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嘛廟裡的共產佛：蒙古「藏傳佛教」的千年盛衰

2019/02/21 島夫

藏傳佛教是蒙古國與內蒙古自治區的主流信仰，但藏傳佛教又是怎麼傳入蒙古草原的呢？圖... — 藏傳佛教是蒙古國與內蒙古自治區的主流信仰，但藏傳佛教又是怎麼傳入蒙古草原的呢？圖為蒙古國的一名藏傳佛教僧侶。圖／路透社

應朋友W的邀約，我們一大早天還未亮就從北京馬甸橋上京藏高速公路，經河北張家口南方，輪流一路開八個小時到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郊的土默特左旗，下交流道轉接110國道，之後再右轉喇嘛洞路，往北一路上山到達一個叫「喇嘛洞召」的地方（「召」是藏語「寺廟」之意（。

最後這段山路並不好走，據聞十多年前連路都沒有，得在山溝裡穿行十幾里路才上得了山。即使近幾年修了公路，也得有四輪傳動的越野車才上得去，而且一到冬天就因冰雪路滑而封山，很難想像這裡是蒙古高原藏傳佛教傳播的發源地之一。

「喇嘛洞召」崎嶇偏遠，令人很難想像，這裡是蒙古高原的藏傳佛教傳播發源地之一。圖為... — 「喇嘛洞召」崎嶇偏遠，令人很難想像，這裡是蒙古高原的藏傳佛教傳播發源地之一。圖為鄰近「喇嘛洞召」的一處天然巖洞，壁上可見佛像。根據記載，喇嘛洞召的一世活佛——博格達・察罕喇嘛——早年就曾在此修行。圖／中新社

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始自於成吉思汗征討西夏，並在窩闊台、蒙哥、忽必烈的手上逐漸與中原地區的佛、道教相互交流、發揮影響力。但早期蒙古大汗們對藏傳佛教的態度往往僅出於政治目的，希望依靠藏傳佛教「政教合一」的傳統來取得統治的正當性。舉例來說，成吉思汗一方面派遣使者赴西藏地區迎取「三寶」（佛、法、僧）、「遙申皈依﹙藏傳佛教﹚之誠，仰肯護佑之力」^註1，另一方面也重用信仰禪宗的佛教名相耶律楚材，「以儒治國、以佛治心」，甚而還積極與道教名士丘處機交往，向他諮詢道家的治國、養生之道。

至於蒙哥和忽必烈，雖然都表現了個人對佛教／藏傳佛教的偏好（例如忽必烈扶持了藏傳佛教薩迦派教主八思巴為「國師」，導致藏傳佛教首次在蒙古封建貴族間傳播；而蒙哥一方面以「五隻手指協作卻各自獨立」的狀態比喻帝國對待各宗教的態度，另一方面卻語帶玄機地說：「佛門為掌」），但大體也遵循了成吉思汗「對各類宗教不得偏向」的遺囑，平等對待佛、道、儒、回、基督等宗教，以維持統治帝國不同「文化區域／群體」的正當性。

然而，當元朝政權退居塞北、44個蒙古部落成為「北元王朝」之後，藏傳佛教與蒙古地區的聯繫也隨之中斷，一直到16世紀後半葉，才在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的扶持與倡導下，重新在蒙古高原傳播。

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始自於成吉思汗征討西夏。圖為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的... — 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始自於成吉思汗征討西夏。圖為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的阿爾寨石窟，其中的「成吉思汗家族崇拜」局部圖像。根據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局的考古研究，成吉思汗在最後一次出征西夏時，曾在阿爾寨石窟養傷。該石窟因藏有豐富的佛教壁畫，有「草原敦煌」之稱。圖／新華社

