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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媒體的自溺 I:「第四權」的真相與陰謀

2015/11/13 黃哲翰

今年四月德國廉航墜機事件,調查結果為副駕駛蓄意墜機,與媒體第一時間報導飛安品管漏...
今年四月德國廉航墜機事件,調查結果為副駕駛蓄意墜機,與媒體第一時間報導飛安品管漏洞,有極大的出入,再度深化閱聽者與媒體間的信任危機。圖為杜塞爾多夫的檢察官孔帕(Christoph Kumpa)接受媒體採訪。圖/歐新社

如果說台灣媒體對食安、企業、政治......之類醜聞的敏感,像是一種被動的、反覆感染的流感,發作時儘管呻吟得天崩地裂,一旦退燒便把來龍去脈掃得一乾二淨,那麼德國媒體在這方面的敏感,則比較像是慢性的精神疾病,某種強迫症或「疑病症」,深怕自己不夠敏感、「第四權」執行得不夠徹底。

這種過度敏感,明白表現在許多媒體近年來對調查報導(investigativer Jounalismus)的擴大投入。從硬性的政經題材、到軟性的生活消費,從追蹤柏林布蘭登堡機場完工遙遙無期背後的弊端、跨國調查烏克蘭危機裡普丁政府操縱媒體宣傳的手段、揭發德國最大的住宅租賃商德意志安寧頓(Deutsche Annington)對租戶權益的壓榨,到秘密跟拍德國最大連鎖超市Aldi對員工不人道的軍事管理、比較各大超市冷凍食品的上游來源、CP值以及好不好吃,乃至突擊檢查德鐵車廂廁所的故障率和座椅表面的含菌量是否符合法定標準,並臨場實驗當狗兒在車站大廳與主人走散時,要等多久才會有站務人員來關照獨坐發楞的毛小孩——結論是:平均要等10分鐘,從動保的觀點來看,還算可以接受。

且不論自我定位為「質報」的平面媒體,即使是在經營上更需要顧慮從眾因素的電視媒體,以公共綜合頻道第一台(ARD)與第二台(ZDF)為典範,2014年的資訊類節目(含新聞、時事討論、專題報導、紀錄片等)分別佔總播出時間的39%和43%;即使是商業綜合台如RTL,比例也仍維持在23%註1

市場邏輯正式接手成為支配媒體運作的新原理,新聞媒體順勢迎合群眾心理追逐醜聞,成為...
市場邏輯正式接手成為支配媒體運作的新原理,新聞媒體順勢迎合群眾心理追逐醜聞,成為傳播學者所稱之專業的「激怒群眾的機器」。圖為「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Pegida)右翼運動領袖穿戴成希特勒模樣,佔據各大報頭版,引發熱議。圖/歐新社

▎傳媒與閱聽者:信任危機

傳統媒體在接連面臨經營危機的大趨勢下,仍擺出「逆風高飛」的架勢,某種程度上確實給人以「新聞人精神不死」、力抗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的表象(這也成為時不時有台灣網論單方面歌頌德媒的梗)。然而,若只從對新聞理念和倫理的堅持來理解全貌,則既過於矯情、也偏離了德媒生態發展的實際脈絡。事實上,德媒之勉力「做了一個逆風高飛的動作」,可以說是唯恐被戴上「政治正確」高帽的「正當防衛」,而其所防衛的對象,正是對媒體信任度降到歷史新低的閱聽眾、伴隨而來日漸成勢的極端民粹主義與陰謀論,以及在資訊洪流裡橫空出世的所謂「第五權」——打破一切傳媒規則的社群網路傳播。

為此,時代週報(Die Zeit)以四期的大篇幅專欄註2,從新聞工作者與媒體研究者的視角,反思了此一已然白熱化的信任危機:故事的起點最晚可以回溯到2003年對伊拉克戰爭的報導。德媒無法恰當評估美國政府的假消息與政治宣傳 ,甚至照單全收,埋下了10幾年來信任危機的導火線。在此同時,新自由主義化的跨國資本所帶動的私有化與公共支出的縮減,衝擊既有的社會穩定,抬升失業與貧富差距。乃至於2008年的金融海嘯正式點燃了導火線:一向受到新自由主義觀點支配的主流新聞界,不但事前無能盡預警之責,並且也被批評為金融體系的買辦。

在全球化浪潮中接連而來的社會衝擊與重大國際事件,喚醒了閱聽眾的懷疑態度,「醜聞」(Skandal)被選為2012年的年度關鍵詞。同時,市場邏輯正式接手成為支配媒體運作的新原理,新聞媒體順勢迎合群眾心理追逐醜聞,成為傳播學者所稱之專業的「激怒群眾的機器」(Erregungsmaschine)。這表現為報導時沒有確實證據的繪聲繪影(特別是透過電視新聞的跑馬燈,只是,對此技術出神入化的運用,德媒仍落後於台灣媒體)、程式化的醜聞報導套路、以及刻意表現出來的突破政治/社會禁忌紅線的「政治不正確」。

