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的西方情迷：仇敵面紗下的美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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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春節攻勢」半世紀後，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走訪越南，希望能增強兩國伙伴關係，甚至宣布美國航母將於3月訪問越南峴港，這種擴大軍事合作的舉動，被視為「抗衡中國」。昔日死敵，今日合作，不免讓人議論，我們不妨將美越近代的萬般糾葛翻開來看：他們之間並不只有仇。

人們總把1960年代前後、那場發生在中南半島的戰爭，與美國綁在一起，從美國的視角談論勝利或失敗，理解戰爭的樣貌。但對越南人，尤其是現在的越南政權來說，這從來就不是一場能夠一刀劃開的歷史。與其說這是跟美國對抗，不如說這是他們對「解放」的渴求，想擺脫一整個世紀以來法國、日本與美國的掌控。

越南課本將「越戰」的起點畫在奠邊府戰役與日內瓦協定後——根據協定，越南以北緯十七度線為界，劃分為南北越。但我認為，越戰應該從胡志明宣布越南獨立開始說起。誤以為美國與北越是死敵的世人，恐怕不知道，這一天，是美國跟胡志明最親密的時刻；但同樣是這個時候，二戰後法國為了重拾帝國威望、踏上華盛頓，要求美國支持他們收回越南。美國，因此捲入法越戰爭之內。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東京灣（Tokyo Bay）的美軍戰艦甲板上簽署無條件投降書的這天，55歲的胡志明坐在一輛美國戰前生產的小汽車上，緩緩地進入河內總督府旁的巴亭廣場，廣場上有一個倉促搭建而成、撲著白色與紅色桌布的講台。這個越盟領導者下了車，幾乎是躍上了這個台子，在場的群眾都看見了這位穿著褪色高領卡其布外套、白色橡膠涼鞋的國家領導人。接著，群眾的呼喊如浪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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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河內在殖民者的打造下，街道寬闊、綠樹成蔭，有鐵路、汽車和現代建築，宛如巴黎複製品，但它終究在熱帶，酷暑讓人們都汗流浹背，包含胡志明。

胡志明從來沒有來過這個城市。一直為越南獨立、民族自決奮鬥的他，從偏僻的義安省走出世界，直到這個時候才真正踏上祖國的政治文化中心——自從1873年法國代表接收河內以來，這城市第一次由越南人掌控，然而，這並非胡志明與其領導的越盟的勝利，而是藉著日本敗戰、盟軍接收前的空隙，趕緊奪回自己的土地。這群越南民族主義者明白，必須先發制人，便決定在這一天宣布臨時政府的成立。

場上充滿各種鮮花、布條，布條上都是以英語、越語、法語、中文和俄語書寫的口號，例如：「為了越南人民的越南」、「越南獨立萬歲」、「歡迎盟軍」、「不自由，毋寧死」、「法國帝國主義去死」等。來自四面八方的農民、教師、學生和少數民族都趕來參加，他們仰頭張望，直到胡志明上台。

胡志明緩緩開口，說了幾句，頓了一下，發出這個問號。群眾熱情則回應：「聽得見！」根據口述資料指出，當時很多人並不知道胡志明是誰，但這一刻，卻感到情緒激動而落淚，台上這個人也與他們產生了特殊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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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因為生於黨國時期，我對「全國親愛的軍民同胞們」或「同胞」這樣的字眼很熟悉，讀到這段歷史便疑惑：有什麼好激動的？後來，我在越裔美籍學者鄭明河的著作中，看到這個解釋：因為其他越南領袖多以「諸位可敬的先生與同志」來稱呼眾人，只有胡志明懂得使用語言的力量。

鄭明河從越南人的起源神話解釋起，龍王與仙女嫗姬 （ Au u Cơ） 成親後，仙女產生下一胞，胞含百卵，而卵化百男。越南人是龍子仙孫（Con Rồng Cháu Tiên ）；「國家」是nước，而nước也有「水」的意思，於是這些自認為是龍與仙後代的人，會用「同胞」（Đồng bào）來稱呼群眾或國民，有同出一個苞曩之意。 胡志明演講時，從來不會忘記藉由這個名詞產生的力量，他說話前會誠摯地借用這個名詞的力量，呼喚台下的「親愛的同胞」（Đồng bào thân mến）。

