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的日本新聞 I：窒息中的媒體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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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26日凌晨3點，《東京日日新聞》社會部記者鈴木二郎窩在值班室的被子裡。這個夜晚十分寒冷，窗外是連續四夜的積雪，簡直像座小山，對東京來說，這厚達一尺的積雪並不尋常，據聞已經打破54年來的記錄，交通因此大亂。

大雪再怎麼打亂這座城市的節奏，在這深夜都不是問題。鈴木二郎喝過一杯酒後，在雙層床上躺下。跟他一起值班的，還有兩位同事與兩個攝影記者。不一會兒，電話鈴聲響起，鈴木二郎彈起身來看看時鐘：4點半多一點。這個時候能發生什麼事？

電話那頭傳來興奮的聲音：

語音未落，電話就被掛斷，鈴木二郎並未跟隨對方的激動，懷疑是惡作劇，即使如此，作為記者，他無法懈怠，必須趕到現場查證，於是連忙喚醒其他人，並與攝影白井鑒三驅車趕赴首相岡田啟介的官邸。

快接近官邸時，只見十幾名荷槍士兵排排站著，他們朝對方說：「我們是報社的。」正欲通過時，顯然是這支軍隊的首領走了出來兇狠喝斥：「報社個屁！快給我滾回去。」這時，兩人才意識到事情大條，驚慌大叫：「鬧革命了。」旋即返回報社；與此同時，編輯部陸續收到各地被反叛軍襲擊、高官遇難的消息，報社內騷動不已，連忙向各地方支社發佈消息，各支社職員也動了起來，迅速發行了號外刊。上午8點，日本內務省發出「禁止刊登報導」的通知，但已經來不及，號外刊已一張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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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新聞》東京編輯部早上5點才收到通知，所有員工立刻被召集。編輯部主筆緒方竹虎從記者那兒收到消息，卻將「高橋大臣」誤聽為另個主筆高石（真五郎），心想：「若高石被襲擊，我也無法避禍。」等到了報社，才知道是高橋大藏大臣遭難。

9點，叛軍部隊包圍了報社總部，要求報社代表出面。緒方竹虎心想：「終於來了。」隨即打電話給大阪：「這可能是我最後一通電話。」又擔心報社人員情緒失控，爆發衝突而傷亡，又勸大家冷靜，調整了一下領帶後，走進電梯。

一名戴著中尉肩章、眼裡布滿血色的軍官站在哪裡，緒方竹虎遞給他一張名片，稱自己是代表。對方朝緒方點頭致意後，沉默對峙了一會兒，那名軍官便高舉右手，看著天花板大叫：「幹掉國賊朝日！」

「報社內還有女人跟小孩，先把他們放走再動手吧。」緒方竹虎說。

「那就快點叫他們出來。」

緒方竹虎指示編輯部撤出，叛軍們隨即上樓，推倒活字箱後就走。什麼事也沒發生。但因為幾個活字受損，加上擔心刺激叛軍，該日晚報便停止發行。

儘管緒方竹虎雖然隻身面對叛軍，但卻對言論妥協了；曾經批判軍部獨裁的《朝日新聞》的自由主義傳統，這次在槍口前沉默了。

▎從五一五到二二六

世界金融的困局，在剛邁入西化的日本更是凸顯，農村凋敝，人民飢餓貧困，政府卻忙著政爭，財閥特權的腐敗貪汙都激怒了國民，許多極端的激進份子將目標鎖定財團、官員，甚至是天皇，亟欲透過暗殺來解決問題，甚至發動戰爭。《帝國落日》作者約翰．托蘭以「下克上」來解釋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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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稱「二二六事件」的這場首相暗殺事件，並非第一次。4年前，亦即1932年5月15日，在幾起政變未遂事件後，77歲的新任首相犬養毅遭到槍擊死亡。

為了解決滿蒙問題而成立的犬養內閣，不僅力圖鎮鎮住在九一八事件中一手遮天的軍方，甚至公然批判法西斯主義，並不斷重申對軍部作風的批判。這個77歲的老人過去一直反對征服滿洲，也始終拒絕承認「滿洲國」。然而，在5月中這個風光明媚的星期天，當人們正歡迎喜劇大師卓別林訪日的同時，一場武裝政變轟然發生。

1932年5月15日上午11點，《東京朝日新聞》社會部副部長長岡見齊進了報社，以為一日無事的編輯部到處都是下棋聲。下午5點35分，電話鈴響，一名同事接起了電話，本來無謂的嗯嗯是的回答，懶懶散散的，突然身子僵直大喊：「出大事了，有人丟炸彈。」接著鈴聲不停響起，接二連三丟炸彈的訊息傳來，整個編輯部都出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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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剛接受完牙醫治療的犬養毅，穿著和服躺在和式安樂椅上休息。幾個軍官與軍校學生闖入，對著首相開槍，這位老先生說了句「有話好好說（話せば分かる）」後，將槍手引導到飯廳，而後一再重複：「有話好好說。」甚至叫其中一人把鞋脫了。其中一人出聲：「有什麼想說的，快說。」當老人準備開口時，另一人卻喊著「多說無益」朝首相腦子開了兩槍。

