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查核——「後真相」時代，第四權的進化

2016/12/28 張瀚元

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後的這個月，不實資訊的「假新聞」氾濫，也讓人注意到事實查核的重要... — 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後的這個月，不實資訊的「假新聞」氾濫，也讓人注意到事實查核的重要。圖／路透社

這是一個很好睡的冬日早晨。身為上班族的你，在不停歇的手機鬧鐘聲中，疲倦地把手伸長，搆到手機後把鬧鐘按掉，想著怎麼還沒星期五。接著，你打開臉書，把通知瀏覽過，看看昨晚發的狀態得到了多少讚與留言，然候開始閱讀你昏迷的八小時中世界發生什麼事（你不會真的閱讀，只會看完標題後快速滑過）、你的朋友又在IG發了哪些照片（這個你會認真閱讀，並在腦中評論那些美食多麼誘人，那些hashtag又是多麼煩人）。

然後你看到了以下這幾則新聞：

「驚爆！調查希拉蕊電郵門FBI探員離奇自殺！」、「維基解密證實希拉蕊出售武器給伊斯蘭國」、「教宗表明支持川普當美國總統」

即使沒有緊貼時事的你都察覺到這幾則新聞的不對勁。

聰明的你應該立刻發現，上述三則新聞都是假的：沒有人因爲調查希拉蕊電郵門而離奇自殺、希拉蕊沒有賣武器給伊斯蘭國、現任教宗更沒有支持川普——然而駭人的是，這三則新聞都曾經於今年美國總統大選競選期間廣泛流傳。

如果你有留意美國大選，或許會注意到除Build the Wall、Lock her Up、Drain the Swamp以外的另外兩個熱門詞彙——假新聞（fake news）與事實查核（fact-checking）。在台灣，事實查核也因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受到重視。因此，本文將淺談我所理解的假新聞與事實查核。

假新聞，真危機：12月4日，一名看了假新聞的男子，因為誤信名為「彗星乒乓」的披薩... — 假新聞，真危機：12月4日，一名看了假新聞的男子，因為誤信名為「彗星乒乓」的披薩店是希拉蕊及其團隊虐童的大本營，持槍闖入開火，自稱要查案。圖／歐新社

▌後真相時代，不實資訊帶來的挑戰

談論事實查核前，先臚列資訊傳播在當下面臨的至少四個挑戰。

首先，是不實資訊的氾濫。TOW數位新聞研究中心一篇文章中，將本次美國總統大選出現的不實資訊分為六種：

脈絡錯置的真實資訊（authentic material used in the wrong context）

偽裝成我們已知的新聞媒體的假新聞網站（Imposter news sites designed to look like brands we already know）

專門生產假新聞的網站（fake news sites）

假資訊（fake information）

被扭曲的內容（manipulated content）

被模仿的內容（parody content）

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後的這個月，不實資訊——在新聞報導中以「假新聞」（fake news）泛稱——是西方媒體熱議的話題。臉書創辦人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在11月10日出面表示，假新聞影響了選舉結果，使川普當選總統是個「十分瘋狂的想法」。

馬克祖克柏因這段言論飽受爭議，有人甚至還為此，寫了一則假新聞諷刺他不願正視假新聞的負面影響，並於臉書分享：

「馬克祖克伯過世，32歲，否認臉書假新聞問題（Mark Zuckerberg – Dead at 32 – Denies Facebook Has Problem With Fake News）」。

迫於壓力，祖克柏最後於11月19日提出七點解決方案；12月15日，臉書宣布與事實查核機構合作；未來讀者會在動態牆中看到被事實查核專家標示為假新聞的新聞連結。

「馬克祖克柏過世，32歲，否認臉書假新聞問題」——不滿祖克柏輕忽社群假新聞氾濫... — 「馬克祖克柏過世，32歲，否認臉書假新聞問題」——不滿祖克柏輕忽社群假新聞氾濫現象，網友為此特地製造了一條關於祖克柏的假新聞，表達諷刺。圖／路透社