此一事實上是「政治正確的政治不正確」,最近一次著名的例子,即是時代週報對今年3月24日Germanwings空難事件第一時間的報導:空難恰好發生在該報當週的付梓日,編輯部當下決定以空難專題上頭版;在事件細節都還未明朗前,系列報導拍板定調為對Germanwings的廉價航空經營策略造成飛安品管漏洞的批判。令人佩服的是,儘管事發突然,該報資料庫中既有的材料,卻已能提供如此精細之專題報導的寫作。十足的新聞專業、十足的批判性、十足的政治不正確。只是很遺憾地,就只差一點,報導的預期並不符合事實;調查結果震驚了德國社會:墜機是出於副駕駛的蓄意行為。這同時也震撼了時代週報作為嚴謹質報的信譽——向來不忘諷刺聳動煽情還搭配點假新聞的畫報(Bild-Zeitung)而自豪的時代週報,這次卻與畫報以同一種姿態,分別坐在光譜上的兩端。

回到對媒體信任危機發展的觀察上,德媒順從市場法則追逐醜聞的同時,也持續加深閱聽眾對新聞專業的不信任;閱聽眾普遍被激發的疑慮與反感,進一步被市調機制理解為閱聽眾的傾向,成為刺激收視點閱率的最佳著力點。如此,我們看到了一個完整的製造懷疑論的迴圈機制。敏銳的媒體人與脫口秀主持人,趁勢以批判本行作為激發憤慨吸引收視的手段,這個類似藉由消費社會來刺激消費的機制,就這樣在媒體與閱聽眾之間循環運轉。正如我們對商品的慾望不會因購買而獲得平息,反而將是有增無減;閱聽眾對媒體的不滿與懷疑,在這場被市場邏輯接管的媒體批判浪潮中,也只會持續深化。

▎陷入陰謀論暗流的民主

「懷疑」本是民主社會中公民力量必要的基調,然而當前的德國,卻面臨公民社會的懷疑機...
「懷疑」本是民主社會中公民力量必要的基調,然而當前的德國,卻面臨公民社會的懷疑機制被收編入市場行銷的後果;而陰謀論,天生就是為無所憑依的社會大眾,提供世界觀與建立詮釋脈絡的最佳憑藉。圖為示意圖/美聯社

「懷疑」本是民主社會中公民力量必要的基調,然而當前的德國,卻面臨公民社會的懷疑機制被收編入市場行銷的後果。

根據今年初的調查,有六成民眾對媒體只有低度、甚至完全不信任;以烏克蘭危機與歐元危機兩個事件為例,不相信媒體報導的民眾分別達到66%與63%。在烏克蘭危機事件報導中相當活躍的德國第一台(ARD)駐莫斯科的德籍伊朗裔記者Golineh Atai,在網路上受到親普丁之聲音的批評,認為她的報導受到收買,忠實反映了美國與歐盟的政治宣傳。責難進一步激化為人身攻擊、甚至生命威脅,以致於令她決定暫時不再於媒體上對相關事件做出評論。上述批評有多少是出於俄羅斯網軍之手,也在爭議中成為正反陰謀論彼此角力的羅生門。

有些論者樂觀預期,傳統媒體資訊權威的崩解,很可能透過類似「全民偵探」的方式,帶來更能貼近複雜之事實全貌的多元視野。德國一家名為Kopp的出版社,搭上風潮,頻繁出版揭發體制的書籍,成為暢銷書榜上的常客。其所出版與近期事件相關的論著如《被收買的新聞人》(Gekaufte Journalisten)、《查理週刊恐怖攻擊的真相:極權歐洲的首聲槍響》(Die Wahrheit über das Attentat auf Charlie Hebdo – Gründungsakt eines totalitären Europa);而涉及更廣泛之議題的,還有例如聞名國際的批判作家F. William Engdahl的《毀滅的種子》(Saat der Zerstörung,論述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與孟山都集團,透過糧作基改技術控制全球有色人種人口的種族主義計畫)等著作。該出版社負責人表示,這系列的出版不但能正中當今讀者的胃口,也能提供另類的觀點,促發相關的公共辯論。

然而,這類作品所帶來的普遍社會效應,並非完全如該出版社負責人所期望的,在資訊權威崩解的時代裡引起正向的公共辯論。事實上,此一出版潮流最終毋寧沒入了一股更大的、潛伏於社會深層的陰謀論暗流裡。

我們不能忘記,無論哪個時代,「權威」都是人們得以整理雜多訊息、理解意義的重要參照,例如特定的世界觀、意識型態、抑或只是一套樣板化的敘事模式(例如諸矽谷企業的創業成功故事)。而陰謀論,天生就是為無所憑依的社會大眾,提供世界觀與建立詮釋脈絡的最佳憑藉。