「有話好好說」日後雖成了名言，但當時只有《大阪朝日新聞》刊出這段話，甚至在全日本，也只有這家報社勇於揭露恐怖活動的罪行。

這場史稱「五一五事件」的結果，便是宣告政黨內閣終結，軍方的恐怖主義獲勝，從此再沒什麼能抵擋軍部的行動。更重要的是，襲擊槍殺的極端手段，也開啟了暴力統治言論的恐怖時代，扼殺了言論自由。陸軍甚至強迫政府發出戒嚴令，並對發佈新聞的媒體威脅禁止與警告處分。

《太平洋戰爭與日本新聞》作者、靜岡縣立大學名譽教授前坂俊之便評論：

前坂俊之認為致使軍部如此橫行的原因，就是過去報紙煽動排他性民族主義、軍國主義，並指責政府在滿蒙問題上的軟弱態度、支持軍部獨斷專行的惡果。而這般惡果，日後也導向了全面戰爭。

歷史學家約翰．托蘭更在著作中直指，媒體的推波助瀾與煽動是軍部有恃無恐之因，這最後也將日本推入了太平洋戰爭。

▎言論管制法

媒體成為軍部共犯，起因來自於政治管制。

從明治時期，《報紙法》就是報業的累贅，約束著媒體的行動和報導自由。如同台灣的報禁，日本過去的《報紙法》也在申報、寄送樣刊、保證金等等流程上，進行對新聞媒體報導的控制，處分方法更是多重且繁複。其細節規定包含：發行時有義務向內務省和地方警察廳、地方法院檢事局寄送樣刊，樣刊會被審查，若擾亂社會安寧或危害社會風俗，內務大臣可以禁止發行，必要時可扣押。

但管制的標準是什麼呢？隨著戰爭進行，不能報導的內容越增越多，控管也越來越嚴格。為了避免被處罰，報紙會預先將革命、共產主義等字詞，換成各種符號來自衛。1928年開始，這類符號急遽增加。

惡名昭彰的《報紙法》再加上隨後緊縮的《治安維持法》，成了日本政府戰時扼住媒體咽喉的兩大惡法。除此之外，九一八事件後，還增加與滿州國相關的各種法規，裡頭有各種禁止刊登的事項。新聞審查人員也更加擴充，警視廳相關單位都被擴大規模，確保審查能夠更加嚴密，1932年，甚至頒佈了出版警察方針：

1. 由過去的檢舉優先主義轉成執行優先主義；
2. 由過去的風俗主義轉變成風俗與社會安定並重主義。

內務省警保局編寫的《出版警察概視》中，關於九一八事件的報導取締就提出了這樣的規定：

由此可見，九一八事件可說是加速媒體自由破敗的關口。當然，因為踩地雷而被罰的情況也劇烈增多（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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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件是媒體自由遭限的起點

九一八的引爆點，是中國東北滿州鐵路的一部分被炸毀所致。當時日本政府與軍方一致表示，是中國的陰謀；但實情卻是以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為中心策劃的「下克上」，希望藉此解決日本國內資源缺乏的問題。事件發生後，日本中央政府與天皇被迫認可，而戰局也漸漸擴大。

事件發生後，第一個收到消息的是《大阪朝日新聞》，當時距離滿州鐵路爆炸的時間已經是4小時後，他們在19日凌晨2點20分收到日本電報通信社的獨家報導（本應是新聞聯合社，但卻被當地軍隊攔截）。

《朝日新聞》奉天通信局局長武內文彬，事變發生時正在洗澡，只聽到轟一聲巨響，窗戶玻璃破碎、房子搖晃，而後是接連不絕的砲聲與槍聲。此時電話鈴聲響起，武內只聽得妻子大喊：「是你的電話，說是國家大事，別泡澡了。」武內裸身從浴室出來，向總部發了第一封電文——但事態緊急，接下來8小時內他一共還發出118封電文，創下歷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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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點半左右，《東京朝日新聞》編輯部收到第一封電文，剛好是編輯完成排版，從印刷間回到編輯部之時，當「奉天中日衝突」等一封封電文飛過來時，他們不免緊張了起來，開始發速報。隔日，編輯部開會，決定了報導方向：「保護日俄戰爭以來，日本的原則與正當權益」。而大阪那方，則準備了飛機，派記者飛往現場。《朝日新聞》東京與大阪都對九一八做了大量的報導、號外與專題，甚至還拍成紀錄片，全日本放映、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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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九一八事件之前，日本媒體趨向批判軍方；但事件後，立場轉變，將關東軍行動看成是自衛權的行使。之中，特別是自由主義色彩濃厚的大阪《朝日新聞》更為明顯。

前坂俊之分析自由派媒體的轉變原因：其一，是民族主義驅使報紙在國家困難時支持軍部，讓輿論能夠統一；其二，是「拒買運動」盛行，因過往《大阪朝日新聞》嚴厲批叛軍部的結果，使他們遭到軍人和右翼人士抵制，在各地發起拒買運動，使他們在發行上陷入困境，對手則日益壯大。《大阪朝日新聞》只好向利益妥協。除此之外，黑道的威嚇也是令其屈服之因。

不過，並非所有的媒體都屈服，戰後出任內閣總理大臣，但戰時是《東洋經濟新報》記者、支局長的石橋湛山便十分反對殖民地政策，並主張滿蒙放棄論，他直稱整個國家都在非法化，九一八事件後，甚至不斷地問：難道放棄滿蒙，我國就會滅亡嗎？

該年11月中，他甚至寫下一篇批判媒體屈服於軍部的社論〈真正的愛國之道──保障言論自由〉：

但沒有人聽進他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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