1571年，阿拉坦汗親率大軍越過青海湖，溯黃河北上，遠征喀爾喀杭愛山以西、新疆天山以北，和青海各地。沿路的百姓和喇嘛懼其軍威，紛紛獻禮歸順，其中也包括了在當地傳法的格魯派﹙黃教﹚阿興喇嘛。阿拉坦汗深受阿興喇嘛關於因果業障、六道輪迴的教誨啟發，於1574年派遺使者前往拉薩，邀請格魯派領袖索南嘉措（三世達賴喇嘛）至青海、內蒙古地區傳教。

自此，索南嘉措不只規勸蒙古人廢除妻子為丈夫殉葬以及宰殺馬／駱駝祭祀的風俗，甚至依藏傳佛教的轉世傳統，將阿拉坦汗描述為忽必烈轉世，賜予阿拉坦汗「徹辰汗」^註2的尊號，協助阿拉坦汗成為北元帝國諸部落的精神領袖。其結果，不但改變了傳統蒙古政權「政道二教」平行不干涉的傳統，也讓藏傳佛教自此成為蒙古政權／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呼和浩特市郊的「喇嘛洞召」便是在阿拉坦汗改信藏傳佛教之後，土默特地區興建的第一座藏傳佛教寺廟（後來乾隆皇帝賜名「廣化寺」）。這個地方原本人們俗稱「銀洞」，是個天然的山洞，藏傳佛教在蒙古高原二度興起之後，來自西藏的高僧博格達・察罕喇嘛選擇在此地長齋修行、講經說法。

其後，博格達・察罕喇嘛在洞內坐化圓寂後，眾弟子便將其靈體以坐姿封閉於洞內，尊為活佛，並修建佛寺。其後，三名弟子各自下山傳教，先後在現今的呼和浩特地區建立什報氣召、烏素圖召、東喇嘛洞召，並分別成為各召的第一代活佛。

阿拉坦汗不但改變了傳統蒙古政權「政道二教」平行不干涉的傳統，也讓藏傳佛教自16世... — 阿拉坦汗不但改變了傳統蒙古政權「政道二教」平行不干涉的傳統，也讓藏傳佛教自16世紀，成為蒙古政權／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圖為在呼和浩特市大召寺的阿拉坦汗雕像。圖／中新社

阿拉坦汗除了重新引介藏傳佛教到蒙古高原外，也積極推動蒙文佛經翻譯。他通過明朝的邊疆大臣取得藏文的古印度佛教名著《金光明經》（該經元朝時曾有過蒙文譯本，但北元時期已失傳），重新主持翻譯為蒙文。如今這本《金光明經》也只剩下孤本，收藏於丹麥哥本哈根的皇家圖書館。

為了從事蒙文的佛經翻譯，阿拉坦汗也提拔了兼通梵、藏、蒙三種語言的阿優希固什成為「諸師之首」。在三世達賴喇嘛的指導下，阿優希固什以古印度梵文元音字母和輔音字母的藏文、蒙文音寫規則為基礎，配合字譜形式排列音標，於1587年創制了「阿禮嘎禮字母」，解決了蒙文字母難以正確標注梵文字母的讀音問題。根據後人的研究，這套「阿禮嘎禮」系統和當今歐美的蒙古學學者們所用的拉丁文轉寫蒙文方法如出一轍。

然而，我們一路從北京而來的真正目的地並不只是銀洞和喇嘛洞召，而是旁邊的屬洞「金剛洞」。

金剛洞的現任住持今年已經近80歲，是民國早期從東北一路逃難而來的。當時他住的村子裡有人惹事，引來鎮壓的奉軍在村裡燒殺擄掠。村裡有位叫溫德哈拉（Wenderhar，蒙語又高又黑的意思）的喇嘛師父帶著還是孩子的他往外逃難。他們一路往西走，遇到寺廟就掛單投宿吃飯，最後來到了喇嘛洞召，聽聞喇嘛洞的附屬金剛洞需要住持，便留下來修行。

