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誤判的可能?《紐時》專訪陸克文:2028年是台海「最危險的一年」
澳洲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7月14日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專欄作家艾茲拉・克萊恩(Ezra Klein)主持的Podcast節目「The Ezra Klein Show」專訪中警告,2028年可能是台海風險最高的一年:台灣屆時剛舉行總統大選、習近平剛完成新一輪連任,而美國經歷伊朗戰爭後,軍備存量與出兵意願都可能被北京低估。陸克文並非預測習近平會在那一年動手。他說,自己「非常擔心的是習近平可能在2028年誤判」。
「The Ezra Klein Show」是《紐約時報》觀點版的旗艦Podcast,該集以〈美國人需要理解的中國〉(What Americans Need to Understand About China)為題,對談長度將近兩小時。克萊恩在開場白裡說明找上陸克文的理由:「你無法理解今日的中國、它現在的樣子與未來走向,除非你理解習近平本人、他所掌握的權力,以及驅動他的那套意識形態」,而陸克文罕見地同時以學者、外交官與政府首腦三重身分研究過這個問題。克萊恩介紹,陸克文說一口流利中文、寫過以習近平意識形態為題的博士論文;陸克文本人也在訪談中透露,曾與習近平以中文長談。
2028,三個變數並存的一年
陸克文指出,習近平已明確表態希望在中共建政百年(2049年)前完成與台灣的「統一」,但訊號正在變化。2026年5月習近平在北京中南海會晤川普(Donald Trump)時當面表示,台灣問題若處理不慎,「可能導致碰撞與衝突」。
陸克文以此為例,表示習近平過去從未用過這種措辭,而列寧主義者不隨口說話:「對這些人來說,字字都是子彈」(words are bullets for these guys)。解放軍在台海的軍演性質也變了:過去是針對「台灣單方面宣布獨立」這類假想狀況的抽象演練,而陸克文認為那種可能性「等於零」;如今卻越來越像奪取外島、實施封鎖或全面登陸的預演。
華府近年慣於討論「戴維森窗口」: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Philip Davidson)2021年在國會作證,稱解放軍可能在2027年前具備攻台能力(美國情報體系其後評估,北京並無2027年動武的既定決心)。陸克文則把最危險的年份往後挪到2028,理由是三個變數將同時進場。
他分析,台灣在2028年1月舉行總統大選,這是第一個變數,他也評估,長期走傾向獨立路線的執政黨連任機率是五五波;一旦第四度勝選,會不會成為習近平「忍無可忍」的觸發點?陸克文說這是開放問題;尤其第二個變數是,習近平屆時才剛在前一年秋天完成新一輪連任。
對陸克文而言,他最擔心的是第三個變數:伊朗戰爭剛打完(美伊戰事今年2月28日開打、4月停火,7月8日再度升溫),若北京把美軍的消耗解讀成華府無力、也無意為台海出兵,誤判就此成形。他觀察到:對台動手會讓川普顯得軟弱,而他旅居華府數年所見,「川普最不喜歡的就是顯得軟弱」,因此局勢潛在危險。
陸克文所說的消耗,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4月停火時曾提出估算:美軍開戰39天內打擊逾1萬3000個目標,7款最關鍵的飛彈與攔截彈中,至少4款可能已耗去過半庫存——愛國者(Patriot)攔截彈戰前約2330枚,估計用掉1060至1430枚;薩德(THAAD)攔截彈約360枚,用掉190至290枚,兩者補回戰前水位都估需約3年。
美國國會1979年立法通過《台灣關係法》,形同對台安全的實質保證。陸克文說,美國該在乎台灣的理由,務實多於情感;他並請克萊恩做一個思想實驗:假如習近平明天拿下台灣、斬首其領導層,紅旗升上台北的總統府,全世界會在那一刻重新評估美國的戰略可信度。陸克文說,那將是「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在盟友集體意識中消失的一刻:「比方說日本,可能會因此判斷『是時候發展核武了』;一旦日本走向核武,南韓的結論會是:『既然日本都核武化了,我們也得核武化。』」
克萊恩追問:「美國菁英或許在乎台灣,但俄亥俄州的搖擺選民在乎嗎?北京也可能不是誤判,而是判得對。」克萊恩的舉例,意指國際議題鮮少成為美國民眾的投票考量。
