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月不再,寒戰逆襲:中韓必須適應的新關係
今年是韓國、中國建交25周年,不見走過1/4世紀的歡慶,兩國在這時刻顯得異常低調。相較於五年前,當時即將接班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與外交重臣,都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隆重活動。本次中國不但拒絕與韓國共同慶祝,在北京也與韓國分別舉辦招待會,更只派出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和政協副主席,擺明刻意冷落。而在首爾的招待會,韓國顯然較為得體,不僅有外交部第一次長、國家安保室室長出席,國會議長亦代表國家禮賓。
縱使雙方低調,但韓中兩國走到一個分歧點是不爭的事實。這個習近平口中的「分歧」,乃是由於首爾堅持部署薩德,影響中國的核心利益,對雙方關係形成障礙。從習近平以降,到外交部發言人與駐韓大使,均不斷強調中、韓應彼此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才符合當年克服巨大障礙建交的「初心」。那麼「初心」又是甚麼呢?
上世紀90年代,在蘇聯解體、共產主義陣營潰敗的浪潮中,韓半島也進入了新局面。首先是1991年韓國、朝鮮一起成為聯合國會員,代表全球政治對於兩個韓國的正式確立。再來是1992年韓國與中國建交,代表臺北再次被剝奪中國代表權,以及中朝血盟關係的破裂。對韓國來說,與中國建交的「初心」,在於接觸中國,減緩韓半島安全困境,並與中國合作,使其不妨礙最後的統一;對中國來說,則是藉由韓國經濟上的優勢,突破天安門事件後的美歐制裁,並趁機解決亞洲最後的一個中國問題。
當時,兩國往來日益熱絡,1989年韓國對中國投資金額約為六百多萬美元,到了1992年已暴增至14億;1989年中國訪韓人數大概是五千多人,韓國訪中大概是一萬三千多人,到了1992年前者上升為四萬五千多人,後者則是四萬三千多人。除了雙邊交流,在國際舞臺上,兩國更是互相拉抬:韓國大力支持1990年北京亞運,並協助中國加入APEC。而在這之前,北京早已不理平壤抗議,熱情參與1986年漢城(首爾昔稱)亞運、1988年漢城奧運,向韓國示好。
韓中建交後不久,朝鮮便啟動「楔子(wedge)戰略」,欲排除韓國,直接與美國談判。從1994年到1996年間,朝鮮屢起事端挑釁,卻未獲得中國背書,北京更宣稱未來和平方案的討論必須納入韓國。如此可以看出兩國正進入熱戀期,不過,北京沒這麼容易為眼前的歡愉沖昏頭。在支持韓國的同時,也適度拿捏分寸,並未制定加速孤立朝鮮的政策,維持韓、朝之間的平衡。
在這段期間,首爾極力打壓臺北,如斷交時收回使館的決裂手段等,均是為了試圖抹去從前的陰影,那是冷戰時期美日韓陣營對共產中國的圍堵。像是1969年韓國曾支持尼克森-佐藤(Nixon-Sato)聯合公報,內文表明美日對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的維護。如今雖然事過境遷,尼克森本人更成為美中建交的推手,但北京不會忘記首爾曾充當美國反共前線基地的角色,埋下日後地緣政治衝突的種子。
不過,隨著中國入世、國力大增,這對北京已經不是問題。經濟上,中國從建交時的韓國第三大貿易夥伴,躍升為今日的第一;對外出口的產品也逐漸從過去的互補關係,轉型為今日的競爭對象。政治上,隨著貿易依賴的增加,以及對朝鮮與東北亞政局的期待,雙方縱有些許摩擦,如2008年北京奧運的小規模反韓,但高層仍秉持友好往來的原則。
也就是說,自千禧年以降,韓國無論是進步或保守陣營執政,韓中親善都是重要政策。然而親善並非目的,乃是手段,為求韓國安保與促成半島統一。在首爾看來,中國先要擺脫與朝鮮同盟,或至少不構成共同威脅,再來就是協助韓朝統合,或至少不妨礙。如此必須同時對中、朝進行戰略思考與擘劃,前者是攸關東北亞的區域局勢,後者是韓半島的地方情勢,牽動整體的軸線則是朝核。
