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維也納（下）：直通法西斯的「紅黑惡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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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初的奧地利第一共和，我們看到：基社黨的「黑」反映了威權傳統與人民對過去舊秩序的緬懷，社民黨的「紅」則以新的菁英權威取代舊的官僚威權，驕傲地主導起新人類的啟蒙改革。

紅與黑在舞台上爭相展演巴洛克政治浮誇的戲劇風格，而劇場舞台下的大多數觀眾卻是政治的悲觀主義者、生活的享樂主義者、自詡「務實」的機會主義者——他們在餐館啤酒桌前的「男人議會」（Rat der Männer）上，對雞毛蒜皮的小事大發牢騷，犬儒地抱怨社會、謾罵政治。奧地利作家薩伊科（George Saiko）稱此性格為「徹底投降的邊緣控訴者」——他們都是為政治權威所主宰、被動無力的奴民。

正是這種最厭煩政治、最能逆來順受、最渴望和諧的臣民性格，能被浮誇的政治展演煽動出最脫韁的惡意和最偏激的直覺。當他們吞忍慍怒到受不了時，就會不計一切代價——包括擁抱民粹、種族歧視、為獨裁者歡呼——來維持自己不受干擾的安寧。

通往這條深淵之路的起點，是奧地利第一共和被迫做的兩難抉擇：要麵包還是要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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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哪國人之要麵包還是尊嚴？

對內，當局必須優先選擇尊嚴（也就是國家的「範勢」），關於經濟無法獨立自存的問題，唯一的解答只能是宣示追求「德奧合併」（Anschluss），在不向外族仇敵低頭的情況下，與「一家親」的德國「同胞」攜手共同生活。這是讓國民們還能勉為其難地認同新共和權威的最大公約數，尤其是說服那些懷念威權專制的前帝國臣民、以及那些分離主義盛行、不願和「猶太維也納」共組一國的地方各邦。

然而現實是，不但戰勝國與周遭鄰國反對德奧合併（法國、捷克尤為激烈），就連德國也不太想認這個「同胞」——德國既自顧不暇又不願得罪戰勝國，同時，有德國社論還酸了趁亂告白的奧地利不夠德意志：

困窘的奧地利當局，實際上不得不順從戰勝國，以換取外援與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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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共和國」的威信嚴重受損。此刻的奧地利既當不成奧地利，也當不成德意志。

「奧地利」不受共和派歡迎，因為它聽起來太哈布斯堡了——比如第一共和之所以選擇巴奔堡王朝的紅白紅旗為國旗，正是要和哈布斯堡切割（巴奔堡王朝在哈布斯堡之前統治奧地利地區）；但「奧地利」同樣難以得到專制派的認同，因為他們所想的是哈布斯堡，而不是哈布斯堡的領地奧地利。

「德意志」則嚴格說來只是臨時空降的概念，缺乏在地生根的國族敘事，除了對激進的大德意志主義者（在國民中約佔15~19%）有效外，無法真正說服多數群眾。此刻奧地利舉國上下所談的「德意志民族主義」，是部分仇外直覺、加上更多機會主義的混合體。

奧地利第一共和就在認同曖昧混亂的機會主義下，因戰敗國的經濟待遇問題，一面求助於「外族仇敵」，一面淘空立國威信。此時，誰上台執政，誰就得當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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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黨：從閃亮登台到灰頭土臉

1919年初至1920年6月，共和國首屆聯合內閣由左派的社民黨主導。此前的社民黨，直到一戰的最後一刻都還力挽狂瀾地維護哈布斯堡專制，當哈布斯堡王朝提議改組成聯邦帝國被多國否決後，才斷然轉而主張奧地利以共和形式建國、並大力推動德奧合併。社民黨主張德奧合併的理由，除了國家生計問題外，當然還有權力的考量：德國是工業大國，與之合併，社民黨才能擴大其權力基礎。

但是，社民黨這種從非國族的階級鬥爭史觀，突然轉為「德意志主義」的甩尾髮夾彎，首先就讓社民黨的支持者頗為精神錯亂。

社民黨的內閣總理倫納（Karl Renner）與代理黨魁兼外交部長鮑爾（Otto Bauer），以穩定奧地利就是穩定中歐局勢的關鍵為策略，竭力要說服戰勝國，並且採取迂迴策略，先等待戰勝國所提的秩序方案被證實為不可行後，「歸謬」（ad absurdum）地讓他們接受德奧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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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們對戰勝國的期待終告破滅。1919年9月《聖日耳曼條約》簽訂，奧地利遭到嚴苛對待，其中最讓奧地利人感到屈辱的是：蘇台德區德意志人自決的願望遭無視、一系列德語區被劃給鄰國、禁止德奧合併、奧地利不得以「德意志奧地利」為國名。此外，為了支付戰爭賠款，奧地利必須將資產都交付抵押，因而陷於信用破產、無力自理的惡性循環。

隔年，倫納又為了接受美國的物資援助，再度擠出國有資產作為抵押。雖然即時解決了糧荒，但卻已讓國債高築。這一切都被反對者算在社民黨頭上，將之視為叛國者、戰勝國的同路人。