就在數十萬「親愛的同胞」面前，胡志明宣布越南獨立，而新成立的國家名為越南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越南人自是歡喜非常，在場的美國人更是被打動，因為，胡志明口裡說著的是他們十分熟悉的〈美國獨立宣言〉：

隨後，他解釋這些「不可辯駁的事實」在法國大革命後深入人民心中，可是法國對越南80年的殖民都罔顧這個事實，對待越南人不公不說，還以保護者自居，在過去五年內兩次將這片領地讓給日本，「今天，我們決意反對法國帝國主義者邪惡的陰謀，同時呼籲戰勝盟國承認我們的自由與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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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之所以引用「獨立宣言」，除了美國反殖民的歷史激勵了他，也是深知，從戰爭結束到盟軍接收這幾個星期裡，獲得華盛頓的支持非常重要，因為，美國現在已經是全球唯一、真正的超級大國，特別在亞太地區。不只是越盟，越南其他地區派系也非常渴望得到美國支持——

哈佛大學教授雷德里克·羅格瓦爾（Fredrik Logevall）在著作《戰爭的餘燼》中，描述當時越南人對美國的崇敬，並且引用了一名日後成為南越高官的見證者的形容：美國當時是「閃亮的巨人」，他對自由的承諾是真真切切的，將永遠終結殖民統治。

由於波茨坦會議授予中國和英國解除日本在越南北部和南部的武裝，越南民族主義者不免將美國跟救世主角色連結一起，認為美國可以幫他們的忙。如今，美國人就在這個宣布獨立的現場，那就表示，美國對越南是有興趣的。

就在胡志明和越盟指揮官武元甲的演說中間，一架小型飛機在上空盤旋。觀眾以為這是越南的飛機，但當它俯衝而下時，掛在機上的星條旗很是明顯，認出那是美國國旗的群眾忍不住發出歡呼。胡志明與他的越盟同志，對於美國此刻的支持，也很是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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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因為「同溫層」，只要我和認識的美國朋友聊到自己的亞洲殖民研究，並帶點抱歉的口吻稱美國為「帝國」時，他們都會聳聳肩：「不用不好意思，它就是個帝國。」他們不否認美國內部與外部的各種殖民主義，至少不反對以「殖民」來解釋美國在外交與軍事上的行徑。一個作家朋友更直接激進，她說，美國歷史多是征伐：對原住民的殺戮、獨立戰爭、南北戰爭，乃至於韓戰、越戰、兩伊戰爭、阿富汗戰爭——

說完她還翻個白眼。

有些朋友經歷越戰時期，還有人參與過反戰運動，即使年紀輕一些的，也多半在這個世代的影響下長成，帶點左翼的批判色彩。他們看過那個屬於美國的世紀，也清楚萬千人死在美國的雄心下。

對這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來說，這不過是一段「感覺很重要」的歷史，只是他們對越戰的瞭解，停留在好萊塢電影的影響，除了砲火直昇機的浩大場面外與各種無聲的吶喊外，就什麼也不知道；許多有理想性的知識份子，時而將這戰爭簡化為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最終是弱小民族的勝利。

我對這段歷史的認識也很淺薄，直到發現越盟與美國的合作關係，才發覺事情比我知道的複雜。這個時候的美國，不管在越南或法國人的心中，都是一個有著「反對殖民主義」歷史與經驗的強國，他們都需要美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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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週刊》（Newsweek）記者哈羅德‧伊生（Harold Isaacs）在當時走訪亞洲各地，寫下他的觀察：「美國是由正義的德行所構建的一座華麗的神廟，在永處貧困的人們眼裡，神廟裡的人簡直就像天神一樣。」而且即使擁有讓人敬畏的力量，卻不打算用來實施殖民主義計畫，甚至還打算讓菲律賓獨立。

與歐洲人相比，美國對印度支那（中南半島）的認識很膚淺，無非就是「國家地理雜誌」那一套，他們和越南的直接接觸是從珍珠港事變後、美國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OSS）與越盟的合作。但胡志明很早就崇拜美國，知道越南獨立需要美國的幫助。

