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馬「檳城喬治市」（下）新舊矛盾...只剩回憶的傳統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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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008年7月7日，馬來西亞檳城（或稱檳州，Penang）喬治市與古城馬六甲，雙雙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如今在入遺滿14年之際，本文作者將以喬治市為例，梳理這一座舊的港口城市如何成為世界矚目的文化遺產，又如何在發展洪流之下，兼併城內的歷史與未來——百年古蹟與新建築物、傳統文化與新興產業——讓喬治市繼續前行。

本文分為上、中、下系列三篇：上篇將整理喬治市在申遺前面對的各種挑戰，中篇將梳理如何管理與修復大面積的喬治市百年古蹟，而下篇將聚焦在喬治市傳統與新興的兼併難題。

2008年以「馬六甲海峽的歷史城市」成為世界遺產的喬治市與馬六甲，是因為符合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UNESCO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所定義的6項傑出普世價值的3項：

（一）喬治市與馬六甲是東方與東南亞多元文化貿易城市的傑出典範；

（二）喬治市與馬六甲呈現了多元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特色，並展現在不同信仰的宗教建築、民族領地、語言、祭祀與宗教節日、舞蹈、服飾、藝術、音樂、食物以及日常生活

（三）喬治市與馬六甲擁有獨特的建築、文化與城市景觀。

由此可見，作為世界遺產區，除了古蹟建築，喬治市的文化特色與非物質遺產也是保護的重點項目。

何謂非物質遺產（下稱：非遺）？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非遺可分為五大範疇：口頭傳統與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遺媒介的語言）、表演藝術、社會實踐、儀式與節慶活動、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以及傳統手工藝。

然而，非遺的保護顯然比古蹟保存還要麻煩許多。畢竟有問題的古蹟建築可以透過現代化的技術將其拯救，甚至可以逆轉恢復成原本的樣貌，但生命的流逝卻再也不能復生。隨著時代的不同，文化實踐的傳承內容與方式也可能會因為時代與環境的限制而有所差異。

這也是為什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強調，非遺不僅代表過去傳承下來的傳統，也代表文化群體在當代的參與和實踐。它具有包容性的，又能夠代表特定族群的特色，同時是以社區為基礎來認定其價值的。在喬治市世遺區，我們又能看到什麼樣的非遺案例？它又如何幫助我們思考世遺區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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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方向一：如何定義傳統與新興行業？

如上篇所述，管理喬治市世遺區最有力的法定文件——特區藍圖（Special Area Plan）是在《城鄉規劃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而不是《國家遺產法》（National Heritage Act）下制定的。而這個偏向城市空間規劃的文件並沒有忘記非遺的重要性，只不過它傾向透過古蹟保存與土地使用管制（land Use Control）來保護它，如傳統行業。

喬治市成排的戰前建築都曾經歷港口時代的輝煌，自然與貿易以及其相應而生的活動脫離不了關係。2012年喬治市世遺機構（GTWHI）曾贊助一項傳統行業的普查計劃，羅列了喬治市64條街的63項傳統行業。除了伴隨港務崛起又沒落的進出口生意，還有不少衣食住行相關的服務業，如早年的裁縫店與今天的服裝店、飲食攤販與咖啡店、酒店與旅社、船務與三輪車行業等等。

由此可見，喬治市世遺區之所以能夠在成為世界遺產後，快速地接納旅遊業帶來的巨大轉變，也因為它作為港口老城，本來就有為旅客提供各種服務的基礎。另外，從喬治市世遺區過去14年來的發展來看，古蹟保存說不定也是導致住民與那些傳統行業的流失的原因：一旦必須付出高昂的維修費，屋主都很自然地希望從這些房子可以獲得同等的回報，自然就會導向當時更能撈回成本的產業——旅遊業。

Think City有限公司去年的報告也證實了這個趨勢，既從2009年至2019年之間，喬治市世遺區的政府機構、公共設施、酒店與遊客住宿、藝文與手作、餐館與酒吧、食品行業、旅遊服務、便利店、教育機構等，比其他產業有更大幅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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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目前還留在喬治市生活的人們也不盡然都是「能夠留下來繼續經營的傳統行業」與「外來新產業」。除了因為屋租高漲而被迫遷離，一些傳統行業之所以消逝還因為經濟與生活形態的轉變。即便那些還能撐下來的傳統行業也可能要接受一定程度的調整，而這樣的調整在疫情爆發後更為顯著。

例如，藤製品行業在港口貿易時代是很重要的產業。早年的藤製品師傅多製作四五公尺高、五六斤重的 「大籠」 ，供返回中國的人們裝載物品所用。這些 「大籠」可以運送米、米粉、腳踏車零件等物品，裝滿後至少也有四五百斤，再用繩子捆綁好，用滾動的方式運上大卡車，再送到港口去。除此之外，當時的船艇碰墊用的不是橡膠，而是裝滿椰皮的藤製品，像一顆顆燈籠一樣捆綁在船身。每次船艇碰墊的訂單都是百顆以上，需要很多強壯的師傅合力才能完成。