陸克文回應,中國已打造全球規模最大的水面艦隊,即使拿下台灣,也不會出現北京裁減三分之二解放軍、向人民發放「和平紅利」的一天,因為習近平已明示,力量投射的目標跨出台海;而如果美國仍自視為「山巔明燈」(the light on the hill),卻對2300萬人自願走向民主開放的社會無動於衷,他反問,這對美國宣稱的自由關懷又說明了什麼。他隨後補了一句:這是美國人自己該考量的事,「我只是住在你們中間的野蠻人」(a barbarian living in your midst)。
克萊恩在訪談後段攤開美國國內的路線光譜:一端是近年的兩黨共識,視開放為危險,對中國只競爭、不學習;另一端認為這是錯誤,主張美國此刻就該向中國電動車廠學習、推動技術交流,別讓對抗自我實現。他自嘲:「華府一旦有什麼事變得太過兩黨一致,我就會緊張」。
被問站在光譜的何處,陸克文則回答「第三條路」:他長年主張的「管理式戰略競爭」(managed strategic competition),在台灣、南海、東海等安全紅線上靠嚇阻維持現狀;在貿易、科技、人才領域開放競爭;在人工智慧治理、防疫等議題上劃出必須合作的空間。嚇阻在他看來便宜而有效。他轉述鄧小平的話:「我們把這顆球往前踢,留給比我們聰明得多的後代去解決這個難解的問題。」這句話的原型出自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在東京的記者會上被問到釣魚台(日稱尖閣諸島)主權爭議時回答,這一代人智慧不夠,下一代總比我們聰明,總會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辦法。這段話日後成為「擱置爭議」的經典表述;陸克文將其挪用到台海。
美國兩度看錯的中國
克萊恩在訪談中提出一個觀察:美國對中國的認知在過去幾年明顯擺盪。疫情後期、馬雲遭整肅前後,美方一度判斷中國的治理模式正在鬆動;近兩年隨著中國電動車、人工智慧基礎建設與製造業能力躍進,美方又轉而擔心中國的產業實力已經反超。
陸克文同意這個描述,但坦言自己的擔憂:「有時候,『希望』在這個國家會取代『分析』與『戰略』。美國人看到中國的人口結構、看到增長放緩,就說『看吧,問題解決了』,然後翻篇。但問題根本沒解決。」
他以「中國製造2025」設定的十項技術領域為例:從半導體、航太到電動車與電池,2015年時中國在多數領域幾乎掛零,十年後已逼近甚至超車。他說,美國把中國電動車擋在門外,不是因為車不好,而是因為太好,放進來會直接消滅美國本土的電動車產業。
稀土與關鍵礦產是另一個例子:中國的支配地位,讓北京得以用斷供威脅反制關稅戰,「他們手上握有我們沒有的槓桿」。稀土是17種金屬元素的統稱,高性能永磁體的關鍵原料,電動車馬達、風力發電機、飛彈導引系統與戰機都離不開它;據國際能源總署(IEA)統計,中國掌握全球約六成稀土開採,精煉環節的佔比更一度高達九成,這條經營數十年的產業鏈,正是北京手上的戰略槓桿。
訪談中,陸克文亦指出,美中官方互動的框架語言,也記錄著這種實力消長:從歐巴馬時期的「重返亞洲」、川普首任的「戰略競爭」,到他轉述、稱2026年5月北京峰會後由中方提出的「建設性戰略穩定」。
陸克文對習近平的解讀,從家族史說起: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延安時期(1930至40年代中共退守陝北延安的根據地歲月)的重要幹部,卻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反覆遭到批鬥整肅;青年習近平自己則被下放農村,在困頓中生活了數年。陸克文分析,這種經歷在部分人身上會激發對黨的怨恨,但在習家父子身上效果相反:他們選擇相信黨終究知道什麼是對的。陸克文說,習仲勳讓他想起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的最後一幕:溫斯頓(Winston)在步入湮滅之際,才發現自己始終愛著「老大哥」(Big Brother),而黨永遠排在第一位。這種在整肅中淬鍊出的忠誠,陸克文形容為練出「鋼鐵般的血脈」(veins of steel)。
