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風暴與入侵伊拉克：美國追悼「鮑爾將軍」的榮光與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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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8日清早，美國的社群網路上傳來一篇臨時的訃告：美國史上的第一位黑人國務卿，柯林．鮑爾（Colin Powell）將軍，因為感染COVID-19導致的多重併發症，而於周一清晨逝世，死時84歲。消息一出，極其錯愕的美國各大媒體紛紛推播快訊，但包括《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大型媒體，卻都遲遲無法發出預寫的名人訃聞，畢竟幾個星期前鮑爾將軍還精神抖擻地接受電視專訪，從去年大選以來的活躍現身，也很少人知道他近期染上了COVID-19之外，其實還絕症纏身。

將軍的親屬表示：雖然鮑爾將軍早已完成了兩劑疫苗的完全接種，但他高齡已經84歲，近年來又苦於帕金森氏症、血癌與多發性骨髓瘤...等嚴重損害自體免疫的疾病，屬於高齡且免疫力低下的極高風險族群，因此就算疫苗護體，仍無法逃過重症死亡的機率。

事實上，鮑爾雖然是美軍的第一位「黑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並以美軍最高上將之姿，極其漂亮地策劃了1991波灣戰爭的「沙漠風暴行動」，但他「政治力大於戰鬥值」的軍旅經歷，卻也讓批評者質疑他為「風向大將軍」。而在退伍之後，幾乎要參選美國總統的鮑爾將軍，雖曾高調訪台，但在他擔任國務卿時，台美關係卻一度墜至1979年斷交後的歷史低谷——因為鮑爾不僅公開支持「兩岸和平統一」，甚至講出了「台灣不是獨立的...也不享有作為國家的主權」的極爭議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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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鮑爾將軍在巔峰時刻，曾積極主張著名的「鮑爾主義」（Powell Doctrine），強調戰爭應該是美國涉外的最後手段——

——但此一原則，卻被鮑爾自己親手推翻，在他參與之下的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不僅成為美國史上最漫長慘烈的政經消耗戰，鮑爾昔日對聯合國提出「錯誤資訊」，進而為英美聯軍入侵伊拉克片面背書的歷史責任，更成為鮑爾政治生涯遺臭千年的最大汙點。

正因如此，訃告消息傳出後，曾與鮑爾共事的歷任美國總統紛紛發出感人悼詞，盛讚這位「偉大的愛國者與時代的外交戰略家」，美軍現任或退役的各方名將也都群起向這位「學長典範」致敬，稱他是忠誠、堅忍、引領世代突破不可能的軍人楷模；但同一時間，來自伊拉克與中東各國的反應卻多是譴責之情，許多人始終無法原諒他當年在聯合國的「錯誤證言」與發動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歷史罪責，並稱鮑爾的死亡終將領他面對「地獄的終極審判」。

但奇妙的是，鮑爾的政治生涯一直左右逢源，無論共和黨或民主黨，歷代政府都對他讚不絕口。除此之外，在波灣戰爭後退伍的鮑爾，更一度是共和黨力拼柯林頓的「總統候選大熱門」——但他為什麼沒有代表共和黨成為史上第一任「黑人美國總統」？在伊拉克戰爭只剩種種懊悔與罪過遺產的現在，鮑爾為什麼仍能得到美國朝野的追悼與致敬？在他的「榮光過去」，鮑爾究竟又是怎樣的「一代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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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壞時代出人頭地的「軍人學霸」

1937年出生在紐約市哈林區的柯林．鮑爾，是祖籍牙買加的移民第二代。他的父母在1920年來到美國後，一直在紐約港口從事船運領班的工作，在當時大蕭條剛結束、二次世界大戰即將開始的那個時代，鮑爾一家人也只是美國中下層的勞動階級。

雖然鮑爾年輕時學業表現很好，但當時的美國仍處在種族隔離與非裔民權運動彼此衝撞的風雲年代，雖然一家生活狀況還算穩定，但經濟與社會條件畢竟仍有所限制。因此雖然成績優秀的鮑爾申請到了頂尖學府紐約大學（NYU），但最後仍因現實的學費考量改念便宜百倍的公立學校，並為了獎學金而加入了美國陸軍的儲備軍官訓練團（ROTC，軍隊的軍官人才培訓計畫，國防部提供豐厚獎學金供大學生念書，但畢業後則必須從軍回報），誰知竟一路走上巔峰，成為了統御美軍的最高上將。

