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學運成功嗎？法國「五月風暴」的當時反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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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尹子軒（The Glocal副總編輯）

1968年的「五月風暴」對於法國是一場思考上的革命，不但是許多如反殖民主義、性別平等等現代進步思想的發源地，亦是全球左翼思潮奮起的關鍵一節。

和當年其他第一世界國家一樣，法國年輕人躁動帶來的漣漪效應，看似一度威脅到他們（起碼形式上）痛深惡絕的建制的存亡。然而，作爲社會運動的成功是一碼事，這場所謂的「風暴」，作爲一個要推翻建制的政治運動，卻是個不折不扣的災難。

在學生運動促發工會動員了超過900萬工人，引發了歐洲二戰後最長工潮之後，戴高樂的繼任者龐畢度（Georges Pompidou）率領共和民主聯盟（UDR），在大選中大獲全勝；雖然運動迫使戴高樂將軍本人退位，換來的卻是右派戴高樂主義的延續，並阻絕了此後法國共產主義者任何參與政府的機會。

究其根底，這場原本由教育改革方面的訴求，升級至意識形態衝突的運動帶有太多的一廂情願：那些感到被社會無形壓迫，想要推翻一切，建立烏托邦的學生們，正要和他們夢想中的「同志」合流，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的時候，卻發現那些自詡社會主義者的「大人們」真正介意的，不過是自己眼前的三畝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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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躁動和現實的規限

六十年代的法國年輕人在後殖民時代和冷戰的陰影下成長，也是第一代廣泛接受大學教育的「戰後嬰兒潮世代」。高等教育拓寬了這一代年輕人眼界之餘，也創造了新的憂慮；再加上左翼思潮的推波助瀾，是為1968年學生運動的背景。

當時一般大學生的焦慮，來自於現實生活的不安：雖然當時法國經濟增長迅速，但是法國在北非的戰事對於國家財政的影響尚在，而且六十年代正值法國大學擴招，大學生數目從1960年的20萬暴增至1968年50萬，可以說，將大部分學生集結起來的源動力，來自普遍大學生對於畢業後生計，師源的緊促和素質低下的憂慮。

而後來的升級，則多是法國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屬於國立的精英學院）學運領袖的作爲。比起一般大學生，由於幾乎無需擔心畢業後的生計，他們更側重於意識形態方面的綱領，而正是因爲他們促成，學運方得以發酵成一股看似足以威脅政權的力量。

五月風暴有一個非常浪漫主義的開始——運動始於1968年5月2日，法國學生全國聯盟（UNEF）爲了抗議巴黎南特爾大學（University of Paris at Nanterre，又名巴黎第十大學）校方阻止男學生進出女生宿舍，並且將犯事學生開除的舉動，聯盟鼓動學生占領大學和教職員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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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南特爾大學校方以關閉校舍作爲回應，抗議者於是轉移陣地到巴黎索邦大學所在的拉丁區（Quartier Latin），並在該處和警方發生衝突。作爲回應，UNEF和大學教師工會在5月6日展開遊行抗議；5月7日，抗議者們和由巴黎警方派出，以强硬手段對抗異議者（比如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見稱的抗暴警察（CRS）發生衝突。

運動發展至此，任何政策討論已經是絕對次要。學生向政府提出3點要求：釋放所有被拘捕的抗議者、警察撤退，以及索邦大學區解除封鎖。與此同時，意識形態徹底地主導了往後學生的行動，屬於校園的學運影響力擴及到工人階級，將運動上升到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革命。

正是此時，學生中的托派分子、毛左支持者、無政府主義者等的左派分支組織，開始以傳單宣傳以及聯絡工人居住區的行動委員會等途徑期望行動升級，而學生組織則決意串連各大工會的力量。

值得留意的是，雖然在10日到13日，警察過度施用武力的報道傳出之後，輿論的方向開始明顯地向學生傾斜，中產階級對於學運的態度轉爲同情，巴黎以外的大學亦開始和在巴黎的學運分子連動，但這卻已經是學運最光輝的時刻——學生的影響力在五月風暴中由始至終都侷限在大學群體裏，法國主要社群如農民和工人群體都未被直接正面觸及，這一點將為這場學運最終在政治上的徹底失敗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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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立足點的學運

在學運感召力的最高峰，的確，全國各地有由年輕工人（許多擁有高等教育學歷卻從事低技術工作）為主體的工廠，響應巴黎的號召罷工；而在1967年法國有高達50萬失業人口的背景下，整體工人階級亦有一定誘因響應工潮，但是，單憑道德感召，本身絕大部分屬於中產以上階層的大學生（僅2.5%是由所謂「無產階級」背景出身）是不可能動員真正有意義的工潮。