喇嘛洞召的屬洞「金剛洞」，其外有一座「十方宮」，門邊分別掛著「共產佛」、「共產黨... — 喇嘛洞召的屬洞「金剛洞」，其外有一座「十方宮」，門邊分別掛著「共產佛」、「共產黨」的牌子。圖／作者攝影

因為早期逃難的經驗，這位金剛洞住持一直到今天都努力維持著非常清簡樸實的生活。他一年四季不穿鞋，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和物資都靠自己揹上山，以提醒自己不要購買多餘的東西，直到近幾年因為年紀大了，體力不再能夠負荷上下山的路程才開始託人幫忙開車帶上山。他主持的寺廟不收香油錢，只接受上山的信徒捐獻酥油、奶食品，和簡單的生活用品。特別是可以點燈供佛又可以食用的酥油，每每有人帶幾塊酥油給他，總會見他眉開眼笑地道謝不已。

事實上，這樣的生活一半是出自自我選擇，另一半多少也是因為環境使然。這裡三面環山、山勢陡峭挺拔，不但冬天一下雪就封路，其他季節風大的時候也常常因為落石而導致交通中斷，再加上早期社會主義時期附近的市場經濟也沒開發，人煙罕至，讓這位金剛洞的住持就這麼在洞裡生活了三、五十年，逃過文革，也逃過熙嚷喧囂的世俗生活。

「金剛洞召」剛開始只是一個天然的山洞，後來道路擴建之後，因緣際會有位南方來的居士經過，出錢在洞外蓋了寺殿和宿舍，才形成現今的模樣。特別的是，蓋起來的寺殿中有一間名為「十方宮」，裡面除了彌勒佛和觀音菩薩像之外，還供奉著大幅馬克思和列寧的肖像，號稱「共產佛」。

「十方宮」裡除了彌勒佛和觀音菩薩像之外，還供奉著大幅馬克思和列寧的肖像，號稱「共... — 「十方宮」裡除了彌勒佛和觀音菩薩像之外，還供奉著大幅馬克思和列寧的肖像，號稱「共產佛」。圖／作者攝影

問起住持師父蓋十方宮的緣由，他也說不清確切的原因，只含糊地反覆說有名南方來的居士出錢蓋殿，也就這麼蓋成了。再進一步追問他對這宮殿的看法，他的回答倒是挺禪宗。他認為，萬物依緣而起，自性而生，他無法控制。再者，不論有沒有這座宮殿，自己仍舊會不離自性地在山上供佛修行、清簡度日，因此，無需罣礙於這宮殿是怎麼蓋起來的。一如這位住持師父反覆向我們強調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註3

對遵循社會主義唯物思想的共產黨而言，宗教是一種統治階級給勞動階級施加的意識形態「精神鴉片」，但對蒙古族人來說，自從阿拉坦汗重新將藏傳佛教引入蒙古高原後，宗教便成為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在這個脈絡下，不管是蒙古國還是中國內蒙古的近代史，「黃旗」（蒙古地區的藏傳佛教）和「紅旗」（共產黨）的鬥爭一直都沒有停過。因此，從佛教的觀點來看，金剛洞召的共產佛的確一如住持師父所言，是在歷史發展的因緣下而產生的。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之後，大清王朝的頹傾已無可避免，醞釀獨立的外蒙古各部一方面秘密尋求俄羅斯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開始思考獨立的「文化基礎」。1911年11月29日，各部落在藏傳佛教上找到了這個「文化基礎」，共同推舉格魯派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活佛為蒙古「額真汗」（意思為「多人推舉的日光皇帝」）、「博克多汗」（意思為「偉大的可汗」），改元「共戴」，建立政教合一的大蒙古國，脫離中國獨立。