事實上，鮑爾參軍初期，美軍還處於「種族隔離政策」的後期階段，軍官與作戰部隊仍以白人為尊，有色人種士兵在部隊裡要不是被編排入次要雜務，就是被配屬於單獨成立的「黑人兵團」。相關政策在兩次大戰期間尤其著名，儘管戰後杜魯門總統已於1948年簽署〈9981號總統行政命令〉廢止了三軍的種族隔離政策，但隨之爆發的韓戰卻拖延了軍隊修法的腳步，具體的細項糾舉與平等規定，一直到等到艾森豪總統任期結束前，才終於確定了「軍隊去隔離化」的原則，而當年的菜鳥軍官鮑爾正是此一改革的首波代表。

在回憶錄裡，鮑爾曾如此驕傲地回憶。但實際上，縱使在軍中發展平穩，在基地之外所遭遇種族差別待遇，卻仍給鮑爾的政治認同留下了很大的傷害與記憶。像是他就曾多次提到在越戰期間，於前線負傷而被分派回美國本土班寧堡陸軍基地的鮑爾，就時常得忍受當時喬治亞州的種族隔離政策，像是在外頭用餐時，「就算你是校級軍官、美國軍人...只要是美國黑人就是次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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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戰裡一直受傷的政治轉型

鮑爾從軍之時，正逢美國大舉投入越南戰爭，年輕的他在1961年與陸軍「續簽」留營後，也被發配到越南－寮國邊境，擔任南越軍隊的美軍顧問。不過當時美國對越南的投入還相對節制，鮑爾也在一次邊境剿匪巡邏任務中，誤觸越共的土製陷阱導致受傷嚴重感染，因此這才會被發回本土療養，並得到進階軍官培育與升遷的機會。

1968年初，已經升為少校軍階的鮑爾，重新奉命派駐越南，並成為陸軍第23師的師部參謀幕僚。但鮑爾上任沒多久，陸軍23師麾下的第11步兵旅就鬧出了嚴重的戰爭犯罪——美軍在越戰中的最大犯罪汙點之一「美萊村大屠殺」——而當時的鮑爾，就是第23師部第一批接到「美軍屠村通報」，卻涉嫌配合軍方試圖掩蓋犯罪惡行的師部軍官之一。

鮑爾在美萊村調查案的角色與態度，一直是他軍旅生涯的一條外場爭議；但於軍中場內，他卻沒有太多直接責任，畢竟鮑爾的到部時間太短，而在美萊村慘案於1969年被《紐約客》雜誌揭發之前，鮑爾也在1968年11月於另一場越戰意外中受傷——在一次空中移動中，鮑爾與師部將官所搭乘的UH-1直升機意外墜毀，但下肢受傷的鮑爾卻英勇地從燃燒中的直升機殘骸裡，驚險地救出第23師師長蓋提斯少將（Charles Gettys）在內的眾多長官。

鮑爾在墜機中救出長官的表現，不僅讓他受勳晉升，此後的軍旅仕途更一路扶搖直上。他先是脫離了越戰前線，成為了華府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研究生，到了1972年更被尼克森政府安排為駐白宮武官，被分派到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局，而當時鮑爾的頂頭上司，正是日後一路賞識他、栽培他、重用他、甚至護航他的共和黨大老，後來被雷根總統指派為國防部長的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

在溫伯格指導下的鮑爾，很快地嶄露他的籌算實力，除了協調軍民政界的長袖善舞外，鮑爾溫文儒雅的政治特質也得到了華府幕僚團的高度評價。因此雖然尼克森不久後就因水門案下台，但鮑爾的軍中仕途卻仍在越級晉升，甚至在民主黨執政的卡特時代，五角大廈都還非常重用鮑爾的政治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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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風暴的榮光時刻

1980年總統大選，美國迎來了雷根總統的全盛時代，而被雷根指派為國防部長的溫伯格，也很快地喚來了已經升為將軍的鮑爾成為部長助理，但隨後在1987年爆發的「伊朗門醜聞」卻鬥倒了溫伯格，而當時奉雷根政府之命協調美軍撥交拖式飛彈給中情局（好拿去偷偷賣給伊朗以交換美國人質，並將秘密所得轉用於支援中美洲的反共游擊隊）的鮑爾將軍，雖然一度被列入調查，但卻因為巧妙地保持著行政中立與知會記錄，而沒有被深入究責。

