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新疆的「瑞典宣教團」（下）：促進維吾爾認同的福音使徒

2020/01/24 Kita

在十九世紀後期，屬於瑞典新教主流教派信義宗，經「自由教會運動」（Frikyrkorörelse）鼓舞而脫離瑞典國家教會的瑞典行道會（Svenska Missionskyrkan，當時舊稱為Svenska Missionsförbundet），積極差派宣教士至中非、高加索地區、印度及中國河北等地，設置長期的宣教據點，甫建省的新疆，則是位於各大宣教區間的地理空缺。

經數次探勘考察，1892年瑞典行道會決定正式派遣宣教士，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建立宣教站——這也是新疆史上第一座基督新教據點。日後在農業綠洲英吉沙和葉爾羌（莎車），行道會也擴張設立了工作站。

瑞典行道會在喀什建立的宣教站。那是個內亞「大博奕」的時代，長期在新疆南部耕耘、正... — 瑞典行道會在喀什建立的宣教站。那是個內亞「大博奕」的時代，長期在新疆南部耕耘、正式設置組織機構的歐洲國家只有三個：英國、俄國和瑞典。圖／瑞典行道會

那是個內亞「大博奕」的時代，長期在新疆南部耕耘、正式設置組織機構的歐洲國家只有三個：英國、俄國和瑞典。英國於1892年起在喀什建立起商務辦事處，俄國自1882年起在喀什設有領事館；前者企圖將印度的殖民版圖北拓，後者的目的是將俄國突厥斯坦的領地繼續向東南擴張。在英俄的外交角力、明爭暗鬥之間，瑞典宣教團像是個特殊的緩衝，受到兩大殖民帝國代表的看重。

例如1909年建立的英國駐喀什總領事館，即是領事馬繼業（Sir George Macartney）委託瑞典宣教士Lars Erik Högberg設計、監工建成的。起名為「秦尼巴赫」（Chini Bagh），一個由英語與維吾爾語混合而成的名稱，意為「中國花園」（Bagh，باغ，維吾爾語的花園、公園之意）。這裡是曾是中亞旅行者的重要集散地，例如日後莫高窟經書研究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以及時任俄國軍官，日後成為芬蘭開國元帥、帶領芬蘭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馬達漢（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

1948年英國外交人員撤離，建物多次挪作他用，後改稱為其尼瓦克賓館。目前這棟百年建築的部分建物依舊座落在喀什老城區的北部，周遭的環境和歷史文獻中的記述吻合：位於城北的一塊高地上，可以俯瞰綠洲的北部景觀。目前，秦尼巴赫被喀什最為高聳醒目的「皇家大酒店」承包、改建為漢餐廳，目前正停業中。藏身於掛有紅色「三股勢力是最大的黑惡勢力，嚴厲打擊三股勢力」宣傳布條的酒店之後，秦尼巴赫看上去相形低矮。

當地政府設立歷史文物告示牌後，似乎沒有花太多心思維護，秦尼巴赫室內堆滿雜物、建物後半嚴重坍塌。唯一可辨識的，是瑞典宣教士設計的樓面和窗戶。筆者造訪時，建築後的土坡下，有位維吾爾老人在撿拾酒店垃圾車裡的雜物，一旁還有堆篝火，正燒著垃圾。事過境遷。

在那個秦尼巴赫最為光彩，各國訪客來來往往、歐洲勢力極盛的時代，新疆沒有其他的基督徒嗎？其實是有的。

新疆沒有其他的基督徒嗎？其實是有的。圖為瑞典行道會收藏的維吾爾基督徒檔案照片。 ... — 新疆沒有其他的基督徒嗎？其實是有的。圖為瑞典行道會收藏的維吾爾基督徒檔案照片。圖／瑞典行道會

在一趟前往位於喀什與英吉莎之間沙漠的伊斯蘭聖裔墓地的旅程，Törnquist遇見兩位自稱是基督徒、來自其他省份的漢人。其中一位基督徒被當地穆斯林暗稱為「王」（padishah，پادىشاھ），因他靠開當鋪和放高利貸賺了巨額財富。當時南疆的當鋪多半是由漢人或印度人所經營（二十世紀初期的南疆，有相當比例的英屬印度移民定居，他們專營跨境貿易和開當鋪，特別是在英吉莎與和田兩地，也因此這批印度裔商人常和當地的維吾爾人發生衝突，令英國駐喀什的外交官為調解糾紛而疲於奔命）。

因當地人謹守伊斯蘭戒命不從事放貸來賺取利息，但貧窮與收成不定，導致人們極其需要現金週轉，所以還是得向非穆斯林借貸。據記載，這兩位基督徒所放的貸，每週利率大約3%。無怪乎「放貸、開當鋪的中國人」是維吾爾俗諺與民間故事中常見的負面角色。