辛亥革命爆發之後，醞釀獨立的外蒙古，各部落在藏傳佛教上找到獨立的「文化基礎」，共... — 辛亥革命爆發之後，醞釀獨立的外蒙古，各部落在藏傳佛教上找到獨立的「文化基礎」，共同推舉格魯派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活佛（圖左）為蒙古「博克多汗」﹙意思為「偉大的可汗」﹚，建立政教合一的大蒙古國，脫離中國獨立。圖右為博克多汗玉璽。圖／維基共享

其後俄國爆發十月革命，推翻沙皇專制，建立了布爾什維克派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年之後，紅軍和反布爾什維克的白軍開始內戰。這場戰事也延伸到了大蒙古帝國。為了避免大蒙古國被布爾什維克佔領，博克多汗反而向駐在烏蘭巴托（庫倫）的中國辦事長官陳毅請求軍事支援。

1919年，當時的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出兵庫倫，挾持大蒙古帝國內閣總理大臣巴德瑪多爾濟，並軟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取消外蒙古自治。隔年6月，左翼的蒙古人民黨^註4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成立，並於1921年和蘇俄紅軍共同發動軍事和政治革命，驅逐白軍在大蒙古帝國的勢力，並擊敗中國軍隊，取得政權。

蒙古人民黨將哲布尊丹巴架空為虛位的立憲君主。1924年之後，哲布尊丹巴於烏蘭巴托圓寂，蒙古人民黨政府宣布不再尋找轉世靈童，廢除君主立憲制，改建蒙古人民共和國，並以「傳說」藏傳佛教的喇嘛「下毒殺害人民革命英雄蘇赫巴托將軍」為理由，限制和控制藏傳佛教的信仰，導致哲布丹尊巴活佛的世系傳承在蒙古終結。直到1990年代蒙古國宣布放棄社會主義、實行多黨制之後，藏傳佛教與其文化才又重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

蒙古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開始打壓藏傳佛教，直到1990年代才解禁。傳統上，達賴喇嘛... — 蒙古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開始打壓藏傳佛教，直到1990年代才解禁。傳統上，達賴喇嘛也被視為蒙古藏傳佛教的精神領袖。圖為2016年達賴喇嘛到烏蘭巴托的甘丹寺講道。圖／法新社

達賴喇嘛呼籲蒙古年輕人重回藏傳佛教的傳統。蒙古國在90年代放棄社會主義、實行多黨... — 達賴喇嘛呼籲蒙古年輕人重回藏傳佛教的傳統。蒙古國在90年代放棄社會主義、實行多黨制之後，不少蒙人僧侶曾跑到印度的大型藏傳佛教寺廟進修，但近年來在蒙古國的年輕族群之間，藏傳佛教的傳統信仰似乎又有流失跡象。圖／路透社

至於在中國的內蒙古地區，不同於民族組成相對較為單一的蒙古國，對統治著56個民族的中國共產黨來說，藏傳佛教的問題不僅僅是宗教問題，也同時是民族問題，必須謹慎地處理兩者間的界線，才能「統一民族戰線」，抗衡國民黨。

為了貫徹共產黨在內蒙古地區的宗教信仰政策，並調和紅旗和黃旗的意識形態衝突，1951年11月25日，出自土默特旗、後來成為內蒙古自治區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左翼蒙古族領袖烏蘭夫指出，「喇嘛問題是與廣大（蒙古族）人民有關的宗教問題…喇嘛問題是群眾問題，是…內蒙古解決的辦法是：在喇嘛廟附近辦學校，提倡小喇嘛念書，並吸收青壯年喇嘛參加各種生產建設工作，在勞動中改造他們。」

也就是在這樣「統一戰線」的思維下，中國內蒙古地區藏傳佛教的喇嘛在1950年代被收編進社會主義的勞動生產陣營裡，特別是1951年內蒙古自治區召開「第一次喇嘛教代表會議」之後，全區的藏傳佛教開始普遍進行愛國教育、國際主義教育，甚至以宗教的力量號召支持「抗美援朝」的捐獻運動。根據事後的不完全統計，全內蒙古自治區的寺廟和藏傳佛教界當時一共捐獻了3萬多頭牲畜與折合200多萬銀元的財物支持抗美援朝運動。