或許因為在伊朗門事件中的全身而退，在風頭上短暫被派往西德帶兵的鮑爾，沒幾個月就回到了白宮並以現役軍人的身份成為總統國家安全副顧問。自此，鮑爾深受共和黨高層信賴的可靠評價已經響遍軍中，儘管作為軍事將領的「作戰武功」幾乎為零，但當老布希總統接任白宮之後，卻仍在1989年破格拔擢鮑爾擔任「美軍最高將領」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這不僅是美國軍事史上第一位「黑人總長」，當年只有52歲的鮑爾，也是至今最年輕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鮑爾成為軍方將領後不久，就臨危受任幫老布希政府緊急規畫了入侵巴拿馬的「正義之師行動」，但真正的歷史考驗卻發生在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強人海珊（Saddam Hussein）突然揮軍南下，在48小時內入侵消滅了石油大國科威特，第一次波灣戰爭自此爆發。

海珊佔領科威特後，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也開始軍事動員，而負責打響戰鼓的兩大要角，即為運籌後方的鮑爾，以及坐鎮中東前線的同期「部下」——時任美軍中央司令部指揮官、後來的聯軍總司令，諾曼．史瓦茲科夫將軍（Norman Schwarzkopf Jr.）。

西點軍校正期生畢業的史瓦茲柯夫將軍，與ROTC出身的鮑爾雖然算得上是同期將領，但軍中風格卻是陰陽兩極。個人風格極為硬派、脾氣暴躁、在越戰期間最喜歡衝上前線帶兵親征殺敵的史瓦茲柯夫，與性格溫文儒雅、善於大戰略佈署與統合協調、更像個精明老練政治家的鮑爾，在波灣戰爭中的和合作搭配極有效率。前線坐鎮的史瓦茲柯夫對聯軍行動的戰術指揮做足了戰鬥準備，而鮑爾則成功地協調國務院、聯合國與中東各國聯盟軍的統一指揮，在各種複雜不可能的政治溝通中，確保了美國領導這場「正義之戰」的壓倒性優勢與絕對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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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不知道具體結局在哪裡的戰爭的「鮑爾主義」

在沙漠風暴行動的大獲全勝後，世界正式迎來了冷戰結束的「美利堅治世」（Pax-Americana，美國獨霸的世界秩序）時代，史瓦茲柯夫將軍則成為了新世代的麥克阿瑟、是美國人人崇拜的軍神將領。但真正因此而登上政治一級舞台的，其實是在幕後運籌帷幄的鮑爾將軍——他的指導與策略，不僅以一場接近完美的「正義勝仗」一掃美軍自越戰以後的自我認同懷疑，其所留下的指導原則「鮑爾主義」，更成為影響美國至今的重要背影。

透過沙漠風暴完美實現的「鮑爾主義」，約略算得上是一種多邊主義自制原則。鮑爾認為，這是他從越戰經驗中擷取的教訓，其基本的邏輯非常簡單：

在鮑爾主義下，第一次波灣戰爭必需要是全世界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的「大義盟軍」，阿拉伯聯軍的出動有其絕對的政治象徵性。同時戰爭的訴求目的是光復科威特的國家主權，並不是要徹底消滅海珊，因此整起戰爭才能達到手起刀落、乾淨俐落的完勝結局。

鮑爾的想法，雖然能要求美軍絕對的「師出有名」，且必事先擬定具體的「終戰門檻」做為停損點。若放到日後血戰不休的阿富汗戰爭與反恐戰爭來看，確實是千金難買早知道的戰略鐵則，畢竟如果早早確定勝敗條件，美國就不用瞻前顧後半調子的蹉跎20年。但就實際而論，鮑爾主義所設下的種種戰爭條件，卻也讓美國陷入了姑息主義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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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一次波灣戰爭為例，聯軍雖然見好就收，在高潮時宣布勝利，但卻遺留下庫德人與伊拉克什葉派任憑海珊報復蹂躪。留下的種種戰略猜忌與區域未爆彈，反而讓2003年的入侵伊拉克變成了1991年的延續——從這點看來，戰爭是否真的存在可實現的「勝利目標」？