即便 「大籠」與船艇碰墊等藤製品在港口經濟沒落以後都不再暢銷，藤店還能依靠製作養豬使用的 「豬籠」 為生。藤製的 「豬籠」的銷量非常好，筆者曾訪問的藤製品師傅還笑說，當時的「豬籠」製作技術是不外傳的。只是上一代也沒想到，技術的進步讓現代的豬籠也從藤製品改為更為穩固的鐵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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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0至1980年間，光是社尾街（Beach Street）還有至少5家藤製品店。如今僅剩 「祥興隆藤店」 一家，已經傳承到第五代，而且還是目前整個喬治市世遺區僅剩的兩家藤製品店之一。

「祥興隆藤店」至今還能倖存的原因有幾個，最大的原因是他們目前的店面是自家的，不是租賃的，因此並沒有受到租金上漲的影響。另外一個關鍵原因在於後繼者不斷應運時代的變遷，多樣化其產品及服務。如今他們主要以買賣藤製品家具、裝飾或時尚配飾為主，甚至供應藤材料與客制化藤製品。雖然疫情期間少了觀光客，但藤製品家具銷量的上升也讓他們安然度過那段封鎖與行動限制的日子。

在喬治市世遺區，二代傳承後以不太一樣的姿態再出發的案例並不少見。矗立於大門樓（Chulia Street）超過70年的 「富亞皮件公司」在疫情時期歇業以前，已經不再大量製造皮件，僅存的兩名老師傅都成了維修包包、皮箱與行李箱的行家。大順街（Rope Walk）合發腳車店的朱先生平時都在修理腳踏車、手推車等，但他也是人力三輪車製作與維修工作的第四代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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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方向二：何謂喬治市特色？

有趣的是，喬治市世遺區範圍的劃定彷彿建立起無形的城牆，將世遺區內外的傳統行業區隔開來：那些世遺區內的傳統行業被視為「文化傳承者」，其他地區的傳統行業卻很少受到這麼大的關注。

可是，那些因為屋租高漲而被迫遷離喬治市世遺區的傳統行業業者，卻未必不能在世遺區外繼續自己的活動。像喬治市世遺區裡只有均記食品工業有限公司的咖啡廠在飄香，但其實檳城其實有好幾家超過半個世紀的老咖啡廠；至少有兩家糊紙店在2012年以後遷離了喬治市世遺區，還依然在世遺區的外圍地區活躍，並繼續供應著周遭地區對紙紮祭品的需求。

不過，喬治市世遺區的非遺當然並不只有傳統行業，如前述，它還包括語言、祭祀與宗教節日、舞蹈、服飾、藝術、音樂、食物等等。幸運的話，遊客可以在喬治市的大街小巷中體驗到這些非遺活動，如農曆七月的中元普渡等祭祀活動、街頭攤販的美食等等。

在喬治市世遺區屋租飆漲、人口流逝等課題最受矚目的那幾年，筆者最大的遺憾是聽聞一些喬治市世遺區有價值的文物流失到了收藏家與海外博物館的手中。例如在新加坡印度遺產中心（Indian Heritage Centre）展出、用於解釋戰前印度文化認同與出版業崛起的一台英國制腳踏式印刷機（treadle printing machine），便曾為喬治市世遺區巴剎街（Market Street）創立於1937年的印刷公司Jothee 有限公司所有。業主曾向筆者透露，因為考慮到生意不如從前，便同意將已經不再使用的器材高價變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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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喬治市世遺機構在這期間除了進行非遺普查，也曾進行口述歷史的整理與紀錄片等語音和影像記錄，並在2020年開始頒發「喬治市世界遺產機構獎」，表揚守護喬治市遺產的個人或單位。世遺區每年一度的喬治市入遺慶典或喬治市藝術節，也會透過各種形式來呈現喬治市的多元文化特色。

尤其是喬治市入遺慶典，除了在2020年與2021年因新冠疫情爆發而停辦外，自2008年以來它都從未間斷地以工作坊、演講、表演藝術以及各種不同的非遺主體食物、遊戲、語言等，推廣喬治市世遺區的遺產與文化實踐。這項活動也有許多地方文化團體與宗教組織參與其中，如今年有檳城伊斯蘭基金、檳城興都協會以及檳城各姓氏青年元聯合會等等。

然而，這些團體、組織與參與者並不一定來自喬治市，喬治市入遺慶典也不盡然只是展現喬治市的文化。一方面，這個活動需要照顧馬來西亞多元文化的國族想像，即馬來人、華人、印度人與其他這四大類別的平衡；另一方面，為了吸引居民與遊客持續參與此活動，它所展現的文化特色也必須要更貼近社群、更多樣化。因此，它也會照顧到那些平時在政治上較少被彰顯、討論甚至是投入資源研究的族群或文化特色，如歐亞裔、娘惹與泰緬文化等等。

雖然喬治市世遺區在入遺初期的人口以福建華人與印裔穆斯林的社群居多，但Think City有限公司的調查也指出，2019年華人與印度人的人口分別少了超過三成。華人雖然仍是喬治市世遺區內人口最多的族群，但印度人的人數已經少於馬來人。同時，華人方言尤其是福建話、廣東話等與泰米爾語的使用也在削減中，而相較之下，英文、馬來文與中文等媒介語的使用卻有所提升

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喬治市世遺區日後所要展現的多元文化特色，可能要有所調整。只是不曉得它會否朝向刻板的國族想像靠攏，抑或勇於探索更多的文化分類與組合，讓變遷中的持續繁華喧鬧又多元複雜的喬治市，依然保有它的絢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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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慧儀、賴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