「內蒙古解決的辦法是：在喇嘛廟附近辦學校，提倡小喇嘛念書，並吸收青壯年喇嘛參加各... — 「內蒙古解決的辦法是：在喇嘛廟附近辦學校，提倡小喇嘛念書，並吸收青壯年喇嘛參加各種生產建設工作，在勞動中改造他們。」烏蘭夫如此表示。圖為1947年，烏蘭夫當選為內蒙古自治政府主席，烏蘭夫與副主席、委員宣誓就職。圖／維基共享

1956至1958年間，內蒙古自治區開始進行牧業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廢除封建制度下牧主／地主對勞動牧民／佃農的剝削，並以生產合作社／公社的組織形式共享土地、牲畜，及財物，以達成「農區耕者有其田、牧區牧者有其畜」的目標。在此浪潮下，擁有大量土地、牲畜的寺廟自然也不能悻免，甚至連廟裡的喇嘛都必須要加入集體生產的行列。一如《烏蘭夫論牧區工作》一書中所記述：

「目前內蒙古牧區的喇嘛，已經有70%—80%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參加了勞動生產，紛紛要求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少人已經加入了合作社，他們當中的先進份子，有的已被選為合作社主任，並且已經做出了顯著的成績。...對廟倉也必須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改造結果，要求達到既改造了喇嘛，又團結了人民和發展了生產的目的…對喇嘛教寺廟和上層喇嘛所擁有的牲畜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主要采取了參加牧業生產合作社、單獨組織牧業生產合作社、組織公私合營牧場和加入國營農牧場…」

因此，雖然內蒙古地區的藏傳佛教不似蒙古國受到全面的鎮壓及控制，但在一系列社會主義運動的推動下，也無可避免地走上了改變的道路，特別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原本承擔著統一戰線工作的藏傳佛教喇嘛，瞬間成為被批鬥的「牛鬼蛇神」。

內蒙古藏傳佛教在文革時期也遭批鬥成「牛鬼蛇神」，其後官方重新「瞹昧地」以「保留蒙... — 內蒙古藏傳佛教在文革時期也遭批鬥成「牛鬼蛇神」，其後官方重新「瞹昧地」以「保留蒙古傳統文化」之名，允許喇嘛傳教。蒙古族黨員雖然不能公開信教，但可以「參與民族傳統文化活動」的名義到寺廟。圖為呼和浩特市東郊農村，2019年元宵法會現場。圖／作者攝影

1966年6月13日，呼和浩特市的一批大學生紅衛兵在自治區佛教協會駐地「席力圖召」宣布藏傳佛教是「封建迷信組織」、喇嘛們是「牛鬼蛇神」，而內蒙古佛教協會則是「牛鬼蛇神的黑窩」，並對所有相關的人與喇嘛進行了批鬥。這股運動浪潮從7月起進一步從呼和浩特席捲了內蒙古自治區各地，在「破四舊」的口號下，各地許多重要的藏傳佛教寺廟建築、殿堂、佛經、佛像、法器等文物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文革之後，因為藏傳佛教終究是蒙古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於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要求及統一戰線的需要，共產黨官方重新「瞹昧地」以「保留蒙古傳統文化」的名義修復被破壞的建築和佛像，並允許喇嘛傳教。蒙古族的黨員雖然不能公開信教，但可以「參與民族傳統文化活動」的名義到寺廟。

90年代市場改革開放的浪潮襲來之後，內蒙古地區的藏傳佛教及寺廟也逐漸「市場化」。雖然市場的活力間接促成了藏傳佛教文化的復興，但重要的古蹟寺廟開始收門票錢、各項活動／祭典的供奉逐漸以貨幣價值來衡量…等等後果，近些年在內蒙古文化界都引發不少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