民意基礎與社民黨在伯仲之間的基社黨（兩黨民意支持度都約四成），雖參與聯合內閣，但卻老謀深算地退居二線，讓社民黨上火坑烤。同時也與在野的大德意志諸黨一搭一唱，藉助仇猶與族群刻板印象的宣傳——「多瑙都會人 vs. 阿爾卑斯鄉村人」——來打擊社民黨的聲望。而奧地利的生計困境，則被扭曲簡化為「工人專政」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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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諷刺的是，戮力主張德奧合併、且直到第一共和結束都不放棄「德意志奧地利」之稱號的社民黨，此時反而被視為德奧合併的阻礙者，被戴上「不德意志」、「猶太布爾什維克」的高帽。而許多原本反對德奧合併的人們，卻因為《聖日耳曼條約》所帶來的困境與屈辱，轉而成為德奧合併的堅定擁護者。

成為眾矢之的社民黨持續失血，1920年6月，基社黨趁勢終止兩大黨的合作。隨後的選戰激化成各自超展開的仇恨宣傳：社民黨提出神職人員退出學校與婚姻世俗化等改革，要對基社黨釜底抽薪；基社黨則繼續煽動反猶主義、並聲討社民黨為「摧毀基督教家庭」的極端無神論者......等等。自此正式邁入兩黨煽情惡鬥的升溫期。

選後，社民黨下野。自認為拱基社黨上台，就可以讓他們被當沙包打——不料從此社民黨就只能依附驥尾，直到其毀滅。基社黨自此開始了持續至1938年的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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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社黨的「鐵面教長」

基社黨對德奧合併的態度介於堅決反對和勉為其難之間。該黨的支持族群中，資產階級擔憂合併後無法與德國企業競爭，天主教會也擔憂和信奉新教的德國合併會失去其主宰地位，小市民與農民則多半對過去普奧之間的舊仇記憶猶深。（普奧戰爭時，指揮普魯士軍樂隊在維也納城門前大奏凱旋的軍樂家皮夫柯，他的姓「Piefke」至今仍被奧地利人用來蔑稱德國人。）

然而，在生計困境與恐懼「紅色維也納」（其各項「夢幻小清新」的社福政策，就是建立在向富人課徵重稅的基礎上）的一拉一推下，基社黨終究顢頇地往德奧合併靠攏。

甫上台的基社黨遭遇了與原先社民黨面對的相同困境，而此時在野的社民黨則緊咬基社黨對德奧合併躊躇被動的姿態不放，諷刺煽動、浮誇宣傳的表演能力，更是火力全開、甚於基社黨。基社黨在兩位上場犧牲打的總理先後被迫下台後，社民黨終於逼出了基社黨幕後操盤的大老——賽培爾（Ignaz Seipel）——出任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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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人送渾號「鐵面教長」（Prälat ohne Milde）的總理，卻在兩次任期內一槌定音：其透過國際聯盟，與各國簽訂日內瓦諸協定（Genfer Protokolle），直接以放棄德奧合併為條件，換來6億5000萬黃金克朗的貸款。此外並交出部分財政自主權，在國聯的監督下，發行新貨幣、進行財政撙節改革，還順勢搭便車，逐步削弱工人、廢除過去社民黨的社會主義新政。

1922到1926年的外援貸款，一定程度地改善了奧地利的經濟惡局，惡性通膨也得以緩解。雖然社民黨急著批判賽培爾「喪權辱國」、阻礙德奧合併，但人民的生活現在既然稍可回歸常軌，對「一家親」的隔壁鄰居也就再度興趣缺缺了。這正反映了奧地利之德意志認同的機會主義本質。

奧地利並不因此就迎來平穩的政局。反之，此刻新共和卻加速向深淵滑落：一路以來，兩大黨各自擁抱極盡偏激的政治宣傳，但實際執政只能妥協，如此的落差激化了兩黨各自的極端側翼。兩個陣營分別都擁有準軍事組織——基社黨的「護家軍」（die Heimwehr）與社民黨的「共和防衛聯盟」（der Republikanische Schutzbund）——彼此仇視鬥毆，難以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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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基社黨更逐漸被護家軍所架空。在賽培爾主政後，奧地利開始走向反社會主義、反民主的「基督教威權」道路。社民黨也推出《林茲黨綱》（Linzer Programm），試圖以更為明確的階級鬥爭路線來加以反制。然而此刻，政治局勢上的主動優勢，卻已不再屬於社民黨了。

「巴洛克式」的兩黨惡鬥戲碼，在這個非政治、怕衝突愛和諧的臣民社會中，居然每每都能動員高達八成以上的投票率。但同時，許多人也對這樣的戲碼感到疲軟，並且加深了對民主政治的悲觀。這正是「鐵面教長」霸氣登台、將國家駛離民主之路的時機。

1927年1月30日，兩黨惡鬥從政治舞台上展演的華麗煽情對手戲，終於演變成舞台下真實生活中的悲劇——在維也納南邊不遠、名叫影村（Schattendorf）的小鎮上，有數名護家軍在衝突中朝著一群共和防衛聯盟的成員開槍，結果打死了一名身障者和一名孩童。7月，三名護家軍受審，卻被以牽強理由宣判無罪，讓工人陣營群情憤慨、激起20萬人在維也納集結示威，最後縱火焚燒司法大殿。軍警隨即出動鎮壓，向沒有武裝的示威群眾開火，造成89人死亡、傷者不計其數。

奧地利這個被認為無力自存的孤兒，究竟還是在叢林存活下來了，以心浮氣躁的姿態。而1929年那場能讓人瘋狂的經濟危機，正在不遠的前方等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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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奧地利建國百年》專題企劃，系列連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