此外，雖然鮑爾主義在沙漠風暴中全勝實踐，但在一年後的波士尼亞戰爭裡，正也是鮑爾本人對「絕對勝利條件」的堅持，才讓美國與北約拒絕出兵干涉對波士尼亞族的清洗與屠殺。當時，鮑爾的說法是：

不過當時的堅持不作為，日後卻是拖延釀禍的地獄序曲。因為巴爾幹半島的種族滅絕仍默默繼續，在歐洲門戶上不斷惡化的血腥衝突最終還是逼使美國維和出兵，但種種的策略拖沓卻讓國際社會被迫袖手旁觀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此一時彼一時的悲劇結果，也讓美國再度陷入對軍事決心的自我懷疑。

但後來的問題，對當時威望如日中天的鮑爾，並沒有太多不祥的預警，因為功德圓滿的鮑爾已決定在1993年解甲歸田，從軍中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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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總統熱門...到遺臭萬年？

波灣戰爭結束後，成為戰爭英雄的史瓦茲柯夫與鮑爾兩位將軍，都曾被指名參選美國總統。但其中真的有在認真考慮與實際布局的，主要還是在政壇評價極佳的鮑爾。

鮑爾退役之後，除了到處巡迴演說之外，也著手出版生涯回憶錄，這本名為《我的美國旅程》（My American Journey）的自傳，不僅著重在鮑爾前半生榮耀的「二代美國夢」——主述他作為第一代移民之子、藍領家庭的勞動故事、美國民權運動年代的年輕黑人、見證越戰失敗與沙漠風暴榮耀的軍旅生涯——當時他還特別選在1995年出版，並成為年度的重磅暢銷書。

1995年的出版年份之所以格外敏感，是因為當時的共和黨正準備1996年的總統大選提名，而政壇評價好、民間聲望高的鮑爾，不僅深受歷代共和黨總統與黨內大老的好評，當時黨內看來，鮑爾也是最能兼顧共和黨傳統基本盤與非白人多元選民，是當時「大老黨」裡最有實力與柯林頓總統連任一戰、甚至成為「黑人艾森豪」的最大熱門。

誰知鋪陳老半天的鮑爾，在最後關頭突然自己放棄。根據鮑爾的說法，雖然在政治光譜上，他更傾向共和黨對自由的解釋，但出馬競選公職一事，卻遭到鮑爾夫人的「極強烈反對」，因為曾見證民權運動時代的兩人，並不太確定當時的美國是否已經準備好迎接一個非白人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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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爾的從政光譜一直充滿搖擺與爭議。就生長背景而論，鮑爾一族、特別是他極為敬重小羅斯福總統的移民父母，一直是非常堅定的民主黨支持者。但鮑爾軍中的經歷與政壇的接觸，卻一直與共和黨較親——這也是他在推辭總統參選後，之所以在2000年接受小布希總統的邀請，加入共和黨政府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黑人國務卿」（在當時，也打破了有色人種在聯邦任職的最高官記錄）。

鮑爾事後自述接受國務卿一職的原因，除了是對於歷史定位與認同政治的肯定與挑戰外（鮑爾已成為擔任美國黑人歷史上最高位階的軍人，而國務卿一職則讓他成為最高階的外交官），也是因為他與小布希本人、副總統錢尼、國防部長倫斯斐...等一級內閣成員都曾有過「非常良好的共事經歷」。但沒想到新團隊才剛到齊沒多久，2001年就爆發改變歷史的911事件。

在911後的第一時間裡，在國際政壇素有威望的鮑爾，隨即發展了自己長袖善舞的政治長才，迅速而有力地拉攏了國際社會「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討伐賓拉登」，除了說服北約共同發兵阿富汗，鮑爾也俐落而有效地安撫了俄國對於美軍出沒於中亞的戰略不安，同時巴基斯坦與伊朗兩國也都因鮑爾的主動接觸，而主動或被動地支持著美國對塔利班與蓋達的反恐戰爭。

但911事件極大地刺激了小布希內閣的「新保守主義」傾向，與鮑爾之間針對軍事行動、外交決策的不合意見，也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決策過程中白熱化上演。