Buzzfeed在10月一篇報導中，分析六個美國黨派性極強（hyperpartisan）的臉書專頁（三個左翼、三個右翼）的貼文，發現38%的右翼粉專貼文傳播了不實資訊，左翼的是19%。而與事實偏離越遠的粉專貼文，往往在臉書上產生了最高的「分享數、反應數與回應數」，遠遠超過對照組的三個美國主流新聞媒體臉書粉專。這表示假新聞或不實資訊的傳播影響力，可以在臉書這個平台上與通常提供可靠、準確消息的主流媒體相匹敵；更多讀者將接收到不實資訊，對公共討論與民主制度造成負面影響。

因此不少人看準了這個商機，紛紛成立散播不實資訊或假新聞的平台。Buzzfeed、《衛報》都報導了在本次大選中，光是馬其頓一個人口僅約四萬五千人的小鎮Veles，就成立了約140個有著美式域名的親川普網站，專門為美國保守派與川普支持者製造聳動標題的親川普假新聞，使其在臉書上病毒式擴散，透過高流量賺取Google Adsense與臉書廣告營收。

根據報導，成立網站的這些人並不在乎川普是誰，以及他說了什麼；他們所做的僅是把握橫亙眼前的賺錢誘因。此外，《華盛頓郵報》也訪問了一個在臉書中以撰寫假新聞為職業的寫手；《紐約時報》亦是大篇幅報導了專門產製假新聞這個「最不被理解」的媒體生態圈。

親川普的假新聞能獲取高流量，反映了人們傾向相信符合自己既有政治或議題立場的不實資訊；不少西方媒體認為這標誌著「後事實時代」（post-fact）、「後真相時代」（post-truth）的到來，也就是說：

在不同程度上，我們已無法就什麼是確知的基本事實達成共識，真相或是事實並不存在，因為每個人感知到的面向都不相同。

這是資訊傳播面臨的第二個挑戰，在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與美國總統大選都清楚顯現。

「沙烏地阿拉伯、摩洛哥、阿曼、阿聯酋、科威特、巴林、卡達、阿爾及利亞，這些國家都... — 「沙烏地阿拉伯、摩洛哥、阿曼、阿聯酋、科威特、巴林、卡達、阿爾及利亞，這些國家都捐錢給柯林頓基金會」——黨派性極強的臉書專頁，時常散播政治用意明顯的資訊。圖／截自極右粉專Freedom Daily

「在不同程度上，我們已無法就什麼是確知的基本事實達成共識，真相或是事實並不存在，... — 「在不同程度上，我們已無法就什麼是確知的基本事實達成共識，真相或是事實並不存在，因為每個人感知到的面向都不相同。」圖／路透社

美國著名脫口秀主持人Stephen Colbert在2005年把這種傾向稱之為truthiness，意即：

相信自身感覺是對的事物，即便沒有任何事實可以支持該事物是否正確。

在所謂的後事實時代或後真相時代，真相與事實「實際上」是什麼都無所謂，重點是真相與事實「感覺上」是什麼。

《經濟學人》在2016年9月10日大篇幅報導了「後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的崛起。文章分析，有別於過往政治人物說謊是為了掩蓋真相，後真相政治的特點在於「偏見的強化」；政治人物說的是不是真相都不再重要，重點是該政治人物的支持者買不買單。

第三，是陰謀論的充斥。美國著名法律學者凱斯．桑思汀（Cass Sustein）在《剪裁歧見：訂做民主社會的共識》第一章分析了「製造、維持和傳播陰謀論的一些心理機制與社會機制」。桑思汀指出，除了謠言與臆測之外，有些陰謀論的形成是因為「殘缺的認識論」——我們所知的資訊相對而言很少，而且多半不正確，但這些資訊卻足以支持某些極端看法。

陰謀論成敗的關鍵在於人本身的傾向與信念，而其傳播依賴「社會流瀑」（social cascades）的作用，並藉由「群體兩極化」（group polarization）、「選擇效應」（selection effects）等情況而更強化。

第四，是回音室（Echo Chamber），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同溫層。臉書的演算法導致同溫層的快速增厚，使得不同意見更難以穿透。《華爾街日報》曾在一則報導中，在對比偏向民主黨人的臉書動態牆，與偏向共和黨人的臉書動態牆後，模擬出兩者長得究竟多麼天差地遠。

