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金基德的告發：被謀殺的韓國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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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導演金基德為了電影《一對一》的宣傳來日，他在東京接受了我的專訪，當時他的情緒似乎對什麼感到憤慨，那是對韓國？還是日本？我不太清楚。

然而，他的憤慨很顯然地是創作電影的動力來源，光憑他一個人就能夠讓全世界對韓國電影刮目相看，這是需要相當龐大的能量。

從投入電影拍攝到現在，他固定推出帶有強烈社會批判色彩的作品，而且在國際影展上也囊括了多項知名大獎。新電影《一對一》是揭開韓國社會裡高唱民主主義萬歲的假面具，他帶著什麼樣的期許和對世人的警示呢？　

這部電影的起頭，是有一位女高中生「敏珠」被七位神祕男子聯手用膠帶綑綁，不幸窒息死亡。但是，至於她為何會被殺害？片中沒有說明任何理由。

為了復仇，有另外七位組織了恐怖分子集團「影子」，將參與殺害少女的政府機關人員一一綁架，命令他們：「去年5月9日發生了什麼事？把你幹的好事全部給我寫清楚！」。如果拒絕的話，就嚴刑拷問，讓對方痛苦不堪。但是，觀眾可別以為這是一部痛快的復仇劇，因為事情並沒有因此圓滿落幕，這就是金基德的風格。

在看似荒誕無稽的情節裡，其實潛藏著血淋淋的現實，這種如履薄冰的平衡感，是他作品的最大魅力所在，也是拍片時最難掌握的部分吧！尤其是聽到這樣錯綜複雜的故事，竟然僅花十天就完成拍攝，讓人瞠目結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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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的一開始，我詢問了電影裡少女敏珠之死的意義，導演的回答簡潔有力：「雖然故事是圍繞著一位被害少女，但意義不僅僅如此而已。她的名字「敏珠」在韓文裡和「民主」的發音相似，現在韓國的民主主義正遭受到破壞，而這部作品就是批判這個現象。」

恐怖團體「影子」的七位成員，有領取微薄月薪的汽車修配工，或是被地下錢莊追債的人，都是一些生活悲慘的社會底層。恐怖團體的首領應該是被害少女的家人，他本身是住在防空壕的退伍軍人。

一般而言，我們對韓國的印象是像三星這樣子高獲利的大企業，經濟發展幾乎要超越日本的發展大國，這和電影裡影子集團的七位成員的生活狀況，有很大的落差。針對這樣的矛盾，導演做了下列的說明：

日本人對韓國的普遍認知，是韓國人對於自國的發展和文化感到非常驕傲，時常帶著不服輸的精神，和外國有強烈的競爭意識。但是，金基德的電影顛覆了這樣的印象，觀眾並不認為韓國人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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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自殺率相當驚人，在世界上的排名很前面。自殺率高是反映了韓國人存在於內心的巨大苦痛，也許大家在報章媒體上看到的都是韓國光鮮亮麗的一面，可是不管是有錢人或窮人，實際上在心理是處於爆炸前的臨界點，就像是不斷吹氣的氣球，彷彿隨時都會爆炸。當然這是我個人的想法，應該有不同的觀點。」

電影裡，展開復仇行動的七人集團，每一次綁架殺人嫌疑犯的政府人員後，除了加以制裁，也會將他們的服裝改為軍隊迷彩服或黑道份子的風格，動機令人匪夷所思。這樣一來，復仇者和被報復者身穿相同的服裝，像是角色扮演一樣，要傳達給觀眾的訊息是什麼呢？

「當暴力組織和國家權力掛勾，聯手起來對付平民，國家的諜報機關甚至殺害一般的老百姓，即使是民眾合法的抗議行動也遭到嚴厲鎮壓。軍人和警察光明正大在做違法的事情，這些行為阻礙民主主義的正常發展。前人付出了無數的犧牲，好不容易到手的民主主義，卻因為沒有正當地使用權力，反而讓民主退步，真是一大諷刺。因此，我透過影子集團的服裝來呈現。」