陰謀論的特色是:

  1. 它是一種自我證成的信仰,所有對它不利的證據,皆可以被反轉理解為支持它的證據:「我們之所以找不到證據/找到反證,正是背後陰謀操縱的結果。」這個自我證成的機制,也是各種陰謀論之魅力與解釋力的根本來源。
  2. 「自己的故事自己編」,唾手可得的獨我論信念,無法為公共論域提供社會共識與對話的可能。在陰謀論的集體意識中,主導的是「少數覺醒者」與「沉迷大眾」的區分,而沒有「對等的他者」的選項。

「Lügenpresse」指的是「謊言媒體」,在2014年票選為年度濫用詞。 p...
「Lügenpresse」指的是「謊言媒體」,在2014年票選為年度濫用詞。 photo credit:opposition24.de (CC BY-SA 2.0)

▎群眾與專業的對立

某些敏銳的文化批評家們已然察覺到,德國社會近年來的震盪,本質上是某種潛伏待發之信仰衝突的前奏——亦即既有價值與民主體制與具有新興教派性格的陰謀論社群之間的衝突。這種新型態的衝突,突破了政治、民族、宗教、性別......等傳統意識型態對立的框架,而是群眾與專業(如政治體制中的專業,亦即政治人物,或如媒體專業,亦即新聞人員)之間的純粹對立,它將把社會撕裂成只信仰自我的個體。

此一趨勢,已然日漸浮出水面:群眾反覆被激怒,在一次又一次的議題狂熱後,即伴隨迅速的退燒與遺忘。公共記憶的褪色,是社會共識崩解與個體獨我論化的一體兩面。在無記憶、無共識、無法疏理的情況下,淤積在集體意識底層的,只有個體的仇恨情緒。新型態信仰衝突的暗潮,最終乃將以由仇恨所驅動之民粹的形式宣洩出來。

2014年10月開始的「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Pegida)右翼運動,終於成為這股暗潮的決堤點。這場本質上反體制的運動中,為了抗議主流媒體對其的批判報導、以及對伊斯蘭移民的友善態度,運動者高喊著「謊言媒體閉嘴!」(Lügenpresse halt die Fresse!)的口號,指責主流媒體是政治宣傳陰謀的傳聲筒。運動者毫不避諱「謊言媒體」(Lügenpresse)此一過去納粹用來污名化持反對立場之媒體的名詞,亦展現出論者所謂「假英雄主義式的打破禁忌」的一面。由Pegida重新打響名號,「謊言媒體」晉升為群眾廣泛借用來批判媒體的概念武器,並且順勢當選為2014年的年度濫用詞(Unwort des Jahres)。

面對群眾與媒體之間關係的緊張,德國媒體在尚未做好調整之前,另一場事件緊接著使情況徹底白熱化:今年3月Germanwings墜機事件報導,德媒充分發揮了疲勞轟炸、繪聲繪影、侵犯隱私、向家屬提問「請問您現在感覺如何?」之類的報導本領,讓德國閱聽眾首次體會到台灣閱聽眾早已習以為常又莫可奈何的災難報導模式,引爆普遍反感,才逼使媒體開始大篇幅進行反省與討論。

也許沒人能太樂觀地想像,德國媒體在這股浪潮中,能朝何種方向轉變。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媒體與群眾的彼此分裂,似乎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在「第四權」被市場法則接管的同時,社會喪失了能夠媒介群眾的公共平台,公共討論變質成消遣化的醜聞八卦,也使得群眾變得易怒、注意力散漫且健忘;閱聽個人自行製造敘事脈絡,表面上自己變成了獨我論的權威,但實際上卻對煽動式、刺激消費式的新聞行銷不再具有抵抗力。一邊是巨大而精巧的媒體資本運作,另一邊卻只是自我感覺良好的、憤慨卻烏合的原子式的封閉個體。如此斷絕社會共識與媒介平台之緩衝的個體,正是媒體資本所一手形塑的、得以深入操縱、刺激視聽點閱的完美對象——套用傳播理論先知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的話:

我們塑造工具,工具反過來塑造我們。

這場轉變,可以說是新自由主義化的資本在全球掃平擴張障礙,亦即一切公共機制,並且將力量直接介入無抵抗力之個體的一個德意志案例。

「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Pegida)右翼團體在德萊斯登的抗議遊行。圖/...
「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Pegida)右翼團體在德萊斯登的抗議遊行。圖/歐新社

▎備註

註1:

參考資料:Statista:來源

註2:

參考資料:時代週報 (2015第26、28、30、32期)

▎德國,媒體的自溺 II:自戀「第五權」,失控的正向思考(下篇)  按圖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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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哲翰

興趣使然的寫作者,各種題材都想寫寫看。先前住在德國曼海姆,現居奧地利維也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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