事實查核目標明確，為的是監督政治人物並提高公共討論的品質，進而完善民主制度，但這... — 事實查核目標明確，為的是監督政治人物並提高公共討論的品質，進而完善民主制度，但這其中，媒體又該為人民扮演何種角色？圖／路透社

▌什麼是事實查核？

事實查核——特別是一般讀者比較熟悉的「政治事實查核（political fact-checking）」——是近十年興起的報導形式，通常由媒體、獨立機構或非政府組織進行，透過搜索公開資料與訪查可靠消息來源，審視政治人物、社會有力人士、名嘴的公開發言，判斷言論是否真確、發言是否有歪曲脈絡，達到公民知情（informed）的作用。

《華盛頓郵報》首任事實查核記者Michael Dobbs在一篇2012年2月發表於不具黨派聯繫的智庫新美國基金會的研究報告中，以《華盛頓郵報》為例，簡單回顧了當代事實查核的歷史：

1980年雷根競選美國總統時，曾因「樹木造成的污染是汽車與工廠加總的四倍」的不實言論，遭到選民與傳媒的譏諷。在他當選總統後，記者開始檢視雷根的記者會與電視談話，企圖尋找言論中的事實錯誤。八年的總統任期，雷根共開了46次記者會，而《華盛頓郵報》針對1982年雷根八場記者會中的其中四場進行事實查核，將報導編排於報紙邊欄，在當時可謂雷根「最受檢驗」的一年。Dobbs認為，這是當代事實查核的濫觴。

到了90年代，包括CNN、美聯社等媒體也開始加入事實查核的行列，並在1992年與1996年兩次總統大選小試身手。

然而，真正刺激事實查核的興起，應歸因於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前，大部分美國主流媒體沒有認真挑戰當時布希總統的開戰理由——「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而是接受了官方說法，卻在戰後發現開戰理由乃子虛烏有。

在監察政府上的失敗，對美國新聞界來說是一項沈重打擊，促使他們開始反思自身的報導手法，並且認知對政治人物說辭加強檢視的必要。2007年，目前為我們所知的事實查核逐漸盛行，且快速擴散。杜克大學記者實驗室的數據顯示，迄今全球有119個活躍的事實查核組織；其中90%成立於2010年以後，而近兩年就有50個新組織成立。

目前美國規律進行事實查核的幾個著名新聞機構包括Politifact、Factcheck.org、《華盛頓郵報》的Fact Checker專欄、Snopes、Buzzfeed等。

「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這一促使美國開戰伊拉克的理由後來被證實子虛烏有，大... — 「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這一促使美國開戰伊拉克的理由後來被證實子虛烏有，大大刺激事實查核的需求與興起。圖為2008年在美軍將從伊拉克撤回前夕，小布希前總統於巴格達法奧宮（al Faw Palace）向軍人們致意。圖／路透社

▌為什麼要做事實查核？

欲透過事實查核達成的目標，可能有下列兩項：

使政治人物、社會有力人士、名嘴的公開發言基於真確事實，從而對公眾負責。事實查核的存在，理想上希望提高他們做出不實陳述時需付出的成本，使他們在提供不實資訊或歪曲脈絡前能三思後行。

提升公共討論的品質。當公眾在討論重大政策時，事實查核理想上希望能點出一般大眾可能會有的錯誤迷思，透過報導將之排除，使得公共討論能在真確事實的基礎上進行，從而提升討論品質與政策效果。

而這兩個目標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公民的政治參與度，並且完善民主機制。

從新聞報導的角度來看，事實查核可以說是兩種新聞報導理念的衝突下出現的產物——究竟記者應該避免插入「主觀」的想法，只客觀公平的報導兩造說辭，然後交由讀者決定哪一方較合理，還是記者應該主動追尋真相，在能力與可取得資料的範圍所及，盡可能告訴讀者真相是什麼？

誠如學者Lucas Graves所言，事實查核是一項對政治報導中經常出現的「這個人說那個人說」(

（he-said-she-said journalism）的報導方法——也就是不管兩造當事人說辭是否合理，重點是公平呈現兩造說辭，最後交由讀者決定——的改革運動。