鮑爾事後辯稱，自己其實已經很明確地向小布希總統與國安團隊表達「不支持對伊拉克開戰」，但當時小布希政府裡的鷹派新保守主義者，特別是自己的老長官倫斯斐，早已堅決要「消滅海珊政權」，因此鮑爾的反對意見最後只讓自己淪為被團隊孤立，白宮方面甚至直接下令要鮑爾在聯合國公開指控「海珊正在暗中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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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月5日，鮑爾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公開會議上，右手拿著一瓶內含炭疽菌的粉末樣本，公開指控海珊政權瞞騙著聯合國的定期檢查，正秘密發展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MD），此一嚴重舉動絕不該被世界容忍，

在那決定性的一天，鮑爾拿出他輝煌的戰功經歷對賭，試圖說服國際社會認可美國對伊拉克的指控，並支持推翻海珊政權。但當時的安理會並沒有接受鮑爾的說法，沒有得到聯合國背書的英美聯軍1個半月後卻直接攻打伊拉克，但被征服的伊拉克根本找不到美國國務卿口中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證據——鮑爾的說法不僅成為他一生最大的汙點，2月5日那天的雄辯之姿，也預言了美國在伊拉克的血腥失敗。

伊拉克戰爭的災難性展開，種下了鮑爾與小布希內閣的嫌隙裂痕。根據鮑爾自己事後的說法，自己也是在安理會討論前的一周才被白宮「單方面交辦」所謂的伊拉克ＷMD情報，「白宮清楚地下達了目的指令，我作為國務卿就只能尊重、並服務這樣的決策意志。」

但單方面入侵伊拉克的所有決策流程，都明顯與鮑爾相信的「鮑爾主義」完全相反，美國既沒有國際認可的戰爭大義，也明明還有其他交涉施壓的空間，離「戰爭作為最後手段」的原則根本還天差地遠，更何況美國並沒有很清楚自己打下伊拉克後的長期目的與退場機制，鮑爾明明從一開始就知道，但面對華府失控的戰爭機器，此時的他卻又從國民信賴的政治家，退回成埋頭聽命的忠誠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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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戰略性模糊」台美關係的歷史低谷？

根據《衛報》引述英國外交部的資深說法，在伊拉克戰爭之後，鮑爾時常私下對於交好的外國官員埋怨「白宮那群新保守主義者都是瘋子！」而與小布希總統的合作蜜月期，也很快地因海珊問題而轉趨冷淡。在華府的流行故事之一，聲稱鮑爾在2003年戰前的一次跨國行程裡，曾被隨行記者提問睡眠品質，因為當時小布希總統的晚起酣睡非常有名，豈料鮑爾卻酸溜溜地回應：

相關磨擦隨著伊拉克戰況的惡化而擴大，最終鮑爾就在小布希第二任期開始前，以「內閣改組」為名請辭獲准，自此退出政壇公務。

不過相較於在伊拉克戰爭的晚節不保，對於台灣而言，鮑爾的國務卿記憶則令人緊張卻相對被世人給遺忘——事實上，鮑爾從軍中退役後，還曾受書商邀請來台灣宣傳自己在台出版的回憶錄，當時他還與時任總統李登輝相見歡，一路以來也與許多台灣政治人物、外交官有過互動，幾張歷史合照甚至還被候選人挪用為2004年台灣大選的「站台看板」。

但當時全力發動反恐戰爭的小布希政府，其實正全力與經濟起飛中的北京交好，除了小布希對台流出的「麻煩製造者」說法外，2004年10月底鮑爾以國務卿身分訪問中國時，甚至在媒體訪問時直接而罕見地說出了令台灣膽戰心驚的幾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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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當時專訪鮑爾的中國媒體，更進一步詢問鮑爾：如何看待台灣的『事實性獨立主張』，意即台灣／中華民國認為自己目前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而不需要另外宣布獨立？

對此，鮑爾的說法則更為嚇人：

鮑爾當時的說法，在台灣政壇引發了非常強烈的政治衝擊，因為眾人已不太確定鮑爾的表態，是否象徵著美方已經不再堅持「守護台灣民主自由」的戰略承諾。甚至連華府的眾家智庫，都非常驚訝於鮑爾的「爭議言論」，並認為這是美國對台灣問題「打破傳統『戰略模糊』」的重大表態。

