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勢性侵的網路公審?土耳其文學界的「誰是被害者風暴」
2020年的12月中旬,土耳其文學界掀起一波MeToo風波,讓隱藏在社會角落的性騷擾、性侵事件又再度得到社會的關注。
這波文學界MeToo運動是來自於一位名為蕾拉(Leyla Salinger)的Twitter用戶,他指控被譽為「東方卡夫卡」的土耳其作家托普踏許(Hasan Ali Toptaş)多年前對她的性騷擾、以及利用自己的文學影響力,多次對年輕的女性仰慕者進行性騷擾、甚至權勢性侵。貼文一出,包含另一名土耳其女性作家布茲露可(Pelin Buzluk)在內,高達20多名女性都紛紛在Twitter上發文指控托普踏許。和托普踏許合作的出版社也宣布與托普踏許結束合作關係,甚至有報導指出,梅爾辛商業工業公會(Mersin Ticaret ve Sanayi Odası)將收回之前頒給托普踏許的文學獎項,以表達力挺受害女性的立場。
面對網路上不斷延燒的批評,托普踏許發表聲明表示對那些他在不經意、不注意的情況下傷害到的人們道歉。但事件並沒有因為托普踏許的道歉聲明而落幕,反而網路上有更多女性作家站出來,遭指控的文學界人士人數也逐漸增加,其中İhtiyar出版社老闆、同時也是作家的邱拉可(İbrahim Çolak)也得到類似的指控。邱拉可後來因為無法招架網路上的批評聲浪,在留下自己無法面對家人與孩子的遺言後於安卡拉的家中自殺身亡。
其實,這並不是第一次MeToo運動在土耳其展開,在2018年時,從電視圈就曾掀起過一波短暫的MeToo運動,當時熱門肥皂劇《禁忌蘋果》(Yasak Elma)中的女性演員曾站出來講述在電視、電影圈所遇到的性騷擾事件,但並沒有在演藝圈引起更多討論,原因在於多數演員害怕失去工作機會,只能敢怒不敢言。
事隔兩年後,MeToo運動在文學界爆發,但這一次是否有改變什麼?
▌土耳其MeToo困境:提出指控被噤聲、還成「輿論殺人」幫兇?
回頭看過去在網路發起的大大小小女權運動,雖然每次話題的熱度都並不持久,但多半可以得到來自大部分民眾的支持。
不過,這次文學界的MeToo運動導致邱拉可的自殺,反而出現了一些支持男性的言論,質疑女性的控訴是否有憑有據,引發「是否輿論殺人」的討論聲音。處於風暴中心的托普踏許,更是要求上土耳其《民族報》(Milliyet)的專訪,希望可以藉由媒體洗清罪名。
在訪問中,托普踏許表示他的道歉發文,並不代表認罪,每個人都有可能在不經意的情況下傷害他人,他只是對此道歉,他強調自己絕對沒有做出任何性騷擾或是性侵他人的舉動,更不認識這名蕾拉女子,甚至懷疑這是一個假帳號。
對於同為作家的布茲露可的指控,托普踏許也作出反擊,他提出如果真有性騷擾的事,為何之後自己的名字還會出現在布茲露可新書的感謝欄上?雙方各執一詞,互不退讓,引發事件的蕾拉(Leyla)Twitter帳號也隨之關閉,讓整起事件更加撲朔迷離。就連政府也插手此事,執政黨AKP表示懷疑這名蕾拉(Leyla)帳號與被厄多安政府指控為「恐怖組織」的政治團體「古蘭組織」(Gulen movement)有關係,將展開調查。
事情演變至今,2020的土耳其MeToo運動,從實質面看來似乎還是沒有改變任何事情,社會主流的新聞媒體或是報紙並沒有對此事件多加報導。土耳其社會上的父權主義與文化,甚至是老一輩或者東部鄉村地區的處女情結思想仍深深影響著輿論走向。
當女性站出來加入MeToo運動,男性會要求他們提供證據,如果無法提出有力證據,只會被詮釋為誹謗,話語權又再度回到父權手中,受害者不僅在法律上無法獲得保護,甚至還可能得不到周遭家人朋友的支持。
▌性騷性侵都被無視:等到出人命,才被社會關注?
在土耳其,也有部分女性會把「守護貞操」這份社會壓力加諸在自己身上,認為是女性價值所在,如果不小心在非自願的情況下失去貞操,還會為家族蒙羞。
2017年時,土耳其一名19歲育有一子的女性艾雪努(Ayşenur G.)從小就被堂哥多次性騷擾,直到她結婚後,堂哥還以手中握有不雅照片與影片做為威脅,多次性侵成功。艾雪努在身心潰堤的狀態下,終於向丈夫與家人揭穿堂哥的惡行,但也在隨後在家中自殺身亡。在她留給丈夫的遺書中寫道:
從遺書上可以發現,導致艾雪努自殺悲劇的主因是被迫失去貞操的她,無法面對家人與社會的這份沈重壓力。此案件在一審時法官判處堂哥14年有期徒刑,但堂哥上訴後,2019年法院又以「證據不足」無罪釋放。
許多律師認為法院的判決太過輕率,抨擊這就是為什麼土耳其有很多受害女性、孩童不敢發聲的原因,因為沒有人可以保護受害者。
▌錯都推給穆斯林:是伊斯蘭教本來就「保守厭女」嗎?
根據土耳其高級教育協會(YÖK)委託金首大學(Altınbaş Üniversitesi)在2017年的調查指出,土耳其有41%的女性一生中曾經遭到性攻擊,更有高達93%的女性有過被性騷擾的經驗。但比起西方國家,土耳其受害的女性聲音似乎被某種社會壓力所壓制下去,只有在出現女性謀殺案時,才會引起社會大眾的討論。
受到西方文化霸權的影響,外界總會認為女性地位低下、父權主義盛行是伊斯蘭教「保守」與「厭女」的結果。但如果仔細研究伊斯蘭教的起源與當時的政治社會背景,就可以發現其實伊斯蘭教一直以來都不是站在女性的對立面,真正壓迫的那雙手來自於社會上那群既得利益者。
在伊斯蘭教出現前的阿拉伯社會,女性並沒有人權,只是附屬於男性的「財產」,如果丈夫過世,妻子與孩童將會被視為財產的一部分,由丈夫的兄弟或是家族其他男性「繼承」。伊斯蘭教出現以後,在古蘭經中才出現保障女性繼承權、離婚權等權益。
在先知穆罕默德過世後,第二代哈里發歐瑪爾(Umar ibn Al-Khattab)接下穆斯林社群的領導權。歐瑪爾是一位相當有能力的領導者,但他十分厭女,同時也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權力,發佈了一連串違背先知穆罕默德聖訓的政策,包含禁止先知穆罕默德遺孀朝聖、阻止女性前往清真寺做禮拜、實施男女分隔禮拜與以亂石砸死通姦者等等,這些都對加深了之後阿拉伯社會與伊斯蘭社會對女性的壓迫。
由於《古蘭經》的艱澀難懂,穆斯林多半需要靠解經者的著作來了解經文,但與其他宗教相同,用什麼的心態解讀,就會得出怎樣的結論。這也是目前許多女性伊斯蘭學者致力於用一個更為中性的註腳闡述《古蘭經》的原因,因為他們相信,伊斯蘭教的初衷是建立一個平等、互相尊重的社會。
雖然MeToo運動和其他之前發生在土耳其的女權運動只揭露了社會陰暗面的一小角,但藉由網路世界的影響力,外界的支持與專業協助資訊可以照亮更多看不到的社會角落,有機會改變或拯救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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