韓國非常清楚,半島事務從來不是自己人關起門來處理就可以。由古至今,外來勢力不斷入侵,或想藉此分一杯羹,因此與強權折衝即是對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如前所述,韓國的經濟發展已與中國密不可分,在此前提下,如何應對崛起中國帶來的安全問題也有兩種觀點。
有論者認為,應該以多邊主義做為與中國交往的保障。像是盧武鉉曾大力提倡東北亞經濟共同體,起點是締結韓中日自由貿易協定。希望透過由市場驅動的經濟一體化,以國際規則約束中國,而韓國則在強權爭霸裡扮演平衡者;又如李明博主張亞洲新構想,將韓國外交觸角延伸至亞洲各地,分散過度集中於強權的風險;朴槿惠則提出東北亞和平構想,在經貿外以能源、環境議題等功能性合作,韓國可居中促進各種軟性的協商機制。
在這三任大統領執政的期間,國際環境也產生變化:美國專注於中東反恐、日本持續陷入失落的20年,都讓韓國覺得可放大其角色,並與中國成為戰略合作夥伴。這段韓中蜜月期至2015年朴槿惠參加北京大閱兵、被奉為僅次普丁的貴賓,可謂達到最高潮。但物極必反,不甘被韓、中邊緣化的平壤屢屢出手,以核測試、導彈試射挑起了半島利益攸關各方的矛盾,首爾得有所回應。
於是,另一種「逆芬蘭化」(reverse Finlandization)註1的思維逐漸抬頭,乃是指韓國不再倒向中國,冀望北京解決其安全問題。這意味著首爾開始放棄「以中制朝」的策略,決心重返美韓防禦體系的懷抱。是故,朴槿惠在2016年同意美軍部署薩德,加強對朝鮮的嚇阻。而甫上任的文在寅雖然放出檢討薩德的風聲,卻沒有打消佈署的念頭,甚至加速進度,代表大致承繼朴槿惠路線。
此舉讓北京感到背叛。自習近平接班以來,一直將阻止美國干預韓半島視為要務,藉著「亞洲人管亞洲」的論點,確保中國的勢力範圍。為了實踐這個目標,北京不惜犧牲朝鮮,將首爾當作東北亞新秩序的重要助手。但朴槿惠(與文在寅)的決定無疑將無限推遲北京的戰略規劃,北京當然不能接受薩德只為保韓國安全。因此做為報復懲戒的限韓令,其力道更甚於當年反日貨的行徑。
綜上所述不難理解,韓中關係已經從熱戀、蜜月期,到今日相敬如冰的寒戰期。朝核只是觸發點,真正的關鍵在於韓半島難以擺脫的大國博弈宿命。如今薩德木已成舟,首爾沒有翻臉得罪華府的本錢,文在寅與韓國民眾都很清楚,一旦失去美軍屏障,韓國將任金宰割。中國也不會有任何維護韓國的可能,因為比起曾經是美國盟友的韓國,仇美擁核且足以牽制美、日的朝鮮,顯然更能為北京所用。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韓國峨山(Asan)政策研究院的追蹤民調顯示,若美中持續對抗,2016年有將近六成的人認為應該站在美國這方,32%認為應該支持中國,而這個比例在2014年是59%對24%。另外該民調亦顯示,2016年有41%韓國民眾接受中國做為全球領導,三年前只有29%。這些代表著韓國雖不情願,也只能默默接受中國的霸主地位。
可惜北京操之過急,未能繼續利用其優勢掌控韓國,反倒因薩德與限韓令使韓國人民反感。峨山2016年的民調指出,有52%認為中國是韓半島統一的最大絆腳石,2014年則為24%;2017針對東亞國家與領導人的評價民調,更表達出韓國人民的不滿,因為中國竟然輸給長期以來的死敵——日本,所幸習近平仍勝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否則韓中關係可謂全面潰散。
當年韓中建交之際,時任大統領的盧泰愚曾這麼表示:「雙方關係的正常化(normalization)就是東亞冷戰的終結之始」,但刻意忽略冷戰遺緒(即朝鮮)的後果,只是將雙方攤牌的時間推遲。在朝核未能獲得終局解決前,中國隨時都有可能出手箝制韓國的經濟命脈,韓國必須學著適應與中國這種政冷經溫的新常態(new normal)關係。
所謂芬蘭化是用以形容中小型國家在面對強權時採取的自保策略。冷戰期間,芬蘭處於蘇聯與西方陣營對抗的夾縫,為了保持中立緩衝的地位,芬蘭推出了親蘇的政策,這是由於芬蘭與蘇聯陣營緊鄰,且曾經因為俄羅斯的統治而擁有共同記憶。逆芬蘭化則是將此概念顛倒,選擇遠離近在咫尺、文化相似的強權,以避免受其影響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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