有別於過往政治人物說謊是為了掩蓋真相，後真相政治的特點在於「偏見的強化」；政治人... — 有別於過往政治人物說謊是為了掩蓋真相，後真相政治的特點在於「偏見的強化」；政治人物說的是不是真相都不再重要，重點是該政治人物的支持者買不買單。圖／路透社

▌事實查核怎麼做？該注意什麼？

以美國政治事實查核網站《PolitiFact》為例，該網站詳細解釋了該機構進行事實查核的方法：

首先，在政治人物（包括在職的和正在競選的）公開的演講、新聞、新聞稿、競選文宣、電視廣告、臉書貼文以及採訪逐字稿中，選擇最有新聞價值以及最需要被查核的文本。在決定什麼是最有新聞價值且最需要被查核時，《PolitiFact》通常會根據下列準則判斷：

政治人物做出的表述是基於可驗證的事實，還是基於個人的觀點？（事實查核的範圍不包括基於個人觀點的言論）

政治人物做出的表述是否有誤導大眾的嫌疑？

政治人物做出的表述是否具重要性？

政治人物做出的表述是否有可能被大量傳播？

一般讀者在聽到或讀到該表述時，會否好奇該表述是否真確？

很有趣的是，《PolitiFact》在準則中表示他們承認「誇飾」（hyperbole）在政治修辭與演說中是被允許的，但是他們並沒有定義何謂誇飾，以及到達何種程度的誇飾便需要事實查核的介入。

選出被查核的文本後，透過比對可靠消息來源與公開資料，來對被查核的文本做出判斷。在這個過程中，除了選擇公正可靠、不具黨派聯繫或特定立場的消息來源，最重要的是在事實查核報導中，加入引用的消息來源的超連結——除了完善透明度，確保讀者知情權，讓讀者把關事實查核的品質，更讓讀者自己決定是否同意事實查核的判斷，實踐民主精神。

除了查核政治人物外，《PolitiFact》也經營對電視名嘴做事實查核的《Punditfact》，以及追蹤政治人物或政黨對選民的承諾的執行狀況，隨時檢視有沒有髮夾彎或跳票的《Promise Tracker》。

美國共和黨海契（Orrin Hatch）引用《華盛頓郵報》對歐巴馬團隊的事實查核... — 美國共和黨海契（Orrin Hatch）引用《華盛頓郵報》對歐巴馬團隊的事實查核評比——「皮諾丘機制」——來質詢民主黨籍衛生部長西貝利爾絲（Kathleen Sebelius）。圖／美聯社

在事實查核報導中，經常被討論的話題之一，則是要不要對每個被查核的文本評分？以美國的《PolitiFact》為例，他們使用「真實程度量表」（Truth-O-Meter），一個類似體重計的評分，將被查核的內容分成「真確」（true）、「大致真確」（mostly true）、「半真確」（half true）、「幾乎錯誤」（mostly false）、「黑白講」（pants on fire）五個等級；《華盛頓郵報》的事實查核專欄亦有類似作法。

大西洋彼端捷克的事實查核機構《Demagog》則不採用等級方式，而是將被查核的文本賦予「真確」（true）、「錯誤（false）、「誤導」（misleading）、「無法驗證」（unverifiable）、「不精確」（inexact）五種標籤。

使用評分量表的好處是淺顯易懂，而且在觀感上能激起較大反應（試想像你在臉書上看到某則事實查核報導的標題是：台灣某政治人物的言論被評為「黑白講」）。但是，評分量表的缺點是有時候會把複雜的分析過度簡化；另外，評分量表本身代表著可量化性，然而文本的真確程度如何量化，卻沒有一定的標準，如此一來事實查核便有冒充科學的問題。

有鑑於此，英國的事實查核機構《Full Fact》完全不使用評分或標籤。他們在網站中解釋：

儘管評分系統在表面上看起來很吸引人，我們認為評分系統有時候會有簡化的問題，使得讀者無法獲取用以全盤了解被查核文本所需要的資訊。言論在很多時候不僅僅是對或錯，而是它沒有提供完整的脈絡與圖像。

