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逃兵」的紀念碑？一個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
在前往柏林高級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客座一年之前，為了提升我僅存不多的德語能力，興起在農場打工的念頭，因為我實在懶得去上歌德文化中心（Goethe Institut center）的語言課，跟那群還長著青春痘的毛頭小鬼廝混。柏林高級研究院裡的朋友，有位近親的姊夫，正好是東德普里茲（Pletz）一個小村莊集體農場的領導。看在每週房租如此豐厚的份上，那位姊夫同意提供食宿，讓我在農場打工。
農場打工到了尾聲的時候，有起公眾的事件，以戲劇性的方式明目張膽的挑戰陳規。我從當地報紙一個小小的版面上，得知一群西德的（這個國家要在一個月後，才會真正的統一）無政府主義者，開著一部拖板車，載著一個雕像，從這個城市的廣場，巡迴到下個廣場。上面是一個奔跑的人的剪影，雕嵌進花崗岩內，題為「紀念兩次大戰中不知名的逃兵」（Denkmal an die unbekannten Deserteure der beiden Weltkriege），並陳述著這則傳奇：
「紀念這些拒絕屠戮自己同胞的人。」
這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姿態，鮮明的闖進我心中，挑戰幾乎放諸四海皆準的「無名士兵」主旋律：雖然姓名不詳、面目模糊，但「每位戰士」都為了實現國家的目標，光榮投入戰役。
即便在德國、即便在非常近期的前東德（自詡為「日耳曼土地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明確不歡迎這種挑釁的理念。在德國進步派分子的腦海裡，不論他們有多麼反對前德國納粹的意圖，但對於這批捨身奮戰的士兵，對於他們的忠誠與犧牲，依舊保持著不打任何折扣的敬意。
好兵帥克（The Good Soldier Švejk），捷克的反英雄，寧可窩在溫暖的火爐邊享用香腸與啤酒，也不願替國家出征，這或許是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人民反戰的模範，但在東德即將收場的暮光中，這個反諷的紙糊塑像卻讓市政官員們笑不出來。一待當局集結警力趕走拖板車，巡迴展覽也只好匆匆謝幕往下一個城市。
這個噱頭受益於柏林圍牆倒塌後兩年，瀰漫於全德國激昂浮躁的氣氛，快速的傳染開來。很快的，進步派人士與無政府主義者就在德國各城市，創作不同的裝置藝術向逃兵致敬。傳統上被視為怯懦及背叛的行動，突然間，竟然變成光榮的、甚至值得仿效的目標。
德國因為服從於以泯滅人性為目標的愛國主義，很明顯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也難怪他們會率先公開質疑服從的價值，並且在城市廣場放置各種逃兵的紀念象徵，而不是神聖化馬丁．路德、腓特烈大帝、俾斯麥、歌德或者席勒的紀念碑。
▌「富人的戰爭，窮人上戰場」之抵抗
不服從行動一旦有了先例，特別是引發連鎖效應、開始有人加入模仿的行列，更會勾起人們的興趣。而我們的關注重點，比較少在個體層面上的怯懦情緒或意識，更多會著重在能夠引發劇烈政治效應的社會現象。將無數小小的抗拒行為加乘起來，到最後，會累積成極度的混亂，打亂政府領導者或高官將領原本憑空勾勒出的計畫。
小規模的不服從行為一般上不了媒體頭條。但就像是幾百萬隻珊瑚蟲，無論如何，就是會堆積成珊瑚礁；就如同成千上萬不服從或規避的行為，也會匯聚成經濟上或政治上的障礙。心照不宣的雙方共謀，會聯手遮掩住暗中行事。
因為肇事者不想引發外界關注，不被看見確保了他們的安全；另一頭，官員也不樂見不服從行動升級引發注目，因為這樣會冒著鼓勵大家起而效尤的風險，而且若被發現無力進行道德管控，簡直是自暴其短。結果出乎意料地造成了沉默的同盟，立場南轅北轍的雙方讓不服從在歷史上消失匿跡。
我曾經使用「日常形式的反抗」（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來形容，這些行動累積起來，經常發生巨大甚至關鍵性的影響，暗地裡牽動政權、國家甚至軍隊的走向。
美國內戰期間，南方的美利堅聯盟國（Confederate states），最終潰敗，幾乎可以歸因於逃兵與不服從行動，逐漸堆累成積重難返的壓力。1862年的秋天，大戰爆發後一年多，南方的田地普遍歉收。
士兵，特別是住在偏遠地方、家裡沒有蓄奴的自耕農，頻頻收到家書，催促他們趕緊回來救救餓著肚皮的家人。成千上萬的士兵真的開溜了，有的是整個單位消失，連武器都帶走。一旦返回家園，絕大多數的逃兵在整個戰爭期間，都積極的抗拒徵兵。