除此之外，也有其他歐洲教會組織在新疆運作，例如來自英國的中國內地會宣教士杭特（George Hunter，漢名胡進潔），自1906年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建立據點，工作團隊還包括幾位來自蘇格蘭、受過高等教育與醫學訓練的宣教士，目前仍可在烏魯木齊市近郊的公墓找到幾位英籍宣教士的長眠之所。此外，新疆北部也有天主教和俄國東正教的教士，但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依舊是在當時人口聚集的塔里木盆地綠洲帶工作的瑞典團隊。

在一趟前往位於喀什與英吉莎之間沙漠的伊斯蘭聖裔墓地的旅程，Törnquist遇見... — 在一趟前往位於喀什與英吉莎之間沙漠的伊斯蘭聖裔墓地的旅程，Törnquist遇見兩位自稱是基督徒、來自其他省份的漢人。圖為瑞典宣教士John Törnquist拍攝紀錄的喀什系列照。圖／Europeana Collections

▌瑞典宣教站

在新疆的四十餘年時間，喀什宣教站以處境艱難而著稱。一方面是來自地方社會慣行的文化與伊斯蘭實踐，對外來、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歐洲人始終抱持著一定程度的敵意。另方面則是政治局勢不甚穩定。

根據瑞典John Hulvall所出版的歷史研究書籍《宣教與革命在中亞：東突厥斯坦的瑞典行道會宣教團 1892－1938》，位於城牆西南側的喀什宣教站建造時，街坊謠傳著瑞典人「要來蓋堡壘」，誘導維吾爾人改信別的神，且「降雨和雪都因而減少了」。但在英、俄兩國使館的支持，清國政府無力反對的情況下，瑞典團隊逐步站穩了根基。

草創初期，整個團隊的成果寥寥，信者渺渺，宣教士Lovisa Engvall的信件紀錄也證實了此事：1900年至1912年間，一共只有五個穆斯林改宗並受洗，第一次為當地人舉行洗禮甚至引起喀什城裡的騷亂，而這五位之中，一位被家族謀殺、一位失蹤、一位前往麥加朝聖後失蹤，剩餘的兩位則因為死亡威脅而住在宣教站裡。

來自地方社會慣行的文化與伊斯蘭實踐，對外來、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歐洲人始終抱持著一定... — 來自地方社會慣行的文化與伊斯蘭實踐，對外來、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歐洲人始終抱持著一定程度的敵意。圖為瑞典宣教士John Törnquist拍攝紀錄的喀什系列照。圖／Europeana Collections

遭到維吾爾社群的孤立，絕大多數的工作投入看不到進展，再加上聯外所需的郵務和電報系統不穩（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宣教團與瑞典的聯繫幾乎中斷），團隊氣氛長期低迷。斯文．赫定即曾在探訪後如此寫道：

「我對他們感到非常抱歉，他們的努力是徒勞的，他們的工作沒有成果，他們的生活空虛。一切都是無用。」

除此之外，還需面對來自後方的壓力：瑞典總會曾為了節省經費，計畫將原先七年一任的派遣期延至十年。該提案遭到駐地人員的強烈反彈，援引同樣常駐喀什的俄國外交人員輪替政策，指出常駐十年的決定近乎是「只會用於罪犯身上的懲罰」。然而囿於政治動盪，多數宣教士的駐地時間依舊超過常規，達十年以上。

「我對他們感到非常抱歉，他們的努力是徒勞的，他們的工作沒有成果，他們的生活空虛。... — 「我對他們感到非常抱歉，他們的努力是徒勞的，他們的工作沒有成果，他們的生活空虛。一切都是無用。」圖為訪問龜茲（庫車）的斯文．赫定。圖／瑞典行道會

在地耕耘十餘年後，宣教事業的成長依舊緩慢（1918至1933年的15年間，在另一筆記錄裡，共計163位當地人改宗受洗），但在日常生活層面上，他們逐漸被地方的維吾爾社群所接納。每週日禮拜時間，在宣教站聚集的人數可達到兩百人，但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來看熱鬧的——當地人對瑞典人行事的興趣遠大於基督教。也因為如此，宣教站的工作內容以醫療、教育、印刷出版等為主，目的是希望從生活各層面接觸更多維吾爾人。

事實上，醫療援助並不是宣教團最初的計畫，但前來求助的人越來越多，非專業出身的宣教士只得靠著有限的物資和醫療書籍，按圖索驥給予救護。此外，基礎醫療器具也得由他們依照教科書的指示、請工匠配合鍛造，就連消毒用的藥用酒精，都得自行蒸餾製造。初代宣教士Högberg即在回憶錄裡記述：「⋯⋯並不是宣教士們想要學習專業的醫學知識，而是迫於現實，實在是沒有專業訓練過的醫生願意加入宣教站醫院的工作。」