而根據杜克大學記者實驗室的數據，全球20%的事實查核專業人士都不使用評分量表。

使用評分量表的好處是淺顯易懂，而且在觀感上能激起較大反應。譬如《華盛頓郵報》採用... — 使用評分量表的好處是淺顯易懂，而且在觀感上能激起較大反應。譬如《華盛頓郵報》採用小木偶皮諾丘，越多皮諾丘，代表資訊越不可信；顛倒的皮諾丘代表「髮夾彎」。圖／截自Amazeen, Michelle A., Thorson, Emily, Muddiman, Ashley, Graves, Lucas. 2015. “A Comparison of Correction Formats.”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

撰寫事實查核報導時，還需仔細考慮資訊的呈現方式，避免「回火效應」（Backfire Effect），即原先欲透過事實查核來更正的錯誤資訊，在事實查核報導發出後，反而更加深植於大眾腦海。一本於2011年11月出版的指南《The Debunking Handbook》，提出了事實查核報導避免回火效應的資訊呈現方式的建議：

事實查核報導需凸顯正確的資訊，而不是被打臉的錯誤訊息。可能的話，應將正確的資訊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

講述被查核的錯誤資訊前，需強調下列資訊是錯誤的。

報導中盡可能提供更多脈絡，譬如為何被查核的訊息是錯誤的，以及為何該資訊曾被提出等等。

此外，事實查核機構得以持續運作的重要條件之一便是公信力，而獲取公信力的前提之一，即是資金來源必須具備獨立性，而且必須公開給大眾監察。有鑒於此，大部分事實查核機構都會在「關於我們」的頁面中公開資金來源，以證獨立性；《Factcheck.org》更將其財務報表，並且清楚標示每筆資金來源。

「確認偏見」與「不確定偏見」左右我們的思考——這兩種偏見是回火效應發生的基礎。 ... — 「確認偏見」與「不確定偏見」左右我們的思考——這兩種偏見是回火效應發生的基礎。圖／法新社

▌事實查核有用嗎？

事實查核有沒有用，迄今的研究成果似乎尚未有共識，最基本的問題之一，就是前述的回火效應。

研究表明，「確認偏見（Confirmation Bias）」與「不確定偏見（Disconfirmation Bias）」左右我們的思考。確認偏見使我們傾向於相信符合自身信念的陳述，而不確定偏見使我們傾向於以不合比例的時間與精力，來檢視不符合自身信念的陳述——這兩種偏見是回火效應發生的基礎。

2010年，政治學者Brendan Nyhan與Jason Reifler在論文〈When Corrections Fail: 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Misperception〉中指出，事實查核有時會造成回火效應；當我們把查核後的正確事實呈現給相信錯誤事實的人時，他們非但不會更正想法，反而會更加持守原先相信的錯誤事實。這個重大發現相當於宣告了事實查核的無用。

不過，Nyhan與Reifler分別在2013年的〈The Effects of Fact-checking Threats〉與2014年的〈The Effects of Fact-checking on Elites〉兩份論文中發現，事實查核的存在，使政治人物公開發言的精確性被質疑、或被事實查核機構打臉的機會減少了63%。這代表事實查核確能使政治人物不理清事實的名譽成本增加。

此外，2016年政治學者Thomas Wood和新聞學者Ethan Porter的研究亦發現，事實查核可以降低相信錯誤事實的人群比例，且回火效應可能沒有Nyhan與Reifler所想得那麼容易發生。2016年這份樣本數比Nyhan與Reifler更多的研究，對事實查核的工作不啻為振奮的消息。

除了對政治人物的影響，研究顯示，事實查核除了提高公民對公眾事務的掌握度與參與度，也能使媒體注意報導的精確性，增加大眾對媒體的信任。

雖然如此，能接觸到事實查核訊息的人通常是教育程度較高、較擅用網路資源的人。因此，事實查核網站某方面來說加劇了人群的不平等：受教育程度低、較不擅用網路資源的人，或許受益有限；而受教育程度較高，較擅用網路資源的人，對事實的掌握會更好。

事實查核在全球蔚為成風，在某些國家已經成為民主機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或許可以審慎樂觀看待它的功效，但要回答事實查核有沒有用，還需要更多研究、實踐、觀察與時間，才能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