實際上，金基德的每一部作品幾乎都有社會批判寓意，本部作品的主題是韓國的民主主義，但是上一部作品《聖殤》（Pieta；2012）則是描寫在韓國社會蔓延的高利貸問題，對拜金主義的社會風潮敲醒了警鐘，電影在韓國造成了話題，票房也有不錯的表現。甚至，拜這部電影所賜，韓國著手制定「Pieta法」，對徵收不當利息進行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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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在金基德的作品裡，像《空屋情人》（3-Iron；2004年）是犯罪者反而是經常做善事等，讓善與惡相互交替。在這部作品裡，原本應該是展開正義行動的「影子」集團，卻逐漸走火入魔，被「惡」慢慢吞噬了。我想在金基德的價值觀裡，善與惡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吧。

「這也是我的告白，首先我自己本身就是這樣子的。我的內心是矛盾的，善與惡的界線變得模糊曖昧，彼此拉鋸，恐怕所有的人都有這樣的糾結吧。如果可以透視人的內心，應該是善惡並存，善惡的相互交替，似乎深植於每個人的DNA裡，我們誰都可能是被害人或加害人，我們誰都可能成為《一對一》裡的登場人物。」

韓國電影裡的北韓形象，普遍被塑造為惡的一方，因此在韓國的權力機構裡，容易把過度的暴力正當化，這部電影也不例外，似乎只要高呼「滅共！」的口號， 對敵人的一切作為都會獲得原諒，卻因此導致了權力的失控。

金基德在貧困的山村裡長大，世世代代都接受反共教育，他在年輕時也是，而他從軍隊退伍之後，投入了拍電影的世界。

「小時候，我讀的課本裡曾經出現小孩被共產黨虐殺的故事，在當兵時，北韓也被視為絕對之惡，被教導一定要有拯救北韓人民的正義感。但是，自從我退伍之後，北韓是善是惡我變得難以區分，而且我覺得北韓是一個令人手足無措，焦躁不安的地方，這樣的變化有點奇妙。對我而言，真正的惡，不是顯現在外表的國家，而是存在於個人內在裡的某種東西，北韓被各國列強孤立，被很大的勢力包圍住，試圖要阻斷他們的退路。可是，一群佔優勢的人將他們包圍，在明確知道誰是贏家的賽局裡，反而是擁有巨大力量的一方讓人心生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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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年左右，金基德在國際上經常獲得知名的國際電影大獎，《援交天使》（Samaria，2004年）獲得柏林影展最佳導演銀熊獎，《空屋情人》（3-Iron，2004年）威尼斯影展最佳導演獎，《阿里郎》（Arirang，2011）獲得第64屆坎城電影節「一種關注」最佳影片，《聖殤》（Pieta，2012）獲得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在今日的韓國，能夠如此席捲世界的亞洲電影人，大概是台灣導演侯孝賢和中國的賈樟柯吧，日本的話，從黑澤明、小津安二郎就後繼無人了。

「當我聽到日本片商將要上映《一對一》，還擔心會不會害他們賠錢（笑），基本上日本和韓國的觀眾沒有太大的差別，如果硬要說不同的地方，應該是日本觀眾能夠客觀地接納電影。日本觀眾不會隨著韓國的狀況而情緒化，能夠單純就電影本身給予支持，我覺得這是很幸福的事。我的電影在有一千萬電影人口的韓國內，電影觀眾的動員人數不曾超過一百萬人。但是，我的忠實觀眾遍布在東亞，歐洲，美國等地，我認為電影是超越國界的最佳表現方法。」

那麼，你對於日本社會的現況有什麼看法呢？我最後問道。

「我來日本很多次，去年也在日本進行拍攝工作，穿梭在東京的巷弄裡等，花了一些時間走走看看。我覺得日本社會的狀況似乎越來越糟糕，能夠明顯感受人在萎縮時的心理狀態。從幾年前開始，日本就出現足不出戶封閉自己的社會問題，在韓國也急速地出現這樣的現象。」

「而政治家登高一呼說經濟景氣如果變好，一切就能夠解決，這樣的政治伎倆在日本和韓國都一樣。對於國家推動的某項政策，一旦出現了反對意見就極力打壓，這方面也很相似。像是前陣子，日本國內罕見的大規模抗議安保法案的遊行隊伍，本還應該有更多的討論空間，但是在議會上卻仍然強行通過，這樣的氛圍和韓國很相似。」

在他眼中，日本和韓國還是面對類似的情況，那，台灣也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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