1919年，一戰結束，各國領袖齊聚巴黎，暢談戰後重建與和平的問題，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十四點和平原則」，即是呼籲各國人民都享有民族自決權，而他的主張吸引了越南民族主義者，尤其胡志明。這個當時才30歲的越南青年，租了件禮服，想方設法想把一份名為「越南人民的訴求」的請願書，交到威爾遜手上，上頭寫著：

請願書上頭的署名「阮愛國」，代表全越南愛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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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時期，越南知識份子被國際間幾股強大勢力鼓舞：除了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外，還有布爾什維克主義與第三國際，以及孫中山在中國以民族、民權、民生為基底的國民黨。不過，威爾遜當時談的民族自決，主要放在歐洲，他也沒有真正想要解決殖民的問題。總之，這個身材瘦弱的亞洲青年怎麼也無法靠近。

1911年從故鄉出走遊歷世界的胡志明（本名阮生恭、阮必成）隔年到達美國，看到這個國家的中國移民可以在沒有合法公民身份下，爭取法律保護，讓他受到震動。他看到美國建國的理想，同時看到種族歧視的現實，但他仍寄望威爾遜主義帶來的解放機會；不過，他也很快地發現，美國人並無意參與。不久，他受到法國社會黨的注意，邀請他參與大會，胡志明因此接觸到馬列主義，從當中找到解放的道路。

「越盟」成立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期間。當時，日本與法國協商取得從越南進入的機會，好切斷美國對蔣介石軍隊的援助，而法國同意了日本在越南的種種條件與經濟權限。日軍在1941年進入西貢，在南越成立了軍事基地。日本的入侵讓美國很震驚，他們希望可以讓印度支那中立化，並以此和日本大使斡旋。

為了逼使日本同意，美國甚至凍結日本在美國資產，實施禁運令，停止對日本出口石油。因為民調顯示，這個時候大多數美國人都寧願冒著戰爭的風險，也不願意看日本壯大。但禁運令對依賴進口資源的日本傷害很大，於是，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發動珍珠港突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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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法國「流亡政府」自由法國的領導人戴高樂，與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各種事情上產生嫌隙。當時的羅斯福是堅定的反帝國主義者，他相信殖民主義是兩次世界大戰的原因，只要殖民帝國繼續存在，戰爭就會不斷發生。

「美國人民與生俱來反殖民主義，從傳統上，他們敵視殖民政策。」當時法國外交部的報告指出，羅斯福的政策是迎合美國大眾的「聖戰情結」，意即他們為戰場上犧牲帶來崇高目的，是在幫助受壓迫民族帶來民族自決。可是也有另外一個目的，就是獲得這些殖民地的原物料，在戰後將利潤最大化，維持產能。

總而言之，這個時候羅斯福的主張與殖民地託管的想法，以及美國收復菲律賓並給予戰後獨立的承諾，都讓美國的地位在越南人心裡飆升。他們痛恨日本、期待解放，而解放他們的應該是美國人，不是法國。

1945年的時候，北越發生一場大飢荒，死亡人數約有百萬。但當時法國、日本與保大的傀儡政權卻毫無作為，只有越盟「出手」——當絕望的人民衝向穀倉時，越盟取得起義領導權，帶領這場分糧給窮人的「暴動」；但根據羅格瓦爾的說法，這些行動與其說是越盟策劃的，不如說是發自草根的抗議浪潮，只是留給農民深刻印象，讓人民願意追隨越盟。越盟的影響力，逐漸被美國注意到，當美國的情報系統被破壞後，便想著越盟或許能派上用場。

而這就是美國與胡志明的第一次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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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對此非常樂意，在他心裡，沒有哪個國家比美國更重要，他相信美國建國之本決定了它在世界列強中，對殖民主義的理解。而且，這個國家將成為世界未來的主宰者。而美國代表對胡志明印象深刻，給予極高的評價。

胡志明與美國的友好關係，可以從一次共同戰鬥中看出：1945年7月，美國戰略處的幾名士兵空降到北越，與越盟一起作戰，那時胡志明得了瘧疾，「像樹葉一樣塞縮發抖，且顯然正在發高燒」，而這虛弱的領導者深深打動這些美國情報人員，他們都說他溫暖、睿智，渴望與美國合作，甚至還給他起了個代號：「OSS19號特工」。不管美國人到哪裡，農民都會送上食物與衣服感謝，因為他們真心將這群從天而降的外國人，當作反殖民與反日的象徵。