雖然鮑爾講出「台灣不享有主權」一語後沒多久，小布希內閣就改組換人，美方對中國的試探性示好只造成短期衝擊，未形成重大轉向的結構性棄守。但17年過後，回頭來看當時鮑爾的「促統暴言」（當時台灣政壇的認知，確實是對鮑爾「聲援中國和平統一台灣」表達極度不滿），比較美國對台灣不同時期的兩種「戰略性模糊」轉向與敲打，確實也讓人明顯感受到了時代戰略的劇烈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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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輿論為什麼懷念他？

離開小布希內閣後，鮑爾的公眾聲望有很長一段時間都被「伊拉克戰爭的鬼魂」所糾纏，一直到2008年總統大選，出面跳脫黨派的光譜框架，公開支持民主黨候選人歐巴馬入主白宮——在此，鮑爾的決定性說法是「認同政治」，而在歐巴馬當選總統後，他也與這位美國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保持著非常密切與頻繁的私交互動。

鮑爾對於歐巴馬的支持，以及後來對川普總統的公開反對，雖然是「上一代老共和黨人物」的常見態度，考慮到鮑爾自己見證的民權運動與認同政治轉變，這種中間派的表態也不算太過意外；但這些不堅定的倒戈舉動，在共和黨支持者眼裡卻是明顯的「背骨仔」，昔日被捧為黨內希望的鮑爾，也自此成為了RINO——「偽共和黨人」（Republican In Name Only）——的辱罵代名詞。

像是在鮑爾死後，與之嚴重交惡的川普前總統，就在自己的官網上發出了極為驚人的「悼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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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鮑爾的死，在美國政壇裡確實罕見地讓（除了川普以外的）朝野兩黨同聲哀悼。更引人注意的是：雖然在生前，鮑爾的「入侵伊拉克」責任問題，逼使他黯然退出政治第一線，但在鮑爾死後，絕大多數的美國媒體與政治人物，都仍對這名「老兵謀將」表達了最寬容的致敬之情。

一部分的質疑者認為，鮑爾在軍中雖然是「美軍福將」，但與同期的史瓦茲柯夫，或手下的「瘋狗」馬提斯、「色戒名將」裴卓斯...相比，鮑爾幾乎沒有值得一提的帶兵經歷，他的晉陞與聲望進化，很大程度都來自於他對於戰略、特別是華府政治風向的精準判斷——這種判斷能力雖然讓他成功地「收割」了沙漠風暴的運籌帷幄，但卻也在2003入侵伊拉克晚節不保、接近身敗名裂——因此相對於帶兵打仗的軍人本份，鮑爾的出名也時常被批評為「測風向將軍」。

不過類似的說法，其實也出現在現任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身上，許多批評意見都指責兩人都是唯唯諾諾的同一類型，之所以上位皆因「認同政治」而非統御實力。但相關說法其實有失偏頗，因為無論是鮑爾還是奧斯汀，有色人種要在軍中出人頭地直到今天都還是鳳毛麟角，根據美軍自己所提出的檢討報告，在同樣指控之下，非白人軍官的記過與淘汰比例確實明顯偏高。雖然現況早已比起鮑爾從軍早年的種族隔離來得大為改善，但制度上的刻板文化，仍會對黑人將官「服從沉默」的特質有著特別篩選鼓勵。

今年6月份，鮑爾的老長官、老同事與老對手——倫斯斐——也同樣因多發性骨髓瘤的併發症而逝世，死時88歲。但與鮑爾死後滿山遍谷的訃聞與追悼相比，昔日曾被視為「戰爭魔頭」、政壇負面爭議極大的倫斯斐，卻反而沒有得到相同等級、哪怕是批判過錯的同樣關注。

不過這樣的溫差感，大概也是美國社會對於當代問題的一個警覺投射，因為相比於晚年淡出政壇的倫斯斐，身體愈來愈差的鮑爾在過去一年間，反而因為眼下的「政黨惡鬥」與「軍人政治」問題，提出各種語重心長的老派提醒。儘管鮑爾所說的包容、多元與尊重，本來就已是老生常談的原則性口號，但在年初美國一系列的內鬥醜態之後，鮑爾作為舊時代「寬容者出頭天」的象徵，確實易引人復古懷舊，而稍稍放下他從政晚年的歷史性錯誤判斷，這種死者為大的情緒也就不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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