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醫是怎麼練成的（下）：現代醫學體系中的蒙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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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國衰落之後，1575年起，藏傳佛教二度在蒙古高原上興盛，連帶也把藏醫的知識體系帶入了混合漢醫、印度醫學，和阿拉伯醫學的蒙醫體系中，並逐漸成為主流。1741年起，在清朝政府的組織下，藏醫學的名著《四部醫典》、《藍琉璃》相繼被翻譯成蒙文，而烏蘭巴托等地也成立了「醫明學院」，系統性地研究藏醫的藥方和醫療技術，並參照蒙古高原的環境和生活條件加以改良，從而奠定了現代蒙醫的藥學基礎。時至今日，許多蒙醫在開立藥方時，仍習慣以藏文作為主要的書寫語言。

但藏醫給蒙醫帶來的影響並不僅於此，藏傳佛教的流行讓當時許多家長趨之若騖地將家中孩子送到寺廟裡學習，從而讓藏醫/蒙醫的學習與傳承管道不再僅止於官方的研究機構或寺廟，開始向民間流傳散布，從而建立了蒙醫的「家傳制度」。

酒酐耳熱之際，我轉頭問坐在旁邊的貴其德醫生，他的醫學知識是在哪裡學的，他驕傲地告訴我，他出生於蒙醫世家，到他已經是第四代了。以前家裡窮，養不起孩子，只好送到廟裡當喇嘛，想不到意外讓他曾祖父發現有學醫的天份，自此之後，他家的孩子都會送到寺廟裡跟喇嘛學醫，再輔以家傳的診脈技術，自成一派，「到我家姑娘才中斷，改上現代學校。」^註1

「但你也是醫學博士啊，還是碩士研究生導師呢！」我指著他的名片繼續追問。

但，為什麼是蒙古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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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西方醫學與藏醫學的相遇其實是從俄國開始的。1857年，俄羅斯發生疫情，一名布里亞特的藏醫亞歷山大‧巴德瑪耶夫（Aleksandr Badmaev）被邀請到聖彼德堡協助防疫，而他的弟弟彼德‧巴德瑪耶夫（Pëtr Badmaev）則於1870年起在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允許下，在聖彼德堡開設醫館行醫。彼德於1902年將《四部醫典》翻譯為俄文，搭建起藏醫和西方醫學交流的橋樑。其後，俄羅斯的蘇維埃政府將藏醫知識當作贏取境內卡爾梅克蒙古族和布里亞特蒙古族人心的手段，間接也促成了藏醫、蒙醫，與西醫在俄蒙兩地的交流。

然而，1921年之後，隨著西方醫學的流行，藏醫在蒙古國逐漸被指控為庸醫，特別是當1923年2月，蒙古人民黨創始人、蒙古國人民革命英雄蘇赫巴托將軍的死亡被歸罪於忌妒的喇嘛下毒所致後，藏傳醫學便完全中斷其傳承，直到1958年於布里亞特出土一批桑結嘉措（《藍琉璃》的作者）召集畫工繪製的79幅人體解剖、藥物、醫療方法/器械、脉脈、尿診等掛圖後，才吸引一批受西醫訓練的學者重新研究藏醫。在此機緣下，隔年1968年，蒙古國重新建立起藏傳醫學的教育機構，恢復對蒙/藏醫的研究。因此，在蒙古國的蒙/藏醫教育，主要是以西方醫學的知識視角來重新「發掘」本土醫學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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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自治區的蒙醫傳承則除了藏—西醫之間的關係外，又夾雜著中國政治與漢醫帶來的權力配置因素。以家傳、帶徒，以及寺廟喇嘛傳承為主的蒙醫教育，因共產黨對宗教的意識形態、及漢—藏之間的緊張關係影響，在社會上只能保持著隱晦而低調的角色。直至1958年，內蒙古醫學院（現為內蒙古醫科大學）成立「中蒙醫系」，並設立「蒙醫基礎理論教研室」之後，蒙醫教育才正式進入中國現代的大學體制中（但1967-1977因文化大革命中斷高考而未招收學生）。