「鬥爭」(struggle)——這個在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期幾乎消失的毛時代用語,被習近平重新帶回中國政治語彙。訪談中提到這個詞時,陸克文連說了三次:「struggle、struggle、struggle」。他說,這個語言細節透露的是一套馬克思主義辯證史觀:歷史被理解為一股有方向的力量,黨的任務是加速它往前推進。在他看來,經濟政策的左轉由此而來:從市場化與民間消費為主軸的「改革開放」,轉向國家主導的供給側產業政策,前述的「中國製造2025」正是具體體現,被他稱為經濟史上規模最大的產業政策實驗。
陸克文說,習近平把蘇共垮台歸因於腐敗從零售規模惡化到產業規模、「魚從頭爛起」(the fish rots from the head);更反覆感嘆蘇聯解體時,竟沒有一個紅軍軍人挺身捍衛黨;這成為他堅持黨對軍隊絕對控制的核心依據。近幾年解放軍內部包括2026年1月落馬的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在內、據陸克文稱已有約百名將領遭到整肅,他認為這既是真實的反貪腐,也是清除異見、鞏固忠誠的手段。
延伸閱讀:解讀中共張又俠被拔官清洗:戰備、反腐、控制的三線合流
馬雲2020年在上海外灘峰會公開批評監管政策後遭全面整肅,陸克文判斷:「在黨、在習近平眼中,他變得比黨還大」。直到2025年初,馬雲等企業家才被請回檯面;陸克文分析,習近平清楚人工智慧主導的新一輪產業競爭國企做不來,活力仍在民營部門。至於青年失業與社會不滿,陸克文轉述習近平的處方是一個詞:「吃苦」(他在訪談中直接以中文說出 chiku,並解釋意指 eat bitterness)。他說:「黨史上每逢最艱難的時期,我們靠的就是這個辦法」,而在無所不在的監控體系下,這套要求是有強制力的。
從廈門到牛津:讀習近平的人
陸克文在訪談中回憶,他與習近平的第一次交集是一場公務會面。1980年代中期,他以澳洲外交官身分派駐北京;此前,他曾在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學習中文,中文名「陸克文」也是自取。當年他自嘲是使館裡「負責影印的小職員」,為澳洲總理霍克(Bob Hawke)訪問廈門經濟特區打前站,因此見到時任副市長的習近平。他說,他確信習近平不記得見過自己:「我確信他當時見了一大堆外國野蠻人」(a whole bunch of foreign barbarians)。
被克萊恩問起對習近平的第一印象,他坦言:他當時知道對方的父親是政治局委員習仲勳,「但若說第一次見面『整個房間為之一震』,那是騙你的」。真正讓他改觀的是多年後:時任澳洲總理的他,在坎培拉官邸的爐邊與來訪的中國副主席習近平以中文長談兩小時,發現對方談的一切,都圍繞著自己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位置。陸克文說,那是他第一次意識到,眼前是一個把自己放進歷史裡的人。
1989年陸克文重返北京,抵達那天正是當局宣布戒嚴的日子;六四鎮壓前,他曾在天安門廣場待了約一週與學生交談:革命歷史博物館樓頂掛著「民主」巨幅旗幟,人民大會堂外貼滿大字報,約五十萬名青年聚集,連中央黨校、外交學院這些中共自家單位都有隊伍到場。
回憶當年,陸克文指自己站在廣場上,已感受到強烈的不安:對鄧小平這樣的老派列寧主義者,眼前這一切就是「搞亂」,勢必劃下界線。陸克文並透露,整個1990年代中共內部持續辯論要不要走向新加坡式的「指導式民主」,直到1997年鄧小平去世,辯論落幕,中共決定長期執政到底。這個轉折點,比習近平掌權早了十五年。
之後的職涯,他自嘲是「持續降級」:總理、外交部長、博士生、大使、智庫負責人。各國政要見他,問的是同一個問題:習近平在想什麼?他發現自己答不準,59歲那年報名牛津博士班,把習近平公開發表的文本讀了一輪。撐完學位靠的是他所稱的「男性虛榮心原則」(the male vanity principle):報了名再退學,太丟臉。苦讀化成兩本書:《可避免的戰爭》(The Avoidable War)與博士論文改寫的《論習近平》(On Xi Jinping)。2023年他出任澳洲駐美大使,2026年初提前卸任,3月底回任亞洲協會(Asia Society)總裁暨執行長。
陸克文說,他作為分析者的擔憂是:習近平會不會在過度自信中認定,千載難逢的機會已經出現?「危險在於,他真的算錯」(The danger is that he actually miscalcu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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