23歲負責翻譯與訓練越盟軍人的美國大兵亨利（Henry Prunier），當時就在現場，他回憶胡志明即使重病，還是擁有一雙非常明亮的眸子，「說越盟士兵像愛自己父親一樣愛胡志明，一點都不誇張。」胡志明也對他們說：「我是共產黨，但是我們沒有理由不作朋友，我們可以和平相處。」（這些士兵沒有把越盟當敵人，日後迫於國內壓力，不得不成為「沈默的反戰份子」）

「你們的議員曾就民族自決發表過動人演講，我們現在就是民族自決，為什麼不來幫我們？我跟你們的喬治華頓有什麼不同嗎？」胡志明對這些美國人侃侃而談，雖然抨擊法國，但也像個戰略家一樣，沒有多說些意識形態的話；然而，美國代表的意見，卻跟士兵的口述紀錄不太相同，他發出的電報上寫著：「別理會共產黨那套說法，越盟不是共產黨，他們支持的是自由，是糾正法國的冷酷政策。」

越裔作家阮越清在以間諜為主角的小說《同情者》中，不斷藉著各種角度展演「雙面人」與「雙面性」，甚至輕輕淡淡帶了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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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在許多人的評價中，是很聰明且固執的，但也有點圓滑且攻於算計，而他最令人捉摸不定的，或許就是意識形態：胡志明獨立建國的主張，與共產國際的方向是違背的，與其說他是共產黨，不如說他是民族主義者；然而他共產的背景與涉入，又令法國和美國有疑慮；而蘇聯也對胡志明跟美國接近感到懷疑。

不論在哪個時候，面對誰，胡志明都可以有一套說詞，或對另一個意識形態輕描淡寫；然而，這都只是說明了，胡志明對於目標非常明確堅定，只有越南統一與獨立。

一個跟胡志明共事過的美國人就說：「你得藉著一個人是什麼人來評斷這個人。他不可能是法國人，而且他可以根據自己的主張跟法國人抗拒下去，他害怕中國人，知道自己沒辦法跟他們打交道，因為中國人永遠主張自己的利益。而遙遠的莫斯科在炸毀橋樑這件事上很在行，卻不怎麼善於把橋重新搭建起來。如果不是因為這場戰爭，胡志明壓根沒有機會與法國殖民主義的漫長背景相抗衡。但他已經坐在馬鞍上了，只不過現在不清楚他騎的是哪匹馬。從目前來看，他表面上肯定是在幫我們，我們和法國在今後都對他有利。我覺得他做好了今後親西方的準備。」

在美國的默許下，胡志明宣佈獨立，在場的美國代表還包含戰略局的帕帝上尉（Archimedes Patti）。根據他在1980出版的回憶錄中指出，先前他與胡志明見面時，胡不斷表示他迫切需要美國的支持，甚至請帕帝替獨立宣言獻策，「他遞給我一張紙，我看了看說，我能做什麼呢？我不認識這些字，他就翻譯了起來，我仔細聽著，很是震撼，頭幾句話就是〈獨立宣言〉...。」

《胡志明「獨立宣言」全文》

9月2日，親眼見證巴亭廣場上的盛事後，帕帝透過無線電向昆明分部報告：「在我看來，這些人是認真的，法國恐怕要好好應付，在這件事情上，我們都要好好應付。」

但這個時候，因羅斯福去逝，杜魯門接任，局勢已經不同，或者應該說，美國對越南與法國的關係已經大轉變。史學家羅格瓦爾認為，比起羅斯福認為世界是由不同灰度構成的，接任的杜魯門是個「黑白分明」的人，會在共產與反共間，劃出明確的分線。對於戰後法國想要重塑國際舞台上的地位，掌控中南半島的野心，杜魯門不置可否，但也暗示華府當局並不會阻止法國收復印度支那的決心。 羅格瓦爾在他的著作中做了個判斷：

「從歷史上看，杜魯門作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決定，與美國歷任總統接下來幾十年採取的決策一樣，這決定跟越南本身毫無關連，他的考量純粹是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輕重緩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