在如此設計的教育體制中，蒙醫一直被視為附屬於漢醫（中醫）知識體系下的一支民族醫學，直至1978年，內蒙古蒙醫學院（2000年後與內蒙古民族師範學院、哲里木畜牧學院合併為內蒙古民族大學）於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成立，開設5年制的大學部蒙醫專業班後，蒙醫才在運作上成為不同於西醫和漢醫的獨立學院；至於內蒙古醫學院的「中蒙醫系」，則時至2006年才與中醫學院分開，單獨成為「蒙醫藥學院」。即便如此，在學術定位上，依中國教育部公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中醫學/中藥學和(西方)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同屬一級學科，而民族醫學（蒙醫學、藏醫學）仍隸屬於中醫學的二級學科，其地位仍夾在西醫與漢醫間的邊緣。

因此，當蒙醫知識在蒙古國中斷傳承時，內蒙古自治區仍有一批寺廟、喇嘛培養出來的蒙醫在蒙古高原上低調的行醫；而當蒙醫進入中國現代教育體系，並逐步建立起規範化的行醫資格制度時，也正值蒙古國蒙/藏醫學研究的興起，正是在這時間交錯造就的機緣下，目前在內蒙古執業的蒙醫中，特別是家傳的蒙醫，許多人都有留學蒙古國的經歷。除了貴其德醫師外，在座的巴虎山教授也是在蒙古國取得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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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蒙醫學的教育外，蒙醫院的設置也是蒙醫發展非常重要的里程碑。2006年，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確定新建內蒙古國際蒙醫醫院，使其成為目前國際上規模最大的蒙醫綜合醫院。2007年，中國政府11個部委也隨之聯合發布了《關於切實加強民族醫藥事業發展的指導意見》，主張「堅持保持和發揮民族醫藥特色優勢，遵循民族醫藥自身發展規律和特點」，發展「民族」醫藥產業。以此指導意見為基礎，不僅蒙醫的溫針、火針療法，以及正骨療法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蒙醫/藥事業也成為內蒙古自治區各級政府發展國民經濟和社會福利的重點環節。

舉例而言，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於2010年重新修訂了《內蒙古自治區蒙醫中醫條例》，明確指出「旗縣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將蒙醫藥中醫藥事業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並對蒙醫藥給予重點扶持，保障和促進自治區蒙醫中醫藥醫療、保健、教育、科研、產業、文化事業的發展。」而同年的統計年鑑資料也顯示，內蒙古自治區的蒙醫醫療機構一共有84所，形成了一個「以2所自治區級蒙醫醫院為龍頭，12所盟市級蒙醫機構為骨幹，70所旗縣級蒙醫機構為基礎」的蒙醫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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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是在這樣等級制的醫療服務體系中，大批的資源與人才集中到城市的大醫院，特別是內蒙古國際蒙醫院中，導致基層醫療品質的匱乏。「看病難、看病貴」這個中國醫療服務的老病根，隨著現代蒙醫服務體系的建立，也逐步侵蝕了蒙醫以「村」（稱之為「蘇木」，蒙古自治區的行政區單位）、基層為主的行醫傳統。像王布和大夫那樣堅持在村裡行醫的蒙醫，已經越來越少了。

時間已經過了午夜12點，帶著我的大哥帶著微醺的醉意，冉冉地吐出一口煙，意味悠長地說。

「這倒是，住上個幾年的也都有。別說這個了，來，乾了，我讓院裡值班的研究生開車送你們回去。」他的好哥們，巴虎山教授這麼回。說是要散場，讓研究生替我開車送我回去，但巴虎山教授沒捨得他的哥們，而他的哥們沒捨得我，於是一行人浩浩蕩蕩地開車帶我回家，再一起吆喝著消失在昏黃路燈的燈影下。

看著這群熱情好客的蒙古人，以及巴虎山教授逐漸遠去的背影，我似乎對「蒙古大夫」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在現代西醫的視角下，他們是中/漢醫學體系的一部分，但在現代中/漢醫學的視角下，他們從西藏、印度、阿拉伯醫學那裡學來的知識體系又不一定能穩妥地嵌入其中。在跨界的醫學知識體系中求取生存之道，卻從來不曾失去這個民族對生命及人群的熱情，誰說這不是艱難人生的現實寫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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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