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 外籍大兵手記 II:逃兵、退伍、歸鄉辦理
▎退伍/逃兵:為什麼外籍戰士要逃亡?
雖然戰場消耗率高,但能存活的歐美戰士也逐漸在ISIS佔領區內自起山頭,例如主導巴黎1113攻擊事件的阿巴伍德(Abdelhamid Abaaoud),就曾在敘利亞擔任部隊指揮官。不過崛起的西方面孔,也為ISIS帶來更多元的組織衝突。
在最近一次露面裡,滿腹牢騷的胡笙——阿布.薩依德.布列斯塔尼——也用極為超現實的口氣,形容自己在ISIS的「日常心得」:
你很容易從一個阿拉伯幹部的嘴中聽到「bukrah inshāAllāh」(意思是「明天吧,如果真主願意的話」)——用簡單的英文來解釋這句話,就是「我超懶,給我閃一邊去、之後再說吧!」很不幸地,在大敘利亞地區的行政、管理者全都是阿拉伯人——而他們可能是這些職位上,最懶也最爛的主管人選了吧。所有榮耀都獻給與真主,讓祂至少賜給了伊斯蘭國一個堪用的行政體系,縱使在阿拉伯人的瞎搞之下,這個體制離「效率」的概念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典型的阿拉伯公務員就是懶!如同上述,「bukrah inshā Allāh」總是會成為他們散漫、或懶得理時的推託藉口...。
由於不明原因,這位「聖戰紅人」被ISIS拖欠薪資並因此與發餉官爆發口角(「異教徒工作都比你勤勞...」),最後甚至被扣薪、一毛錢都領不到(「所有榮耀歸於真主,我還有「外部資源」讓我致富,因此麻煩不大」)。
從胡笙的牢騷信中,我們也察覺到「聖戰」並不如想像中「榮耀」與「刺激」,外來的戰士們也不免出現「幻滅」之感。而這種想像願景與在地現實的落差,也成為許多聖戰士「叛逃」離陣的背景原因。
根據ISCR在2015年上半年的研究總結,湧入敘利亞的外籍聖戰士熱潮在2014年開始放緩;於此同時,正當ISIS的閃電攻勢席捲伊拉克與敘利亞之際,ISCR的個案資料庫卻開始在2014年夏天接到大量的「叛逃」資訊——換句話說,當ISIS以殘暴的虐殺劇場,搶下一次次的全球頭版後,其麾下背離逃亡的戰士卻也越來越多。
各種離棄ISIS的訪談個案中,諾伊曼教授與ISCR研究員馬赫(Shiraz Maher)將主要的動機敘述分成了4個元素:
- 無法接受反抗軍相殘;
- 無法接受ISIS對穆斯林的無差別殘暴;
- 無法接受組織內的貪腐與非伊斯蘭行為;
- 生活條件與生活形式與想像中落差太大。
許多外籍戰士之所以千里迢迢遠赴敘利亞,其初衷的目的僅是為了援助「敘利亞的反獨裁革命」,但在4年之後,不僅世俗派的叛軍彼此鬥爭,以信仰口號為號召的各種武裝團體也更因利益糾葛與領導順序,彼此廝殺成一團,甚至同單位間的部隊也都缺乏信任,處決「間諜」或部隊譁變重挫士氣的故事也屢見不鮮。
在ISIS進擊於兩河流域的同時,各種巷戰攻城、燒殺揚威的做法也絲毫不顧平民、甚至「遜尼穆斯林」的生死。在個案中,有些叛逃的戰士仍堅信「信仰清洗」的必要性,但他們萬般無法接受的,是ISIS對同信仰者的惡行。
另外ISIS相對封建的軍事系統裡,武裝部隊的「私人化」也造成貪腐與派系的林立。此外,在胡笙的例子中,他與部隊長官、阿拉伯裔同僚就時常針對資源與任務相處的摩擦,在「給予後進的建議」中他更明白地推薦「外籍戰士最好加入專屬的外籍單位」甚至暗示「避免混居」。
最後,在物質條件上,ISIS與許多年輕的西方聖戰士都曾浮誇地誇耀戰利品與物質生活,年初著名的網路流行語「五星級聖戰」(#FiveStarJihad),更掀起年輕戰士彼此「炫富」風潮。但戰訓的苦悶與部分物資的缺乏(例如開頭所提到的馬鈴薯故事...),也都成為失意戰士對ISIS「未竟承諾」的指控。
▎歸鄉:世界該如何面對這些「前」聖戰士?
如果你的鄰居曾幫ISIS煮過飯、掃過地,試問您會如何處置?