光環無限而實際影響力和動員能力有限的學生們要將行動升級，唯一的通道是經過法國共產黨（ PCF）和它控制著的工會組織——工會聯合總會（CGT）。

工潮始於5月13日，CGT以「抗議警察暴行」爲由號召，最終蔓延全國，但是此時此刻，群衆活動的主導權已經不在學生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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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很有代表性的實例：5月16日晚上，一小撮學生帶著紅旗從索邦大學區西行到法國汽車商雷諾，在布洛涅比揚古（Boulogne-Billancourt）擁有超過3萬5,000個雇員的工廠。該工廠在下午已經應號召而罷工，學生滿心期待工人夾道歡迎。但是，迎接他們的卻是一片漆黑、大閘緊關並且有保安把守，拒絕學生進入的工廠，和一小撮願意和他們高唱《國際歌》的年輕工人們。

布市的雷諾工廠是CGT的一大據點，工會限制學生和被他們視爲自家政治資產的工人和工廠接觸，自然不過。更甚者，工會和法國共產黨早已經不是表面上所謂「革命思想」的傳播者——經年月流逝，它們本身亦成爲了政壇上的尋租者和建制的一部分。

5月21日，因爲戴高樂訪問羅馬尼亞而暫代處理工潮的龐畢度、時任内閣就業大臣席哈克（Jacques Chirac，將來的戴高樂派法國總統），和資方正要向勞方試水談判的可能性；同日，CGT的總書記塞吉（Georges Seguy）便向公衆發表聲明，表示「如果政府及資方終於認同CGT的權力」的話，工會已經「準備好和資方談判。」

明顯地，PCF和CGT根本無任何推翻建制的想法，它們的目標只是利用學運迫使政府進行體制内的讓步，而在26號，他們求仁得仁。以法國社會團結與衛生部（Ministère des Solidarités et de la Santé）所在的格勒奈爾大道（Rue de Grenelle）命名的「格勒奈爾協議」中，勞方同意了資方以及龐畢度的提議，獲得了最低工資增長35%，以及實際工資兩階段式調整，最終增長10%等比起動員幅度來說，並不顯著的恩惠，但CGT爾後卻馬上提倡結束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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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在戴高樂解散國會宣佈重新舉行大選之後，PCF總書記羅謝（Waldeck Rochet）發表談話，將格勒奈爾協議當成工人的勝利，並且以「集守護秩序和政治智慧於一身的政黨」為旗幟，號召支持者投票。雖然罷工直到6月初，在一些依然熱血的學生和工人支持下在一定程度上繼續，但不論是學運還是工運在政治上已經全盤失敗，1968年的國會大選PCF議席下跌超過一半，僅剩下34席。

學運領袖們侷限於他們幻想中的工人階級革命，在本身已經缺乏和農村的紐帶之下，本來就是保守派票倉的農民，在學運之後依然是右派的忠實支持者，至於工人階級和學運的同情者，對於左派政黨的顢頇也是看在眼裏。儘管雖然在七十年代PCF有一定復蘇的跡象，但在當時，第五共和實際上已經擺脫了任何被共產主義者掀翻的可能。最終，國會選舉以UDR的徹底勝利告終。

六八學運在當代政治上的唯一建樹，在於迫使了戴高樂，將被視爲擺平學運而功高震主的龐畢度革職，然後將自己的總統寶座押在一次失敗的公投上。因此這場規模如此之大的「五月風暴」，引起的政治反饋不可不謂是個反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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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任何有意義的革命，除了需要工人階級支持以外，農民的參與也不可或缺，如前所述，這一群體正是學生們無法觸及的盲點。而後在學運發展成為工運的過程，則暴露了學生們的天真：讓一群小資產階級的毛頭小子，取得共產黨多年來經營和獨占的左翼話語權，其實從一開始已經不可能。而左派大選的潰敗，其實早在共產黨抛棄學生，徹底暴露他們對於「革命」的假情假意之後，已經註定了。

唯一勉强可以說是從這場鬧劇獲益的左派領袖，是十幾年之後第五共和的第一個左翼領導人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他在工運中串聯各個左派組織的角色爲他積纍了不少政治資本，讓他可以在左派潰退、引咎辭職兼解散黨團之後，入主屬於中間左派的社會黨（PS），並且在1981年成爲總統。

或許「五月風暴」真正革命性的成就，是創造出了溫和的中間左派，一支超越左派狹義意識形態，願意在體制内進行改革的政治力量。但是，對於當年參與者來説，這恐怕不過是一個意外的副產品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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