「⋯⋯並不是宣教士們想要學習專業的醫學知識，而是迫於現實，實在是沒有專業訓練過的... — 「⋯⋯並不是宣教士們想要學習專業的醫學知識，而是迫於現實，實在是沒有專業訓練過的醫生願意加入宣教站醫院的工作。」圖為1936年在中國的瑞典宣教會行醫醫生。圖／瑞典行道會

在龐大的需求下，他們蓋了一棟專用於接待、醫治病患的建築，為其起名為「畢士大醫院」（Betesda，取義自聖經約翰福音第五章，耶路撒冷的畢士大池）；同時也派遣了幾位同僚，趁返回瑞典休假時，於隆德大學接受正規醫療訓練後，重返新疆行醫，組成南疆第一組的西式醫療團隊。以1904年為例，全年尋求治療的病患超過2,400人次，最為常見的病例是外傷、各類發燒和消化器官疾病。數年後，求醫的病患增加到每年12,000人次以上。

爾後，宣教站也因醫療服務而在各綠洲間極富盛名，人們不遠千里前來求醫，有的病患甚至來自帕米爾高原另一頭的喀什米爾與阿富汗北部。無論貧富種族，醫院來者不拒，稍有身份地位僅要求自由奉獻，貧困者則不收取一分一毫。

教育方面，瑞典團隊在各工作站皆成立了學校。以南部大城葉爾羌為例，學校收了40位學童，主要教授的課程包括維吾爾語的讀寫、算數、地理和自然科學，宣教士甚至定期邀請清真寺的毛拉到學校，教導學童祈禱與關於伊斯蘭的基礎實踐，以確保所學不會與日常社會脫節。

對於語言的興趣，也延伸、促使工作站開設了自己的印刷站，圖為當時瑞典宣教站的印刷設... — 對於語言的興趣，也延伸、促使工作站開設了自己的印刷站，圖為當時瑞典宣教站的印刷設備。圖／瑞典行道會

儘管生活艱辛且忙碌，宣教士們仍舊對當地語言有著濃厚興趣，甚至曾為了爭論誰的維吾爾語聖經譯本較為正確，而結黨內鬥、甚至嚴重到宣教士因此離開新疆。這樣對於語言的興趣，也延伸、促使工作站開設了自己的印刷站，翻譯維吾爾出版品、傳授印刷排版技術。這是瑞典人對維吾爾族的另一大影響。

1912年，一整套印刷機具的部件螺絲從瑞典裝箱、出發，乘著俄國的火車運至塔什干，再由馬隊駝著穿越帕米爾高原進入喀什。作為南疆唯一的一間印刷站，它不只發印基督教相關的文宣（福音手冊，以及Lew Wallace的《賓漢》前六章的維吾爾譯本），也曾協助印刷政府政策文宣（第一次東突厥斯坦成立，政府發行的鈔票也是他們印的），以及瑞典文直譯成維吾爾文的基礎教科書、醫學書籍、科學讀物，還有全世界第一份維吾爾現代月曆。往後印刷站更發行了維吾爾語報刊且延續多年（1933-1937），促成了不少很有意思的論辯。

不只發印基督教相關的文宣，也曾協助印刷政府政策文宣，以及瑞典文直譯成維吾爾文的基... — 不只發印基督教相關的文宣，也曾協助印刷政府政策文宣，以及瑞典文直譯成維吾爾文的基礎教科書、醫學書籍、科學讀物，還有全世界第一份維吾爾現代月曆。圖為當時的各類印刷物。圖／瑞典行道會

例如留學返鄉的知識份子們在報刊上論著「我們是誰」的問題：當時的知識份子普遍認為「我們是穆斯林」是正確但不充足的答案——相較當時民族主義浪潮下，世界其他被廣泛認可的國族認同，當時的知識份子認為塔里木盆地各綠洲的住民，需要一個能夠代表集體、並延溯至祖輩歷史的稱呼。

此外，伊斯蘭改革派青年，則是在報刊上辯論著當時慣行的墓地朝聖與苦行乞討，是否符合經典和聖訓的教導，進而討論遍佈南疆的蘇非派聖人墓地在伊斯蘭信仰中的定位（關於維吾爾文化中的靈魂觀，可參考前文〈入土不必為安？維吾爾文化的「墓地生死觀」〉）。現存較完整的早期維吾爾報刊蒐藏，主要包含了1930年代發行的三份刊物，現典藏於瑞典隆德大學圖書館。

如此種種過程，促進塔里木盆地各綠洲住民得以自原先共有的認同更進一步，彼此討論、想像一個理想維吾爾社會的各式可能性，也鞏固、參與建構了當時尚未普及的——以「維吾爾」作為集體身份的認同模式。

——▌下篇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