哪個,充滿自信、活力的飛龍始終是畫中主角,充滿力量地看顧信徒、帶來福祉。雖然出版於葛利果十三世之後,但這些形象想必也會是他希望世人看到飛龍時產生的聯想。

但持平而論,究竟該如何重新定義葛利果十三世的飛龍,的確不是16世紀當時的熱議主題——至少不會是教宗本人一直掛在心頭上的議題。比起龍的本質,教宗更在意如何整頓天主教會的頹勢,例如積極贊助耶穌會的發展、向世界各地傳播信仰,並在羅馬各地大肆推動公共建設、試圖團結歐洲內部既有的天主教信徒。

回顧此前的16世紀諸位教宗,鮮少人的活躍程度可與葛利果十三世相比擬,飛龍改變過後的形象,對教宗與天主教會而言僅是錦上添花,而非主要推力。

不過教宗肖像畫中的小飛龍,可讓我們更深刻認識到,文藝復興雖是近現代科學研究的起源,但在接受大量新資訊的同時,也不斷辯證古典時代遺留的傳統,並盡可能地收納、研究及再詮釋這些新舊事物的意涵,不因其少見且難以理解而斷然否定存在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對現代人而言作為幻想生物的「龍」,才有可能在近代歐洲史上、與天文、地理、動物學這些嶄新科學項目並列。以現代標準來看,科學革命時代的科學研究雖不見得十足嚴謹,卻也有著專屬於那個時代的包容性。

葛利果十三世的陵墓,最能代表他的兩個圖像元素─新曆法與飛龍,共存於雕像基座處。 ...
葛利果十三世的陵墓,最能代表他的兩個圖像元素─新曆法與飛龍,共存於雕像基座處。 圖/The Web Gallery of Art 

責任編輯/賴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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