之後，1863年冬天，北軍在宣教嶺（Missionary Ridge）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南軍已露敗象，逃兵再度成為名副其實的軍力大出血，特別是內陸地區的小農場主人認為奴隸制對他們沒好處，犯不著把自己的性命也賭上去。這些人的態度可以用當時流行於南方的一句口號總結：
「富人的戰爭，窮人上戰場。」
事實更強化了這句俚語的可信度：當時規定，擁有20名以上黑奴的家庭，可以留一個孩子，據說是為了管理勞工紀律。總計約25萬的役齡青年躲避徵調。南方的人口本來就不及北方，再一記重擊是好些在邊境的奴隸，越過分界逃到北方，其中許多人也加入了北軍。
不只如此，留在南方的奴隸人口，受到北軍步步進逼的鼓舞，也不願意消耗體力在生產軍需品，他們故意怠工，逮著機會就閃人，躲進像是維吉尼亞州與北卡羅萊納州交界的迪斯莫爾沼澤（Great Dismal Swamp）避難，這裡荒煙蔓草，難以追查行蹤。
就這樣成千上萬的暗地累積，包括臨陣脫逃、怠忽職守、不辭而別，無意驚動任何人，只想逃避查緝，放大了北方的人力與工業優勢，同時也可能是南方最終戰敗的關鍵因素。
拿破崙的征服戰爭也難抵不服從行動一波波的來襲，鎩羽而歸。當時，最響亮的口號是：拿破崙麾下每位士兵的背包中，都帶著法國革命的理想征戰歐陸。但我們也可毫不誇張的認定：這些本應肩負著理想的士兵，也因為不服從而大幅刻蝕局限了征服的版圖。
不論是1794年到1796年的共和國，還是1812年開始的拿破崙帝國體制下，在鄉間清查役齡人力，都推行得礙手礙腳。從家庭、村莊、地方官員到整個城鎮，都共謀歡迎叛離軍旅的返鄉逃兵，全都串通好窩藏躲避徵兵的役齡青年，為此有的人還把右手指頭砍了一兩根下來。
躲避徵兵與逃兵的比例，可以視為政權受歡迎程度的公民投票。
對拿破崙的後勤官而言，這種「用腳投票」的選民，具有無比重要的戰略意義。投票結果很明顯。第一共和與拿破崙帝國的國民，可能雙手擁抱普世公民（universal citizenship）的承諾，但隨之而來，理所當然的雙胞胎──全民徵兵，他們可就避之唯恐不及了。
▌「小人物」的求生
退後一兩步來看，這些行為有些值得額外關注的特點──實際上幾乎都是匿名的，不會「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大聲嚷嚷。事實上，正是不張揚的低調才會有效。逃兵迥異於叛變。叛變是公然挑戰帶隊軍官；逃兵不用公開鼓動宣揚、不用寫文章宣告，只要悶不作聲，腳底抹油就成。一旦逃兵過甚，實況曝光，無法確切掌握兵源，統帥的企圖心便會受到限制。
美國在打天怒人怨的越戰之際，據傳，好些不斷命令手下，進行「死亡巡邏」的軍官遭到「碎片化」（fragging）處理，一顆碎片手榴彈（fragmentation grenade）朝他們迎面扔來。這種報復手段的確非常激烈暴力，但基本上還是匿名行為，主要是被徵調來的士兵，希望能減少風險。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這種「碎片化」的新聞被揭露之後，姑且不論真假，軍官在派遣任務時，不免遲疑，不會主動讓自己或者手下的弟兄執行過於危險的任務。據我所知，還沒有任何研究，深入探討「碎片化」現象，無法確認詳情，遑論對於戰爭的走向與終止，造成怎樣的影響。這個案例也一樣，在心照不宣的默契下，悶不作聲，雙方同蒙其利。
對今日世界絕大多數的人，以及歷史上絕大多數的底層人民而言，這些求生技巧就是日常僅存、觸手可及的政治形式。如果他們失敗了，才會鋌而走險，走上公開衝突的道路：騷動、作亂、起義、造反。
這些奪權手段會突然出現在官方紀錄，在檔案裡留下線索，讓最喜歡在裡面搜查蛛絲馬跡的歷史學家與社會學家，霎時擁有證據，在階級鬥爭的整體理論中，興高采烈的為他們安排個重要角色。尋常日子裡的不服從行動，安安靜靜、只求苟活，絕不搖旗吶喊，可以輕易躲過檔案蒐羅的雷達。沒有行政記錄人員，不寫宣言，缺乏固定組織，誰會去關注呢？這真的是底層政治參與者念茲在茲的一點：千萬別驚動外界。你可以這麼說：
歷史上，農民與底層階級就是要離歷史檔案越遠越好。一旦他們露臉了，你就知道，大事一定不妙。
《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從生活中的不服從論自主、尊嚴、有意義的工作及遊戲》
作者： 詹姆斯．斯科特
出版社：麥田出版
出版日期：2021/4/1
內容簡介：作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為美國當代政治人類學大師，耶魯大學史德林政治學教授、人類學教授與農業研究計畫主任。致力提出「實踐中的無政府主義」。當國家緊扼人民的命脈、財團資本控制世界，在這充滿不確定性的艱困世道中，該如何捍衛地方知識、常識、個體創造力與自發性的無政府主義思維，帶領我們審視世間百態，用不同眼光看歷史、尋找政治生活的另類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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