別擔心,我從沒打算回英國。
「聖戰大廚」,伊夫塔哈.賈麥爾(Iftekhar Jaman)
在陣亡之前,賈麥爾曾在SkyNews的訪問中,斬釘截鐵地否認對於自己「有可能威脅英國本土安全」的指控。然而「不會攻擊母國」的說法,卻接連受到真實事件的挑戰:2014年比利時猶太博物館槍擊案、法國《查理周刊》事件、乃至於近期的1113巴黎攻擊案中,歐美聖戰士都是這些重大案件的涉案主軸。也因此,如何評估「海歸」攻擊的威脅?如何處置歸鄉聖戰士?也就成為各國政策辯論的重點。
以美國為例,現行的反恐政策就以「寧枉勿縱、防範未然」為主軸,美國的司法單位僅需要證明你有加入或協助恐怖組織的「意圖」,而不需要切確參與恐怖活動的「事證」,就能逮捕並起訴「準聖戰士」或「海歸聖戰士」。目前美國司法部也正積極遊說歐盟各國協同立法,圍堵歐美籍聖戰士出境、回鄉的雙向道路。
「在證明清白之前,先把這些傢伙關起來就對了!」,以英國為例,保守黨內的政治明星、現任倫敦市長強森(Boris Johnson)就多次支持「主動搜捕」的重要性。這些意見認為,歐盟各國需針對反恐法律「統合一制」,對於意圖參與聖戰者、或歸鄉恐攻嫌疑人,都該主動逮捕、協同封鎖,以作為對恐怖威脅的「防範未然」。
但在光譜的對面,卻也有民權團體認為這樣「妄下標籤」的作法,僅會惡化族群之間刻板印象的對立、激化邊緣份子對於主流社會的憤恨。例如,曾被指控為「蓋達份子」並被美國逮捕、監禁在關達那摩監獄的英國公民穆阿贊.貝格(Moazzam Begg),在重獲自由後積極參與「激進矯正」的運動,而他所創辦的CAGE基金會,也曾與「聖戰約翰」穆罕默德·埃姆瓦齊(Mohammad Emwazi)搭上線,若非「英國軍情五局的不當介入」,CAGE甚至有機會阻止埃姆瓦齊加入ISIS、繼續激進之路的可能。
兩種迥異的政策路線,都各自有明顯的缺陷:美方與保守派主張的「全面逮捕」,有可能重複過往「關達那摩監獄」的錯誤往事;但CAGE的感化教育,卻也難以回應類似巴黎攻擊案的安全危機。
「過度反應的作法,確實會邊緣化、激化原本就同情激進組織的社會族群。」拜文教授在布魯基斯研究中心的研究表示。歐美各國對於「海歸戰士」的威脅過度反應,這些趕赴聖戰的年輕人能不能在戰場存活?有沒有打算回鄉?聖戰過程讓他們更為激進還是徹底幻滅?在中東前線的游擊戰術與人脈網路會否通用於歐洲地區?在種種變因的「篩選」過後,真正符合西方想像的「回鄉恐怖份子」並不常見、甚至是聖戰集團中的異類尖端,然而當前社會氛圍對這種刻板印象的極端型塑,卻可能引導出相對偏值的激烈政策,對於社會「反激進化」的努力(anti-radicalisation)僅會帶來負面結果。
相反地,社群網路固然能成為ISIS等組織散播恐怖的宣傳工具,但卻也能加速ISIS「神話」的幻滅。諾伊曼教授指出,外籍聖戰士的召募網路,仍是以在地、親友間的人際網路為主——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恐怖份子多來自於比利時的莫倫比克、瑞典的馬爾默、英國的伯明罕,「在丹麥的案例中,他們甚至一群人都來自同一條街區,彼此都是朋友、玩伴、甚至是手足兄弟。」而社群網路僅是加強這種原生關係的連繫,但同樣的,若有「反面人證」——例如一個幻滅的ISIS老兵——或許也能扭轉這些封閉關係中的單面論述,進而輔助社會反激進化進程的努力。
「作為現代社會的一個悲劇性特徵,恐怖主義,是不可能被根除的;我們唯一能作的,僅是緩和它的熱度。」在《外交事務》發表的文章中,拜文教授與布魯金斯研究中心的夏皮羅(Jeremy Shapiro)這樣結語到。
那麼,如果你的鄰居曾幫ISIS打過飯呢?
▎後記
我們無法確知文章開頭的故事「主角」胡笙,目前是生是死。他在2015年秋季之後,就與網路世界斷了音訊。在各國一一加強網路反恐之後,連著名的《匿名者》也在1113巴黎攻擊案後與ISIS「宣戰」,大量的聖戰宣傳帳號、聖戰士心得帳號一一受到封鎖或刪除,而胡笙常用的Twitter、Tumblr帳號也因違反規定而「消失於網路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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